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彭的灿烂笔记
编辑|小彭的灿烂笔记
【前言】
中国是因文化认同和文化共识而形成的，因此文化是文化中国的灵魂，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中华民族文化是由其内部各子民族的文化组成的，中华内部各个民族从来不是以血缘和种族来划分，而是以文化的差异特色作为标准。
从文明起源时代起，中华文明就因不同地域不同族群而形成满天星斗似的起源地，这些起源地因文化的差异和高低而形呈不同的地域和民族特色。
而这些地域和民族特色文化早在几千年前就认同于炎黄与华夏，认同中原文化这个核心。
认同华夏与中原形成的凝聚力、向心力，是中华大一统文明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根本精神动力。
不管内部政治、军事上的分与合，统一或纷争，即使如魏晋南北朝割据时代，各地域对文化中国的共识从来没有改变过方向，而只有越来越紧密和凝聚，越来越具有向心力。
就像南北朝时期，南朝和北朝均以争夺中华文化正统为荣，这正是隋唐能成为结束分裂割据时代，成为强盛的大一统帝国的精神支柱。
这也说明“文化中国”共识的形成和发展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续发展从不间断、成为世界四大古文明独有现象的奥秘所在，是中国文化特殊的精神魅力。
同时在这样的环境下各个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都对文化中国的诠释和坚守，作出了自己不同的历史贡献。
那么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她对于中华文化的发展，都有着怎样的贡献与作用？
【女皇武则天】
而中国唯一一个女皇帝武则天是在自汉以来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发展阶段，为文化中国的历史发展涂过一抹亮色的伟大历史人物，是初唐时期文化中国的一个特殊文化符号。
她对文化中国的历史发展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但由于她的功与过均很突出，历史著作对她的偏见也很突出，所以她对文化中国的贡献反而被今天的研究者忽视了。
《旧唐书》对武则天有功有过的评价，比《新唐书》全面否定的评价要公允，我们就从这里说起，《旧唐书》上记载：
“史臣曰：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儿，葅醢碎椒塗之骨，其不道也甚矣。”
武后阴谋暴君、酷吏冤狱的一面，的确是“不道也甚矣”，但这一面主要是针对唐宗室贵戚及其统治集团的，当然也扩大化了。
但她还有“知人安民”的另一面，这是值得肯定的，《旧唐书》当中同样有过记载：
“泛延谠议，时礼正人，初虽牝鸡司晨，终能复子明辟，飞语辩元忠之罪，善言慰仁杰之心，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
《旧唐书》对武后的尊时宪、听忠言、礼正人、得人心的这一面又是肯定的，这同时也就涉及到武后对“文化中国”的积极贡献。
现在来看，武后临朝称制改国号，改唐为周，又复唐明辟的前后反复的举动，如果从“文化中国”的视角来解读，应该是为了实现她以“周礼”为号召的文化中国的理想，也是值得肯定的。
【中国“大一统”认同潮流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政治和军事上分裂割据的时期，但中国文化并未分裂，文化之根并未割裂，相反，这一时期是“文化中国”的共识和认同取得最大共同度的时期之一。
正是这一文化认同，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民族融合和历史发展，为隋唐大一统文化帝国盛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种文化认同，首先是通过各国争夺中国文化正统的文化政策来实现和促进的，无论是南朝，还是北朝各国。
那些有识见的君主除各自实施有利于己的整军务农、力图富强等物质政策外，同时也很注重以“神州文化正统”为核心，维系各自境内胡汉诸族人心的文化政策的实施。
这些政策是促进由分裂割据走向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进程的文化因子，是隋唐两朝大一统文物制度得以重建和发展衍变的文化渊源。
而隋唐文化制度的渊源，可大别为三大文化地域：“江左”、“山东”和“关陇”。
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对这三大渊源作了精到透辟翔实的分析：一曰北魏、北齐，即旧史目之的“山东”，二曰梁、陈，即旧史称为的“江左”，三曰西魏、北周，即“关陇”含河西。
三大地域虽然各有各的文化特色，但都是以旧史称谓的“汉魏制度”为宗，换句话说，都是以传承“汉魏”正统文化为宗，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中国”概念。
一是“江左”区域，即南朝宋、齐、梁、陈，自然是以承袭汉、魏、西晋的礼乐政刑典章文化的正统地位自居。
但隋唐帝国制度主要承袭的是梁、陈，即史称“梁制”，而其前期宋、齐两朝文化则主要为北朝承袭。
二是“山东”区域，即北朝北魏、北齐，这一区域也不甘后进，以北魏孝文帝改革为契机，“变革夷风，摹拟汉化”。
不仅承袭汉、魏、西晋的制度，而且自东晋至南齐间的文化也为孝文帝及其子孙所摹仿采用，取凉州又融入了河西文化，加上本土胡汉文化交融，传至北齐成为中华文化正统的一大结集地。
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是王肃由南入北，将南朝前期宋、齐文物制度转输入北朝，又经王俭撰为总集，遂蔚成北魏孝文帝的“太和文治”之盛，“儒教由此大兴”。
实质上，“太和文治”不仅造成了“儒教大兴”的北朝局面，更为中原正统文化增添了“胡汉融会”的新质因素。
北朝，尤其是北魏，为汉族文化为主体因子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为多元因子的融会局面，为各族人民心向中原、增强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作出了当时最大的贡献。
北朝太和时代之新文化实“为后来隋唐制度不祧之远祖”，三是关陇河西区域，即西魏、北周，这一区域文化与李唐集团、武周集团的思想意识影响于唐朝文化制度则极有关系。
这一区域新兴文化的形成，是因为既保存了关陇区内旧时的汉族文化，即周代以来的“周官”文化，又融入了鲜卑六镇等少数民族的“野俗”文化，还承袭了中原魏晋的遗风。
这三种文化风习混合形成为一种不同于“江左”和“山东”的融胡汉为一体的有活力有新质的关陇文化，因此它也是隋朝，特别是唐朝制度文化直接重要的来源之一。
关陇河西文化有三大特色直接影响于隋唐，特别是武周之世：第一个特点是传承本地区起源的周代大一统文化，特别是依托“周官”诸制度的传承与创新。
武则天国号取名为“周”，就应该是承袭前代周朝，因“姬周旧土”而复兴的体现，故她特别尊重“周官”经典，摹仿周礼建设制度。
在她之前则有西魏宇文泰摹仿周官周礼创建制度并取得了成效。值得强调的是，复古即是创新。
宇文与武周两者的文化主旨都在于借周官复古之名，行中央集权制创新之实，以达到关陇胡汉文化融汇互通，取得中原大一统文化的最高认同这一目的。
第二个特点是关陇与河西政权借汉末以来中原战乱，文化蜕化之机，扶持从中原转移来的学术家族，或培植本土世家儒英，兴起家学，保护和传承汉代中原之学术，从而形成中原儒业学术中心向西北转移。
陈寅恪先生说：“如周生烈、贾洪、薛夏、隗禧之流，俱关陇区域之人，则中原章句之儒业，自此之后已逐渐向西北转移。”
直到初唐和武周时期，关陇学术在朝廷还占着重要地位。
第三个特点是因陆上丝绸之路的便利，中外交通而带来西域文明，形成隋唐统一混合的文化。
因此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国西北隅即河陇区域在文化学术史上”具有“特殊性质”，“蔚然为独立之一源，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
以上南北朝三大地域文化，就是隋唐中华大一统文化的三大来源，由这三大文化的内涵和性质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三大地区的文化之根都认同炎黄华夏中原的文化。
三大文化的核心都指向中原礼制文化，特别是西汉“独尊儒术”以来的儒业学术。
三大文化的主干思想是重视“大一统”正统观念的教化，故“儒教”成为专有名词，也兴起于这一时期，至于三教并称，也始于宇文周之世。
“文化中国”共同体观念在这一时期没有因分裂割据而衰落，反而更为强烈，并且成为三个地方政权分别争夺全国一统权力的指导思想。
唐代是这一“大一统”文化认同潮流的集大成时期，“四海朝宗中国”，在唐代形成又一个高峰。
同时也是大陆中古时期“文化中国”共同体进一步发展的又一个极盛之世，这是近溯南北朝文化中国认同潮流，远溯华夏周秦汉文化中国认同渊源长期发展的结果，是文化中国认同的又一个关键发展阶段。
在初唐和盛唐时期，为文化中国的认同和坚守，做出贡献的有各方面的人物，其中，唐太宗、武则天和唐玄宗是为中国大一统潮流做出重大历献性贡献的三位不可忽视的领军人物。
研究武则天对文化中国的解读、认同和坚守，必须放在上述南北朝至初唐时期文化中国的发展这一重要历史阶段来看，才能找出她对文化中国真正的贡献，确定其真实历史地位。
【武则天对“文化大一统”的贡献】
“文化中国”大一统的共识，是隋唐统一全国的立国之本，是隋唐帝国精神文明盛世建设的灵魂。
初盛唐时期从高祖直到玄宗都很注意有关“文化中国”大一统共识的教化，武则天是其中一位有思想、敢行动、有治绩的君主，是值得肯定的一位历史人物。
她或是坐守其成，推动了文化盛世出现的有关举措，或是有所创新，促进了文化盛世发展的有关政策。
在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之间，武周起了过渡时期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是初唐文化中国共同体重建和发展的关键人物。
她对初唐文化中国大一统的贡献，主要是下列方面：第一，适应大一统文化中国的时代需求，推动隋唐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
中华大一统的观念来源很早，但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改革、发展和完善，则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
举例言之，汉代政权制度建设是在走向中央集权，但它实行州郡辟署僚佐制，地方州郡官吏皆自命僚佐和下属，这是西周封建领主君臣等级依附制度的变种，很不利于集权中央。
直到南北朝前期这个问题还仍然存在，北魏孝文改制，主要是解决官职名称华夷杂糅的问题，还没触及到州郡自辟和自用僚佐这个根本用人制度问题。
至北魏末期和北齐时期，才逐步废除自辟僚佐制，过渡到中央吏部铨选制度，即由中央遴选官吏，这是中国政治史上中央集权之一大变革。
但要实施这一中央集权的改革，用何种理论作指导，用何种文化符号作为宣传号召的旗帜，则是个大问题。
因此，选择“周官”，恢弘“周礼”，成为当时北朝知识精英一般爱用的文化宣言。
不过周礼的内涵是两面性的：一面是尊周王，这可以作为中央集权的旗号，另一面其六官制度，又隐含着部门和地方政权脱离中央集权而独立行政的危机。
北朝政权对《周礼》的态度依违于上述两可之间，后魏、北齐政权实际上已把州郡自辟僚佐制改变为归中央吏部选授的集权制度。
故他们主要是重视周礼集权王室的那一面，而淡化六官制度的另一面，周礼实际上只是被作为个口号。
而北周政权则与此相反，由于它仍保持着地方自署僚佐制，故它对《周礼》的宣传和利用则采取了依违矛盾的态度，这是北朝几个政权都没能解决的思想和制度矛盾的问题。
隋朝统一全国，它是这样来解决这个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矛盾问题的：
杨坚直接承袭隔了一代的后魏北齐制度，实施了中央吏部省司诠选地方官吏的制度，加强了中央的集权，夺取了地方政府州郡县令自辟之权，而未承袭它的直接前代北周的自辟僚佐制。
故隋对周礼的态度也就承袭了北齐，一方面明确“改周之六官”以适应新的集权政治的需要。
另一方面又“复刻周官”，强调“周官”所含的集权思想，以变更好地为新政权服务，这是中央集权制度的一个重要变革。
以上情况也说明这一变革带来了统治思想，特别是中央集权治理思想的长期动荡，成为后来摆在武则天面前的治理模式如何选择的严重问题。
总之，经过长期的动荡和变革，这一国家治理制度，在文化中国为魂的思想导引下，从北齐传到隋，再传到唐，成为后来历代中央集权政治的典型治理模式，并逐步完善。
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还得到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称赞。
不过到了这里，就需要谈谈武则天对这一中央集权国家治理制度，所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个问题。
初唐时期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承袭隋制是建立起来了，但还很不稳固，治理指导思想也还处于动荡不安之状态。
武则天执政如果从高宗显庆时期算起，直到她退出帝位，长达50多年，在这期间她采取了两项举措：
一是以遵循周官周礼作为号召的旗帜，实际上是用周礼的“文化中国”大一统的内含灵魂来统一当时的思想。
同时，她又把周礼天、地、春、夏、秋、冬等六官虚化，将六官的名字加在中央六部尚书的头上，这样，六官只是个虚拟的文化符号，而去掉了六官独立职权的实质。
她在实际措施上加强了中央集权，这是她的聪明之处，也是她高于她的前辈王莽尊周礼复古倒退措施的地方，其中周礼的文化中国思想，无疑对她有深刻的影响。
二是遴选人才由中央专权，初唐承隋建立了科举制，这也是大一统国家治理的一大变革。
到武则天时代，应科举者达万人之多，武则天却亲自出场，御驾雄阳门，亲自临试，亲自选取张说的对策为天下第一。
这养的行为绝不是她的炫才之举，而是在向别人证明，她是中央尊重人才选拔人才态度的代表。
这是科举殿试制的开始，武则天肇其端，殿试中举之风就是武则天吹起来的，以后即成为历代科举的定制，这也是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官制考试模式，是文化大一统，集权于中央观念的产物。
【並称“二圣”】
说到武则天与高宗并称“天皇”“天后”二圣的问题，这也不是简单的为女人争名号的问题，而是周官文化中国大一统思想的产物。
早在北朝北周明帝时，皇帝就被称为“天王”，即“时依《周礼》称天王”，称“天王”是定于一尊的周代大一统思想的产物。
但与它相配的却是封邦建国的周代领主封建制度，到了隋唐时代，这个制度显然是落后的，是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不相适应的。
武则天对此用文化中国大一统的思想作了改造，一方面她规定高宗用“天皇”称号，自己则用“天后”称号。
于是两人並称“二圣”，这是亘古未有的事情，她却善于巧解周礼“天王”之称为两个二圣之天，‘王’与‘天’二字由皇与后二人分享，既显示了她承袭周礼大一统的神圣性，又把“后”提到了天的神圣地位。
另一方面，她又采取了集权中央的实际措施，主张“群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圣’”，由君与后控制“生杀赏罚惟所命”，以显示中央集权的威权。
由此不难看出武则天主张“二圣”称谓的文化心理：她既是承袭周礼大一统的文化观念，又是促进中央集权神圣性的观念，她是与时偕行俱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