引言：
“清官難尋，貪官易得，作為一個知府，三年下來能夠累積十萬兩銀子。”這句流傳在清代官場的諺語傳達了一個令人深思的現象。即使是一位廉潔如水的知府，也能夠積攢起十萬兩銀子的收入。另一句諺語則描述了知縣的情況：“不貪不濫，一年三萬。”這句民間俚語廣為流傳，并在清代官場被廣泛認可。刑部引用其他資料，明确将一年三萬兩銀子作為知縣額外收入的标準。換句話說，如果一個知縣一年的收入在三萬兩以内，就難以輕易稱其為貪官。
然而，我們要深入探讨“一年三萬”的合理性，不能僅僅以貪官為例。在查閱相關資料過程中，我發現乾嘉時期河南魯山的知縣董作棟的情況相當具有代表性。
據《魯山縣志》記載，曾有一位聲譽良好的清官，名叫董作棟，他在魯山的曆史上留下了無數贊譽。那麼對于這樣一位清官來說，他每年的支出和收入又是如何呢？
董縣令收入如何？
在清代，地方官員的收入可以分為兩大部分。我們統一按照清朝中晚期的銀子價值估量，一兩銀子相當于人民币300元。
一部分按照清代文官的俸祿制度來計算。七品知縣的年俸應為45兩。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全國一千三百多個知縣并不能拿到全部俸祿，他們實際到手的收入通常在41兩5錢至43兩8錢之間。
這其中涉及到一個稱為“均攤俸銀”的制度，該制度于乾隆二年推出，細節就不多贅述，了解有這個制度即可。除了正俸，地方官還有養廉銀，每個省的經濟水準不同，養廉銀的标準也各不相同。
以河南省為例，其處于中等水準。根據《清會典》中的記載，河南巡撫的養廉銀為1.5萬兩，布政使為0.8萬兩，知府為0.4萬兩，知縣為兩千至一千兩。在河南各個縣中，魯山也處于中等水準，魯山知縣的養廉銀為1400兩。我了解的養廉銀子就是績效獎金。
據此我們可以計算，董知縣看得見的收入包括薪水43兩和績效獎金1400兩，合計為1443兩。
另一部分是法外收入。法外收入的概念非常廣泛，包括合法與非法之間模糊不清的灰色收入，以及完全隐藏起來的黑色收入，都可以歸類為法外收入。
顯然，董作棟不會将法外收入記在明賬上，需要根據魯山縣具體的财政收入來估算。幸運的是，清代官場有一項不成文的規定，新官上任時，賬房師爺按規定要提前準備好一本叫做“須知冊”的冊子。
在魯山縣的“須知冊”中，詳細記載了該縣的各種賦稅收入。每年從土地征收的地丁大約有24000多兩，按每兩征收1.64兩銀子。扣除上交部分後，剩下約8000多兩；每年從民間征收的米大約有2000多石，按每石征收4.26兩銀子。實際上交的約為4.2兩；每年從屯田地征收的米大約有1600多石，按每石征收3.25兩銀子。實際上交的約為3.2兩；每年應繳稅契約約有4000多兩，按每産值1兩征收0.8兩銀子。實際上交的為0.6兩。
以上幾項是魯山縣法外收入的一部分。以第一項為例，光賦稅收入一項就比戶部多1.5360萬兩，其中一半按規定上交給府省各級，剩下的7680兩就是魯山縣的法外收入。這筆錢并不需要在明賬上記錄，與合法收入沒有什麼差別。
綜合計算，董作棟在魯山任職期間，每年不正當收入總計約為3.242萬餘兩，相當于法定俸祿的20多倍。值得注意的是，在乾隆和嘉慶時期，一個五口之家的年收入還不到50兩。
董縣令又有那些支出呢？
雖然董作棟的收入看似豐厚而令人羨慕，但他的支出也是令人震驚的。首先是支付給幕僚的修金。作為一名勤于政務的政治家，董作棟聘請了一位首席幕友負責财務和刑事事務，每年花費880兩銀子作為其薪酬。此外，他還雇傭了三位師爺負責财務、征稅和子孫教育，三位師爺的薪酬總計600兩銀子。
除了支付胥吏的薪水外，還有其他費用。據魯山縣的統計，共有 12 名胥吏，每人每年的工資和夥食費合計 11.8 兩銀子，總計 129 兩銀子。此外，還有 74 名差役，每年的工資和夥食費合計 444 兩銀子；縣學齋的門子和膳夫共有 5 人，每年的工資和夥食費總計 50.4 兩銀子。此外，還需要支付招募團丁的費用和衙門的辦公費用，所有這些費用加起來超過 12200 兩銀子。
此外，還有應酬費用。具體數目不太确定，因為其中相當一部分費用都是以應酬為名的“規費”，即給上司送禮的銀子。
據魯山《規費賬簿》記載，董作棟需要在各種場合花費銀子來送禮。例如，給道員每人送禮三百兩，給知府每人送禮二百兩，而各級上司的下屬等也要打點。一年下來至少要花費 4000 多兩銀子。
此外還有一些支出項，比如每年董作棟都需要前往省城與河南巡撫、布政使、按察使等進階官員會面，僅這一項開銷就要花費至少3000多兩銀子。此外，還有上級機關的分派任務、京城權貴親屬的敲詐勒索，還有參與公共事業的捐款等等。盡管董作棟的記載中沒有具體提及，但在同治年間廣東四會知縣杜鳳治的筆記中可以看到，這些開支加在一起一年下來至少要花費6000多兩銀子。
除了這些“公費”開支之外，董作棟還需要支付家用方面的巨額開支。他的家庭共有12口人，盡管生活相對簡樸，按照每個人一歲需食用米三石六鬥的平均标準來計算，一年的開銷也要達到400兩銀子。
此外還有一些零星支出，比如寄錢回老家、人情往來、資助親戚等等，大緻在2000兩銀子左右。
綜合來看，董作棟的開銷大緻在30000兩銀子左右（實際數字可能還要更多），而他的收入隻有32200兩銀子，一年下來所剩無幾。如果想要過上體面、奢華的生活，顯然遠遠不夠。是以，“不貪不濫，一年三萬”這句話可以說是相當客觀和公正的描述。
結語：
然而，這個故事也讓我們深思清代官員的生活方式。在那個時代，即使是廉潔的官員，也難以擺脫繁重的公務、應酬以及各種開支的困擾。合法和非法之間的灰色地帶讓清官們難以完全做到清白無私，即使按照“不貪不濫，一年三萬”的标準行事，也很難保證經濟寬裕。這或許反映了當時官場風氣的弊端，也讓我們對清代官員的生計之複雜有了更深刻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