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教育长罗瑞卿

一、毛泽东认为他颇似邓演达，任命他为抗大教育长

1935年10月，罗瑞卿随中央红军到达长征的终点——陕北吴起镇。11月，罗瑞卿调任第一方面军保卫局长，并参加了东征。东征回师不久，中共中央决定开办红军大学，为即将来临的伟大抗日战争培训骨干。

193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建立红军大学的问题。在会上，毛泽东提出，黄埔军校在国民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办红大，就要像黄埔一样完成革命的历史使命。办学校最重要的是选择校长和教员。一军团作风雷厉风行，很能打仗，校长就选林彪。学校还需要有教育长，我们要选一个像邓演达那样精明强悍、雷厉风行的干部当教育长。罗瑞卿颇像邓演达，建议选他做教育长。毛泽东还提议由周昆任校务部主任、何涤宙任教务部主任、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由林彪、罗瑞卿、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周昆组成教育委员会，毛泽东兼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由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毛泽东、林育英、何凯丰、李维汉、杨尚昆、叶剑英、林彪、罗瑞卿、罗荣桓、张如心、袁国平、董必武担任教员。毛泽东的经典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即是他在红大讲课的提纲。毛泽东还就学习时间、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学方法提出建议。按照他的建议，红大贯彻了“少而精”、“理论与实际联系”、“军事与政治并重”等教学原则。

1936年6月1日，红大开学典礼在瓦窑堡米粮山上的一座庙宇门前的空地举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出席大会并讲了话。毛泽东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毛泽东最后充满感情地说：“黄埔学生领导了第一次大革命，瓦窑堡的学生要领导第二次大革命。”他的话引起全场师生热烈鼓掌。

当天晚上，开了晚会，节目有李克农导演的活报剧和双簧，有陕北歌舞团的唱歌跳舞，红大师生演出了话剧。晚会后，罗瑞卿、李克农陪同邓颖超到后台看望了演员。

红大共分三个科：第一科科长陈光、政委罗荣桓，主要训练团以上高级干部，共39人。他们是林彪、罗荣桓、罗瑞卿、谭政、陈光、彭雪枫、杨立三、张纯清、刘亚楼、耿飚、张爱萍、杨成武、赵尔陆、王平、张经武、苏振华、陈士榘、郭述申、黄永胜、彭加仑、周建屏、符竹庭、贾拓夫、邓富连、杜理卿、张达志、童小鹏、宋裕和、莫文骅、贺晋年、张树才、刘惠农、吴富善、谭冠三、肖文玖、边章武、罗宝连、武亭、洪水。第二科科长周士第，主要训练营连干部，共225人。第三科科长周昆、政委袁国平，主要训练班、排干部，共约800人。

6月21日，国民党第八十六师突然袭击瓦窑堡，因当时敌我兵力对比过于悬殊，红大掩护中央机关向西转移。7月初，红大一科、二科迁至保安（今志丹县）县城，第三科迁至甘肃省环县本钵寺。

于是，红大一科在保安县城东南面的半山城上几十孔石窑洞里安了家，设备十分简陋。1938年6月1日，罗瑞卿在《抗大的过去与现在》中回忆道：

学校第一期的物质上的苦况，那是很令人难于想像的。他们没有必要的校舍，只有经过学生自己的劳动所修补起来的几个破石窑；他们没有任何校具的设置，几块破砖所凑成的四方形的台子，便是学生们在讲堂上听讲的坐位，学生们自己的两个膝盖，也就成为他们用做笔记惟一的活动书桌了。

由于国民党封锁，纸张严重匮乏。学校要印讲义，给学员发一个笔记本都很困难。此时，蒋介石经常派飞机前来骚扰，从飞机上撒下许多传单。部队搜集到这些传单，都送到红大来供大家使用。一天，罗瑞卿拿来一叠花花绿绿的传单对大家说：“大家来看呀，你们的身价又提高啦！”大家一看，是国民党悬赏的赏格，宣布对共产党的干部无论是打死还是活捉，都按职务大小不同各奖大洋若干。同志们一算，仅红大一科全体人员的“脑壳”加起来，值好几百万。有的同学对罗瑞卿说：“老罗，你去给蒋介石打个电话，问他能不能把我那一份先支出来，我们买点纸、笔也好哇！”罗瑞卿立即风趣地说：“对，我就对他说，脑壳我先保存着，就怕他龟儿子付不起。”

于是，张爱萍、宋裕和即按此情节编了一出小戏。罗瑞卿演自己，蒋介石由耿飚扮演，宋美龄由宋裕和扮演。据耿飚回忆，这出小戏的台词大致是：

罗：（作打电话状）老蒋吗？我是老罗呀！

蒋：哪个老罗？

罗：老子是罗瑞卿！

蒋：（对宋美龄）快，拿钢盔来。（对罗）我不怕你，我有百万大军，还有美国钢盔。（对宋）娘希匹，怎么把痰盂给我戴上啦？

罗：你们的报纸宣布我被“击毙”七八次了，可“赏钱”你一分也没有发。我至今日夜保管着脑壳，等钱用哩！

此时，罗瑞卿仍然绷着脸，但台下已笑得前仰后合。有的干脆跳到台上，作夺下蒋介石的电话状，问：“喂，你把钱弄到哪里去了？”

台下七嘴八舌问：“快交代！”“快说！”

这已经出了原规定的剧情范围了，耿飚只得应付一句：“我都抽大烟啦！”

“红大”不仅演戏，而且还打篮球、网球，十分活跃。

西安事变后，12月15日，中共中央调罗瑞卿与叶剑英、秦邦宪、李克农等一起参加中共代表团，随周恩来赴西安，为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从而为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创造条件。

1937年2月9日，罗瑞卿返回延安。此时，红大已随党中央迁至延安，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校长是林彪，副校长是刘伯承，政治部主任是傅钟，训练部长是刘亚楼，教务部长是杨立三。罗瑞卿继续任教育长。

3月2日，抗大举行了第二期开学典礼，毛泽东、朱德参加了开学典礼。毛泽东讲了话，他说：抗大像一块磨刀石，要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创新社会，去打倒日本。

抗大第二期分为大学部和附属步兵学校两部。大学部设在延安，步兵学校设在甘肃庆阳。

大学部共分14个队，有学员1362人。其中第一、第二队多为红军团以上干部，他们中有：陈赓、罗炳辉、张际春、胡耀邦、何长工、周子昆、赖传珠、杨得志、姬鹏飞、曾希圣、康克清、邵式平、陈奇涵、王诤、刘型、刘转连、王集成、王宗槐、王尚荣、乐少华、谭友林、戴季英、黄春圃（江华）、姚哲、伍云甫、倪志亮、方正平、王赤军、余秋里、汤平、张震、张国华、马文波、李干辉、谢振华、梁兴初、肖望东、胡立教、贺订积、赖毅、王维舟、周纯全、黄志勇、李中权、谭政文、谭家述、曹里怀等。

第三至第八队为红军中的营、连干部。第九至第十四队组成第四大队，都是各地来的青年学生，共550人。

这一期为抗大第一次承担成批培训外来知识分子的任务。为了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先后建立了训练部、政治部和校务部，学校在职干部由第一期的14人增至87人。抗大的多数军事教官，是富有实战经验的红军指挥官，他们中有谭希林、韩振纪、曹里怀等。抗大的政治教员，则主要来自曾受过高等教育或曾从事理论工作的党员干部，其中有杨兰史、任白戈、艾思奇、何思敬、徐懋庸等。

同红大时期一样，抗大最好的教员乃是由党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兼任。为了总结十年内战埋藏的经验教训，为肃清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做好思想准备，毛泽东在抗大讲授《辩证唯物论》，讲课历时3个多月，讲了110多个小时。毛泽东经典性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即为其中的两章。通过授课，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导大家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工作方法，提高对主观主义及其表现形态教条主义的辨别能力。

毛泽东还先后为抗大制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教学方针。

在抗大不断发展的形势鼓舞下，凯丰欣然命笔，创作了一首抗大校歌的歌词。罗瑞卿请抗大的音乐家吕骥谱曲。吕骥一看这歌词，旋律便在脑海中浮现，很快谱好了曲。罗瑞卿接过歌谱，随着吕骥一起小声唱起来。曲调庄严雄伟，很有气魄。于是，抗大校歌就这样诞生了：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

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

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

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

积极工作！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

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

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

前进！前进！

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他扛起老钁头，带领学员挖窑洞。毛泽东称誉其为

“我们的伟大事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抗大第二期学员随即于8月间毕业，分配到抗战的各个部队、各个部门。

8月1日，抗大第三期开学。这一期共有学员1272人，其中红军老干部795人，占学员总数的63%。其中有：王树声、李先念、曾传六、许世友、李志民、王建安、卢冬生、洪学智、郭鹏、丁秋生、罗舜初、程才、李天焕、詹才芳、曹祥仁、丁国钰、李寿轩、欧阳毅、晏福生、李贞等。知识青年477人，占学员总数的37%。

8月25日，红军奉命改编为八路军。校长林彪被任命为第一一五师师长，副校长刘伯承被任命为第一二九师师长，都离开了抗大。抗大的全面工作即由罗瑞卿主持。

为了接纳日益增多的知识青年，中共中央决定，除抗大外，另办一所陕北公学，要求抗大腾出部分校舍，并由抗大学生自己动手解决校舍问题。罗瑞卿向当地干部和群众做了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决定挖窑洞。10月间，他向抗大师生做了动员报告，非常具体地讲了如何组织，如何施工以及对窑洞大小的要求，共需挖长2.5丈、宽8尺、高9尺的窑洞150孔，限15天内完成。

随后，罗瑞卿便亲自扛着老钁头，率领1000多名教职学员，开到凤凰山工地。据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蹲了国民党监狱九年的李逸民回忆：

任务是艰巨的，为了10天（应为15天）内按时完成，中饭都在工地上吃。挖窑洞消耗体力很大。我因刚出监狱不久，身体比较弱，（组长）王建安、许世友同志照顾我，不让我干重活，分配去烧开水和送开水……罗瑞卿同志对工程抓得很紧，每天到现场检查进度，对完成任务好的小组进行表扬，对完成任务不好的小组进行批评，并教给挖洞的方法。我们小组属于进度快的。有一天，罗瑞卿同志来到我们小组施工现场，表扬一番以后，拿起自己带来的钁头，就参加挖起土来。挖了好一会，他又来到我身边，看我在烧开水，就问：“你是专门烧开水的吗？”我说：“是啊！因为我刚从国民党监狱出来，身体比较弱，组长照顾我，让我专门烧开水。”罗笑了起来，并说：“你要保证开水供应啊！”

毛泽东得悉抗大开始挖窑洞并取得好成绩后，很是高兴。10月23日，他致信抗大：“听说你们建筑校舍的劳动热忱很高，开始表现了成绩，这是很好的，这将给我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

经过半个月突击劳动，沿凤凰山山坡，共挖成175孔窑，超额完成25个。窑洞洞口安有门窗，窗棂上糊上白纸，墙壁用石灰粉刷，光线充足。窑洞挖好后，还修筑了一条3000多米长的盘山公路——抗大路。一到晚间，凤凰山从山顶到山脚，一排排窑洞灯火闪烁，宛如高楼一般，使人几乎疑惑到了大城市。到延安访问的国际友人斯诺、史沫特莱等交口称赞，这是古今中外未曾有过的“窑洞大学”。

11月14日下午，罗瑞卿主持召开了抗大新校舍落成典礼。毛泽东把这次挖窑洞称为“我们的伟大事业”，并亲笔将其写成横匾。他还参加了落成典礼并讲了话。他说：“在这次伟大的事业中获得成果的原因，把它总括起来说，就是能够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他又说：“你们现在已经有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的精神，只要在这个基础上，经你们的天才把它继续发扬与发挥起来，驱逐日本出中国是完全可能的。”

当时，动员学员参加挖窑洞，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校舍不足的问题。劳动本身，对于从城市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是重要的一课。1964年3月，罗瑞卿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青年战士成长的道路》一文，指出：“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青年跑到延安‘抗大’，他们入学的第一课就是自己动手挖窑洞。毛主席给‘抗大’的学生讲话说，吃小米，打草鞋，爬大山，这就是革命，这就是马列主义。”

1937年10月，出现了轰动延安城的黄克功事件。黄克功，红军时代曾当过团政委，1938年在抗大六大队任大队长。他与陕北公学学员刘茜确定恋爱关系后不久，刘突然变卦。心胸狭窄的黄克功丧失理智，开枪打死了刘。

罗瑞卿过去很器重黄克功，因为他出身贫苦，很能打仗，而且很年轻，当时只有二十六七岁，但对黄毫不姑息迁就。在一次研究此案的会议上，他认真听取了不同意见后说：“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犯了法就应当受法律的制裁，而不应当有什么例外和特殊。黄克功自恃有功，目无法纪，必须依法惩办。”罗瑞卿将抗大党组织的意见和群众的反映向中央做了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后，来到抗大校长办公室，又反复征求罗瑞卿等的意见，然后一边抽烟，一边考虑，在屋内来回踱步3小时，最后才下了决心，批准对黄克功依法执行枪决。临刑前，罗瑞卿以惋惜的心情到狱中看了黄克功，问黄还有什么后事要交代，并答应将来如有可能，帮他照顾亲属。黄对自己的行为十分后悔，表示认罪伏法。行刑的那一天，黄克功痛哭流涕，说自己害死一命，给党和革命造成严重损失，希望大家不要学他的样子。

处理黄克功事件引起了极好的反映。广大知识青年称赞共产党、八路军法纪严明，不徇私枉法，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1938年1月28日，抗大举行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六周年运动大会，进行了军事、政治、体育和文化娱乐方面的竞赛。毛泽东为大会题了词，并在闭幕式上讲话，宣布罗瑞卿为抗大副校长，主持抗大全面工作。

1937年和1938年之交，罗瑞卿撰写了《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书。据魏传统回忆，这本书是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编写的。撰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参加抗日的国民党军队克服其缺乏进步的政治工作、脱离人民、官兵对立的弱点，促使其走向进步。毛泽东即将此任务交给罗瑞卿。为了让他能集中精力写书，毛泽东让他住在自己隔壁的窑洞里。罗瑞卿聚精会神，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完成了书稿。

这本书以古田会议决议为指导思想，比较详尽地总结了红军和八路军十一年来的政治工作经验，全书共20万字，分为八章，即：政治工作的任务，动员时的政治工作，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巩固部队的政治工作，战时政治工作，对居民的政治工作，对敌军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组织问题。

书稿写完，并经抗日战争问题研究委员会审阅后，罗瑞卿又抱着厚厚一摞稿子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毛泽东看他捧了一大摞手稿，便高兴地说道：“哦，大功告成了？”罗点点头，想请主席题写书名。毛泽东十分高兴，立即题写了书名。从1938年2月至8月，延安《解放》杂志分六期选载了本书的有关章节。1938年11月，罗瑞卿又做了一次修改后，交延安的解放社出版了单行本，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历史文献。不久，在国统区也出版了这本书。

知识青年从全国各地蜂拥而来，罗瑞卿兴奋地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1938年3月，抗大第三期学员毕业。同时成立了“抗大同学会”。毛泽东为抗大同学会题了词，重申了抗大的校训。3月30日，毛泽东又为抗大干部讲话，他说：“没有共产党是不能战胜日本的，没有干部也是不行的。我们希望抗大四个月办一期，每期三千人，加上陕北公学和党校，每年训练三万人。”毛泽东还对抗大第三期第三大队毕业学员讲了话，他说：“你们到抗大来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挖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是第二课；现在第二课上完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便是到斗争中去学习。”

4月16日，抗大第四期开学。从5月8日，由八路军驻武汉、西安等办事处介绍来的革命青年即达2288人。第四期共有学员5562人，相当于第三期的10倍。其中有作曲家郑律成、贺绿汀；有演员欧阳山尊、莫耶、史若虚、汪洋、张平、颜一烟等；还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的子弟，如张学良之弟张学思、张作相之子张蔚九、杨虎城之子杨拯民、冯玉祥之侄冯文华、傅作义之弟傅作良、赵寿山之子赵元杰以及武昌起义军总司令黄兴之子、曾留学日本的黄鼐。此外，还有5名国民党的县长。在学员中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64名华侨以及朝鲜、越南和日本的国际友人。面对抗大这一兴旺发达的局面，1938年6月，在纪念抗大成立二周年的大会上，罗瑞卿兴奋地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为了适应学员急剧增加的形势，到第四期教职员增加至1386人。

在这些教员中，给罗瑞卿印象最深的是满脸络腮胡子的郭奇。直到1963年3月，他在军事学院的一次干部座谈会上还说：“办学校我第一个认识的是郭奇同志。郭奇同志是我们延安的‘马克思’，教了很久的马克思主义。他长了很多胡子，看形象大家就叫他‘马克思’。他至少应该是马克思的学生。”

他还说道：“办学校，我办过几年，开始也是动动摇摇的。在延安时，主席讲过，死了埋在清凉山。”

毛泽东这句话帮助罗瑞卿和许多老干部、教员，下定了长期在抗大从事党的教育事业的决心。

大批知识青年涌入延安和抗大，增强他们和老干部的团结便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罗瑞卿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于1939年3月2日，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了《新老干部更紧密的团结起来》，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问题。在罗瑞卿等的领导下，抗大的新老干部的团结得到进一步增强。

抗大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到处都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罗瑞卿历来是文体活动的积极分子，在他的倡导下，抗大从第三期开始就在基层队成立了救亡室，这是由红军时期的列宁室改名而来，相当于后来部队基层单位的俱乐部，是在党支部和指导员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党支部通过救亡室开展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以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毛泽东听说抗大基层队成立了救亡室，十分高兴。12月15日，他特为第三大队九队救亡室亲笔题词：

九队的同志们：庆祝你们成立了救亡室，这救亡二字就是你们及全国人民在现阶段上惟一的总目标。达到这个目标的道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你们学习这个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方法，惟有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救亡之目的。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五日

救亡室成立后，戏剧歌咏活动都比较活跃。三大队九队有一批文艺骨干，其中有左明、张平、莫耶和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这个队在“一·二八”运动会及戏剧、歌咏比赛中都得了第一名。

从这时开始，抗大的歌咏活动便开展得如火如荼。每天起床号一吹，校内就歌声四起。不仅起床后唱，出操行军唱，上课前也唱。尤其是开大会听毛泽东等领导人作报告之前，队伍一带到会场，便你拉一个、我拉一个，你唱《到敌人后方去》，我唱《毕业歌》，此伏彼起，形成了热烈的歌咏比赛。第四期第三大队的指挥是一位英姿飒爽女同志，她叫黎琳，后改名张露萍。她最爱指挥唱的歌叫《到敌后干一场》。后来她未去敌后，却受党派遣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做地下工作，不幸壮烈牺牲。

1938年7月8日，毛泽东、林彪、罗瑞卿致电西安、武汉、河南、南昌、香港、新四军等处中共负责人，指出：抗大第五期需及时招收大批学生，不限名额，来者不拒。由于抗大大门敞开，外地学生如潮水般涌来。到1938年12月，第四期结业、第五期开学时，抗大师生员工共达1万人。

二、“委员长”不发大洋了，怎么办？

1938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北门外广场召开的抗大干部大会上，专门讲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难。他说：现在抗大有1万人，陕公有3000人，青训班有2000人，还有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党校，共约2万人。我们办了许多学校，训练了许多干部，这个政策是对的。接着，他分析了当时延安面临的物质困难以及对待这些困难的办法。对此，罗瑞卿在1960年大陆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时回忆道：

在延安时，何应钦不发大洋，“委员长”也不发大洋了，怎么办？毛主席在抗大演讲，提出无非是三个办法：第一是饿死；第二是解散，不发大洋，没有津贴么；第三个办法是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手拿钁头是可以开荒的，这个叫自力更生。

抗大全体同志立即起而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1939年2月9日，抗大召开全校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罗瑞卿代表抗大生产委员会作生产动员报告，要求把生产运动列入教育计划，统一安排时间，做到“不劳动者不得食”。要求全体教职学员每人开荒两至三亩，共开垦2万亩荒地，生产粮食6600担，生产单棉衣各5000套；每人生产若干双鞋袜和绑腿，做到自给；全校肉、菜亦由学校自己解决。在生产期间，全校取消炊事员。各单位由学员轮流做饭，将全校炊事员集中到延安城外十里铺开办“抗大农庄”。在生产方面，除开荒种地外，还要弹棉花、纺线、开办缝纫厂，并自制粉笔、墨水、肥皂、纸张等用品。

要开荒，首先要解决工具问题。要打上万把钁头的铁，延安一时还解决不了。于是向晋西北、晋察冀根据地求援，很快，铁陆续运到延安。抗大人才济济，几位曾当过铁匠的师傅一教，到处都可听到丁丁当当的打铁声。时间不长，学校便给每位学员发了一把钁头，同学们都将其称为战胜国民党经济封锁的武器。

4月20日，在罗瑞卿等领导干部的带领下，全校教职学员、男女老少都扛起钁头，向荒山秃岭进军。有的大队干脆就在山上安营扎寨。4月25日，全校基本完成开荒任务，荒山很快便披上绿装。

开荒任务基本完成后，罗瑞卿在抗大召开了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并邀请毛泽东出席讲话。毛泽东说：“抗大同别的机关一样，生产的第一阶段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这证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计划是可以实现的。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党的、做官的，大家干起来，那还不是一个新的中国吗？你们将工农商学兵结合起来了。你们读书是学，开荒是农，打窑洞做鞋子是工，办合作社是商，你们又是军，你们是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起来，可算是天下第一。”

抗大所开2万亩荒地，共收获粮食100余万斤。成绩巨大。

1939年5月26日，抗大三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毛泽东撰写了《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发表于当日《新中华报》，指出：

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

到延安参观的人们，所以十分注意去看抗大，我想不外这个道理。

抗大的革命与进步，是因为它的职员、教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它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没有这两方面的革命性进步性，抗大决不能成为全国与全世界称赞的抗大。

抗大三年来有其贡献于国家、民族、社会的大成绩，就是它教成了几万个青年有为与进步革命的学生。抗大今后必能继续有所贡献于国家、民族与社会，因为它还要造就大批青年有为与进步革命的学生。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

罗瑞卿也发表了《纪念抗大三周年应有的认识》一文，他写道：

抗大是适应着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它是一个大时代的历史产物，是在极端的困苦的条件之下与难于设想的艰难状况中成立起来、发展起来、壮大起来的。三年以来，它在中共中央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并没有辜负时代赋予的使命，而且获得了极其重大的成绩。经过它的培养与鼓励，创造了一大批优秀的干部去到各个抗日的前线。本着时代的要求，它创立了一套崭新的教育制度，并掌握了最合理的教育方法与学习方法。它表现着许多优良的特点与作风，诸如教学之间的一致、理论与实际联系问题的真正解决。它特别着重于实际的锻炼与实际的教育，特别着重于培养艰苦奋斗不怕困难的作风，以及广大学生在自觉的基点上一面学习、一面劳作。可以说它已经在企图开始消灭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分离现象。所有这一切，世界上除苏联而外，都是任何其他学校所寻找不出来的。

6月1日，在延安南门外抗大总校校部门前广场，举行了盛大的抗大成立三周年大会。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王稼祥、张闻天、邓发、李富春等出席了大会。大会举行了阅兵式后，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都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们都肯定了抗大的成绩和功劳。声讨了国民党内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顽固派和企图妥协、投降的投降派。

随后，抗大全体人员举行了庄严的宣誓和向党中央、毛主席、八路军总部、陕甘宁边区政府献旗的仪式。当晚举行了营火晚会。这一庆祝活动连续进行了4天，白天举行运动会；晚间举办晚会。同时还举办了有3000多幅图片的抗大成绩展览会。

抗大三年来取得很大成绩，这是与罗瑞卿的领导分不开的。七七事变后不久，校长林彪即赴前方。1938年3月1日，林彪路过山西隰县千家庄时，阎锡山部队士兵看到他和随行人员均穿日军大衣，骑日本马，以为是日军而开枪射击。林彪被误伤，返回延安养伤，曾在抗大小住。5月2日，他曾对抗大全体教职员发表演讲。他说：“我回来以后，对于学校有许多新的感想，感觉到学校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个进步表现在克服困难，表现在创造性方面。”接着他列举了学校在挖窑洞以解决校舍、培训大量教员和筹措经费三个方面的成就，随后说：“今天，我们学校能够克服许多的困难，能获得许多的进步，主要是由于全体学生的努力，由于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同时是由于学校的主持人罗瑞卿等同志的努力……”5月22日，林彪在全校干部会议上讲话再次指出：“张如心、苏振华、杨兰史、艾思奇、任白戈、高存信诸同志，都是很好的模范，特别是主持学校全面的罗瑞卿同志，他始终有高度的责任心，有办法的，他以身作则地领导全校干部去克服一切困难。”

三、他率领抗大，到敌人后方去

1938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将抗大第一、第二分校迁往敌后。1939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做出《关于抗大陕公等学校迁移到晋东南的决定》，指出：“最近敌人企图进攻边区，加之地区贫寒、粮食困难等，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抗大本校、陕公本校等移驻晋东南，由北方局及前总负责监督与领导。惟学校的方针及组织改变仍由中央决定。”

翌日，罗瑞卿在抗大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并阐述了这一决定的意义。他说：“第一，我们的东迁，给日本法西斯企图进攻边区一个有力的回答。日本帝国主义要来，我们就和他‘换防’，而且在他没有来以前，我们就先到他们后方去。第二，抗大上前线是给全国学校做个模范。国民党的许多学校都迁往大后方逃避敌人，我们却向着敌后挺进，这会给全国人民一个信心：华北不仅可以发展游击战争，还可以办学校，不仅办抗大分校，还要办抗大总校，这是非常使人兴奋的。第三，抗大上前线，是给反共分子、摩擦专家一个有力的回答。他们污蔑我们，说我们创造一党势力，专事在后方宣传。我们现在到前线去，正是给他们一个回答，让那些顽固分子睡在被窝里逞英雄吧！第四，抗大上前线，也给予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到处滥炸我们的学校、摧毁文化机关、企图毁灭中华民族文化的罪行，一个坚强的回答。在日寇面前证明：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精神，是永远毁灭不了的！第五，抗大上前线，将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有力条件。总校到华北去，不但可以加强对分校的领导，同时对于坚持华北游击战争，更有其重大的意义。”

中共中央的决定得到抗大和陕公等校广大师生的热烈拥护。随即，进行出发之前的整编。抗大总校除留下少数人员组成抗大第三分校留在陕北以外，其余人员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不久改称青年纵队），共有5000余人。由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任副司令员，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王智涛、欧阳毅分任正副参谋长。抗大4个大队改称一至四团，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工人学校等单位合编为华北联合大学，改称为独立旅。

7月10日清晨，延安下起了小雨，延河边杨柳依依。延安党政军民各界1万余人，在飞机场冒雨敲锣打鼓，挥舞彩旗，欢送抗大东进的队伍。罗瑞卿对欢送群众简短致辞：“日寇企图‘扫荡’华北，我们就要到华北去保卫华北，到敌后去坚持抗战！”

罗瑞卿的告别词激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抗大的队伍在锣鼓声中和此起彼伏的《到敌人后方去》的歌声中出发了。8月初，纵队分批乘船渡过汹涌澎湃的黄河，到达晋西北根据地。在兴县进行休整后，即由彭绍辉、罗贵波率领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和独立第一团护送东进。

同蒲路两侧为敌占区，据点林立，铁路已被严密封锁。

过铁路这一天，部队急行军150里。150里走下来，许多同学尤其是体弱的女生都走不动了。于是男同学便两个架一个，冲过铁路。第一梯队刚过完，被敌人发现了，于是又改变地点过路。

据当时在抗大政治部任干部科长的李志民回忆道：

在1939年7月总校挺进敌后的征途上，每当过封锁钱时，罗瑞卿总是走在队伍的前头亲自指挥，组织人员扶助女同志和生病、体弱的同志。他那种关心群众、身先士卒的精神，至今令人难忘。

当时在抗大三大队任教员的徐懋庸回忆过同蒲路：

在过铁路的时候，我们这些初次在枪声中紧张行进的人，是不免有点慌张的。但当看到罗瑞卿校长站在铁路上，鼓励大家“快跑”前进的时候，就安心了。

当时在抗大一大队当排长的平浪回忆道：

我带着一个女生班，那天晚上跑了一百八十多里路，那些女同志真不简单。我们下午五六点钟出发，走到晚间十一二点钟时，大家觉得很累，就休息一下，喝点水。接着通过封锁线，不是一般的行军，开始小跑，后来就大跑。我们赶到铁路线时，快两点了，也没月亮，一点都看不清，只有铁路很长很长，两旁有人站岗位。有个个子高高的人在讲话，从讲话的声音我听出是罗副校长。他说：“同志们，现在这儿就是封锁线，大家要跟上，听到打枪也不要停，两边有部队掩护，我就在这个地方。你们大胆走吧，不要掉队！”我们听了都很感动。罗副校长这么高的领导，亲自看着我们过封锁线，还向大家作宣传鼓动工作，那我们还怕什么？

当时鲁迅艺术学校的张铮回忆：

我们过铁路时，很疲劳，许多人拄着棍子。罗副校长站在铁路上对我们说：“看你们没精打采的，像个叫花子。快把棍子扔掉，大胆往前走！”我们的精神为之一振，脚底下又有劲了。

当时抗大一大队的宣传干事牛克伦回忆：

通过敌人封锁线是最紧张的时刻。罗副校长本是跟着第一梯队走的，但每一个梯队过封锁线时，他都在铁路上站着，并不断嘱咐大家：“过铁路了，大家快走！快走！”直到把三个梯队都送过去。

9月底，“青年纵队”到达河北省灵寿县陈庄，胜利完成了东进的第一阶段的任务。

10月7日晚间，晋察冀军区在和家庄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欢迎贺龙、关向应率领一二○师由冀中转移到冀西，欢迎罗瑞卿、成仿吾等率领抗大、陕公师生来到晋察冀军区。会前、聂荣臻让多准备了几个菜，算是为贺龙、罗瑞卿等接风。席间，聂荣臻、贺龙、关向应都向罗瑞卿、成仿吾反映了缺干部的困难，希望能多输送一些干部给他们。晚7时，欢迎大会开始，聂荣臻在大会上说：“罗校长、成校长带着数千名优秀的青年师生，从延安经过千山万水来到边区，和我们一起抗战。他们是培养干部的英雄，我们向他们表示敬意和欢迎！”

在大会上，罗瑞卿继贺龙之后讲话，表示要同边区人民团结奋斗，坚持抗战！

抗大有一支篮球队，一二○师也有一支战斗篮球队。两队比赛，贺龙、罗瑞卿必定到场助威。贺龙发现抗大球队有几把好手，立即向罗瑞卿提出：“某某号给我吧。”罗瑞卿摇摇头：“不行，这是我们的主力。”但是，事后他还是把好手调到一二○师。

1940年1月1日，抗大第五期毕业，在张家庄举行了元旦团拜，贺龙、关向应都参加了团拜。罗瑞卿讲话时首先整好队，然后说：“同志们，现在面向西，向党中央、毛主席拜年，鞠躬！现在面向南，向新四军将士拜年，鞠躬！现在面向东，向坚持平原游击战的八路军将士拜年，鞠躬！现在面向北，向在东北坚持抗战的抗日民主联军健儿拜年，鞠躬！”团拜方式新鲜，全场为之鼓舞。团拜后，总校领导即将13个连队的学员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和一二○师工作，6个连队转到抗大二分校继续学习，并将总校第三团调到冀中。抗大总校余下的人员于2月10日从陈庄出发，越过正太路封锁线，于26日到达武乡县的蟠龙一带，即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驻扎地区，同由何长工、赖光勋率领的抗大一分校留守大队会合，胜利完成了挺进晋东南的任务。

这一次东进，历时半年，途经陕西、山西、河北三省约30个县，行程约3000里，被人们称为小长征。

1940年4月，抗大第六期在太行山上开学。总校和各分校在各敌后根据地就地招收学员，击破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通过封锁陕甘宁边区使抗大生源断流的图谋。

在抗战初期，国民党统治区大批学校由沿海向西南大后方转移；与此同时，抗大总校和分校却逆向东行，向敌后挺进。这一点无疑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对此，罗瑞卿于1940年3月25日，撰写了《论建立“抗大”在敌后方的意义》，专门阐述了这一问题：

我们抗大的主要部分已经在敌人后方建立起来了！我们的旗帜已飘扬在全华北的每一块抗日根据地。

它转移敌后，将吸引着广大青年站在坚持敌后抗战的岗位上，与敌寇进行坚决斗争，它将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干部，去解决坚持敌后抗战的支柱——八路军、新四军中干部的需要。

七七事变以后，敌寇到处轰炸学校，摧残文化，企图毁灭我之民族精神。把抗大以及我党领导的许多学校，建立在敌人后方，乃是对敌寇的此种暴行最有力的回答。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出这样光辉的创举。

（总参《罗瑞卿传》编写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