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彭的燦爛筆記
編輯|小彭的燦爛筆記
【前言】
中國是因文化認同和文化共識而形成的，是以文化是文化中國的靈魂，是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
中華民族文化是由其内部各子民族的文化組成的，中華内部各個民族從來不是以血緣和種族來劃分，而是以文化的差異特色作為标準。
從文明起源時代起，中華文明就因不同地域不同族群而形成滿天星鬥似的起源地，這些起源地因文化的差異和高低而形呈不同的地域和民族特色。
而這些地域和民族特色文化早在幾千年前就認同于炎黃與華夏，認同中原文化這個核心。
認同華夏與中原形成的凝聚力、向心力，是中華大一統文明共同體形成和發展的根本精神動力。
不管内部政治、軍事上的分與合，統一或紛争，即使如魏晉南北朝割據時代，各地域對文化中國的共識從來沒有改變過方向，而隻有越來越緊密和凝聚，越來越具有向心力。
就像南北朝時期，南朝和北朝均以争奪中華文化正統為榮，這正是隋唐能成為結束分裂割據時代，成為強盛的大一統帝國的精神支柱。
這也說明“文化中國”共識的形成和發展是曆史發展的趨勢，是中華文明五千年延續發展從不間斷、成為世界四大古文明獨有現象的奧秘所在，是中國文化特殊的精神魅力。
同時在這樣的環境下各個時代的重要曆史人物都對文化中國的诠釋和堅守，作出了自己不同的曆史貢獻。
那麼武則天作為中國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她對于中華文化的發展，都有着怎樣的貢獻與作用？
【女皇武則天】
而中國唯一一個女皇帝武則天是在自漢以來第二次大一統帝國發展階段，為文化中國的曆史發展塗過一抹亮色的偉大曆史人物，是初唐時期文化中國的一個特殊文化符号。
她對文化中國的曆史發展是作出了巨大貢獻的，但由于她的功與過均很突出，曆史著作對她的偏見也很突出，是以她對文化中國的貢獻反而被今天的研究者忽視了。
《舊唐書》對武則天有功有過的評價，比《新唐書》全面否定的評價要公允，我們就從這裡說起，《舊唐書》上記載：
“史臣曰：武後奪嫡之謀也，振喉絕襁褓之兒，葅醢碎椒塗之骨，其不道也甚矣。”
武後陰謀暴君、酷吏冤獄的一面，的确是“不道也甚矣”，但這一面主要是針對唐宗室貴戚及其統治集團的，當然也擴大化了。
但她還有“知人安民”的另一面，這是值得肯定的，《舊唐書》當中同樣有過記載：
“泛延谠議，時禮正人，初雖牝雞司晨，終能複子明辟，飛語辯元忠之罪，善言慰仁傑之心，尊時憲而抑幸臣，聽忠言而誅酷吏。”
《舊唐書》對武後的尊時憲、聽忠言、禮正人、得人心的這一面又是肯定的，這同時也就涉及到武後對“文化中國”的積極貢獻。
現在來看，武後臨朝稱制改國号，改唐為周，又複唐明辟的前後反複的舉動，如果從“文化中國”的視角來解讀，應該是為了實作她以“周禮”為号召的文化中國的理想，也是值得肯定的。
【中國“大一統”認同潮流的發展】
魏晉南北朝是政治和軍事上分裂割據的時期，但中國文化并未分裂，文化之根并未割裂，相反，這一時期是“文化中國”的共識和認同取得最大共同度的時期之一。
正是這一文化認同，進一步推動了中華文化共同體的民族融合和曆史發展，為隋唐大一統文化帝國盛世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這種文化認同，首先是通過各國争奪中國文化正統的文化政策來實作和促進的，無論是南朝，還是北朝各國。
那些有識見的君主除各自實施有利于己的整軍務農、力圖富強等物質政策外，同時也很注重以“神州文化正統”為核心，維系各自境内胡漢諸族人心的文化政策的實施。
這些政策是促進由分裂割據走向大一統的曆史發展程序的文化因子，是隋唐兩朝大一統文物制度得以重建和發展衍變的文化淵源。
而隋唐文化制度的淵源，可大别為三大文化地域：“江左”、“山東”和“關隴”。
陳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對這三大淵源作了精到透辟翔實的分析：一曰北魏、北齊，即舊史目之的“山東”，二曰梁、陳，即舊史稱為的“江左”，三曰西魏、北周，即“關隴”含河西。
三大地域雖然各有各的文化特色，但都是以舊史稱謂的“漢魏制度”為宗，換句話說，都是以傳承“漢魏”正統文化為宗，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文化中國”概念。
一是“江左”區域，即南朝宋、齊、梁、陳，自然是以承襲漢、魏、西晉的禮樂政刑典章文化的正統地位自居。
但隋唐帝國制度主要承襲的是梁、陳，即史稱“梁制”，而其前期宋、齊兩朝文化則主要為北朝承襲。
二是“山東”區域，即北朝北魏、北齊，這一區域也不甘後進，以北魏孝文帝改革為契機，“變革夷風，摹拟漢化”。
不僅承襲漢、魏、西晉的制度，而且自東晉至南齊間的文化也為孝文帝及其子孫所摹仿采用，取涼州又融入了河西文化，加上本土胡漢文化交融，傳至北齊成為中華文化正統的一大結集地。
其中，值得大書特書的是王肅由南入北，将南朝前期宋、齊文物制度轉輸入北朝，又經王儉撰為總集，遂蔚成北魏孝文帝的“太和文治”之盛，“儒教由此大興”。
實質上，“太和文治”不僅造成了“儒教大興”的北朝局面，更為中原正統文化增添了“胡漢融會”的新質因素。
北朝，尤其是北魏，為漢族文化為主體因子與各少數民族文化為多元因子的融會局面，為各族人民心向中原、增強以中原文化為中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作出了當時最大的貢獻。
北朝太和時代之新文化實“為後來隋唐制度不祧之遠祖”，三是關隴河西區域，即西魏、北周，這一區域文化與李唐集團、武周集團的思想意識影響于唐朝文化制度則極有關系。
這一區域新興文化的形成，是因為既儲存了關隴區内舊時的漢族文化，即周代以來的“周官”文化，又融入了鮮卑六鎮等少數民族的“野俗”文化，還承襲了中原魏晉的遺風。
這三種文化風習混合形成為一種不同于“江左”和“山東”的融胡漢為一體的有活力有新質的關隴文化，是以它也是隋朝，特别是唐朝制度文化直接重要的來源之一。
關隴河西文化有三大特色直接影響于隋唐，特别是武周之世：第一個特點是傳承本地區起源的周代大一統文化，特别是依托“周官”諸制度的傳承與創新。
武則天國号取名為“周”，就應該是承襲前代周朝，因“姬周舊土”而複興的展現，故她特别尊重“周官”經典，摹仿周禮建設制度。
在她之前則有西魏宇文泰摹仿周官周禮建立制度并取得了成效。值得強調的是，複古即是創新。
宇文與武周兩者的文化主旨都在于借周官複古之名，行中央集權制創新之實，以達到關隴胡漢文化融彙互通，取得中原大一統文化的最高認同這一目的。
第二個特點是關隴與河西政權借漢末以來中原戰亂，文化蛻化之機，扶持從中原轉移來的學術家族，或培植本土世家儒英，興起家學，保護和傳承漢代中原之學術，進而形成中原儒業學術中心向西北轉移。
陳寅恪先生說：“如周生烈、賈洪、薛夏、隗禧之流，俱關隴區域之人，則中原章句之儒業，自此之後已逐漸向西北轉移。”
直到初唐和武周時期，關隴學術在朝廷還占着重要地位。
第三個特點是因陸上絲綢之路的便利，中外交通而帶來西域文明，形成隋唐統一混合的文化。
是以陳寅恪先生認為“中國西北隅即河隴區域在文化學術史上”具有“特殊性質”，“蔚然為獨立之一源，繼前啟後，實吾國文化史之一大業”。
以上南北朝三大地域文化，就是隋唐中華大一統文化的三大來源，由這三大文化的内涵和性質的分析可以看出，這三大地區的文化之根都認同炎黃華夏中原的文化。
三大文化的核心都指向中原禮制文化，特别是西漢“獨尊儒術”以來的儒業學術。
三大文化的主幹思想是重視“大一統”正統觀念的教化，故“儒教”成為專有名詞，也興起于這一時期，至于三教并稱，也始于宇文周之世。
“文化中國”共同體觀念在這一時期沒有因分裂割據而衰落，反而更為強烈，并且成為三個地方政權分别争奪全國一統權力的指導思想。
唐代是這一“大一統”文化認同潮流的集大成時期，“四海朝宗中國”，在唐代形成又一個高峰。
同時也是大陸中古時期“文化中國”共同體進一步發展的又一個極盛之世，這是近溯南北朝文化中國認同潮流，遠溯華夏周秦漢文化中國認同淵源長期發展的結果，是文化中國認同的又一個關鍵發展階段。
在初唐和盛唐時期，為文化中國的認同和堅守，做出貢獻的有各方面的人物，其中，唐太宗、武則天和唐玄宗是為中國大一統潮流做出重大曆獻性貢獻的三位不可忽視的領軍人物。
研究武則天對文化中國的解讀、認同和堅守，必須放在上述南北朝至初唐時期文化中國的發展這一重要曆史階段來看，才能找出她對文化中國真正的貢獻，确定其真實曆史地位。
【武則天對“文化大一統”的貢獻】
“文化中國”大一統的共識，是隋唐統一全國的立國之本，是隋唐帝國公德心盛世建設的靈魂。
初盛唐時期從高祖直到玄宗都很注意有關“文化中國”大一統共識的教化，武則天是其中一位有思想、敢行動、有治績的君主，是值得肯定的一位曆史人物。
她或是坐守其成，推動了文化盛世出現的有關舉措，或是有所創新，促進了文化盛世發展的有關政策。
在貞觀之治與開元盛世之間，武周起了過渡時期承前啟後的關鍵作用，是初唐文化中國共同體重建和發展的關鍵人物。
她對初唐文化中國大一統的貢獻，主要是下列方面：第一，适應大一統文化中國的時代需求，推動隋唐中央集權制度的發展。
中華大一統的觀念來源很早，但中央集權制度的建立、改革、發展和完善，則經曆了長期的曆史過程。
舉例言之，漢代政權制度建設是在走向中央集權，但它實行州郡辟署僚佐制，地方州郡官吏皆自命僚佐和下屬，這是西周封建領主君臣等級依附制度的變種，很不利于集權中央。
直到南北朝前期這個問題還仍然存在，北魏孝文改制，主要是解決官職名稱華夷雜糅的問題，還沒觸及到州郡自辟和自用僚佐這個根本用人制度問題。
至北魏末期和北齊時期，才逐漸廢除自辟僚佐制，過渡到中央吏部铨選制度，即由中央遴選官吏，這是中國政治史上中央集權之一大變革。
但要實施這一中央集權的改革，用何種理論作指導，用何種文化符号作為宣傳号召的旗幟，則是個大問題。
是以，選擇“周官”，恢弘“周禮”，成為當時北朝知識精英一般愛用的文化宣言。
不過周禮的内涵是兩面性的：一面是尊周王，這可以作為中央集權的旗号，另一面其六官制度，又隐含着部門和地方政權脫離中央集權而獨立行政的危機。
北朝政權對《周禮》的态度依違于上述兩可之間，後魏、北齊政權實際上已把州郡自辟僚佐制改變為歸中央吏部選授的集權制度。
故他們主要是重視周禮集權王室的那一面，而淡化六官制度的另一面，周禮實際上隻是被作為個口号。
而北周政權則與此相反，由于它仍保持着地方自署僚佐制，故它對《周禮》的宣傳和利用則采取了依違沖突的态度，這是北朝幾個政權都沒能解決的思想和制度沖突的問題。
隋朝統一全國，它是這樣來解決這個中央與地方、集權與分權的沖突問題的：
楊堅直接承襲隔了一代的後魏北齊制度，實施了中央吏部省司诠選地方官吏的制度，加強了中央的集權，奪取了地方政府州郡縣令自辟之權，而未承襲它的直接前代北周的自辟僚佐制。
故隋對周禮的态度也就承襲了北齊，一方面明确“改周之六官”以适應新的集權政治的需要。
另一方面又“複刻周官”，強調“周官”所含的集權思想，以變更好地為新政權服務，這是中央集權制度的一個重要變革。
以上情況也說明這一變革帶來了統治思想，特别是中央集權治理思想的長期動蕩，成為後來擺在武則天面前的治理模式如何選擇的嚴重問題。
總之，經過長期的動蕩和變革，這一國家治理制度，在文化中國為魂的思想導引下，從北齊傳到隋，再傳到唐，成為後來曆代中央集權政治的典型治理模式，并逐漸完善。
到歐洲文藝複興時代，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度，還得到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的稱贊。
不過到了這裡，就需要談談武則天對這一中央集權國家治理制度，所起到了怎樣的作用這個問題。
初唐時期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承襲隋制是建立起來了，但還很不穩固，治理指導思想也還處于動蕩不安之狀态。
武則天執政如果從高宗顯慶時期算起，直到她退出帝位，長達50多年，在這期間她采取了兩項舉措：
一是以遵循周官周禮作為号召的旗幟，實際上是用周禮的“文化中國”大一統的内含靈魂來統一當時的思想。
同時，她又把周禮天、地、春、夏、秋、冬等六官虛化，将六官的名字加在中央六部尚書的頭上，這樣，六官隻是個虛拟的文化符号，而去掉了六官獨立職權的實質。
她在實際措施上加強了中央集權，這是她的聰明之處，也是她高于她的前輩王莽尊周禮複古倒退措施的地方，其中周禮的文化中國思想，無疑對她有深刻的影響。
二是遴選人才由中央專權，初唐承隋建立了科舉制，這也是大一統國家治理的一大變革。
到武則天時代，應科舉者達萬人之多，武則天卻親自出場，禦駕雄陽門，親自臨試，親自選取張說的對策為天下第一。
這養的行為絕不是她的炫才之舉，而是在向别人證明，她是中央尊重人才選拔人才态度的代表。
這是科舉殿試制的開始，武則天肇其端，殿試中舉之風就是武則天吹起來的，以後即成為曆代科舉的定制，這也是有利于中央集權的官制考試模式，是文化大一統，集權于中央觀念的産物。
【並稱“二聖”】
說到武則天與高宗并稱“天皇”“天後”二聖的問題，這也不是簡單的為女人争名号的問題，而是周官文化中國大一統思想的産物。
早在北朝北周明帝時，皇帝就被稱為“天王”，即“時依《周禮》稱天王”，稱“天王”是定于一尊的周代大一統思想的産物。
但與它相配的卻是封邦建國的周代領主封建制度，到了隋唐時代，這個制度顯然是落後的，是與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度不相适應的。
武則天對此用文化中國大一統的思想作了改造，一方面她規定高宗用“天皇”稱号，自己則用“天後”稱号。
于是兩人並稱“二聖”，這是亘古未有的事情，她卻善于巧解周禮“天王”之稱為兩個二聖之天，‘王’與‘天’二字由皇與後二人分享，既顯示了她承襲周禮大一統的神聖性，又把“後”提到了天的神聖地位。
另一方面，她又采取了集權中央的實際措施，主張“群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由君與後控制“生殺賞罰惟所命”，以顯示中央集權的威權。
由此不難看出武則天主張“二聖”稱謂的文化心理：她既是承襲周禮大一統的文化觀念，又是促進中央集權神聖性的觀念，她是與時偕行俱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