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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眼前,我的孩子被抢走”

作者:她刊

试想一个情境——

一位女性经历十月怀胎,熬过孕吐、胀气、浮肿、阴道撕裂、妊娠纹、漏尿种种生育之痛,诞下宝宝;

放弃更好的工作机会,全身心投入家庭和育儿,在无数个夜晚被哭声唤醒,起床喂奶哄睡……

但遗憾的是,她并没有遇到合适的伴侣。

从妊娠到育儿,丈夫和她争吵不休。

她在一次次冲突中失望、崩溃,决定结束摇摇欲坠的婚姻。她提出离婚,带着宝宝分开居住。

“在我的眼前,我的孩子被抢走”

《82年的金智英》

在她外出工作的某天,男方带着人破门而入,抢走还没醒来、身上只穿着睡衣的孩子,推翻追赶出门的姥姥、姥爷,开着轿车扬长而去。

那天之后,她穷尽一切方式,报警、求助、诉讼、寻找,但都没用。

她再没见过自己的孩子。

与孩子消失一同发生的,是生活的失序,和反复坍塌、重建的内心。

这并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现实。

她的名字是——紫丝带妈妈。

“在我的眼前,我的孩子被抢走”

图源:紫丝带妈妈公益群体

她在婚姻关系尚未解除的情况下,孩子就被对方恶意抢夺藏匿;

她取得探视权,却无法有效行使;

她赢得抚养权,却找不到、接不回孩子,等到孩子年满8岁,对方甚至会申请变更抚养权……

2019年10月,紫丝带妈妈公益群体成立,在过去4年,她们相互扶持、推动立法,期盼着通过法律维权,让孩子回归。

今年秋天,我们认识了紫丝带妈妈公益群体发起人朱莉。通过她的联系,采访到7位紫丝带妈妈。

她们来自全国各地,年纪30岁到50岁不等,是生物医药研发员、眼科医生、服务经理、会计、后勤专员、育婴师、前事业单位职工。

在孩子被抢夺藏匿之前,她们从未想到这样的事会降临在自己身上。

想了解她们的处境,需要回到孩子消失的那一天。

点击视频「紫丝带妈妈」的故事

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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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隐私,文章部分人物使用化名

噩梦降临

最初一切都很平静。

妈妈外出工作,姥爷去小区门口拿快递,姥姥和往常一样推着婴儿车,带1岁7个月的宝宝在小区院子里散步。

直到藏身绿化带的两个黑影冲向婴儿车,迅速摁住姥姥,抢走孩子。独留翻倒的婴儿车和老人的惨叫在原地。

秩序被打破。

「跟强盗有什么区别?」

看完小区监控,沁娉(化名)愤怒到浑身颤抖。

她是这起事件中的孩子妈妈,从2021年6月到宝宝消失前的2年多时间,她在兰州老家度过了整个孕期,和父母一起养育宝宝。

抢走孩子的,是宝宝的父亲和爷爷。

为了这次抢夺,男方提前5天左右安排孩子奶奶在小区里的民宿「潜伏」,之后飞回北京工作。

在抢夺的前一夜,再和孩子爷爷飞到兰州汇合。

抢完孩子,男方开车绕小区一周观察情况,确认沁娉不在附近,就载上宝宝和爷爷奶奶,驱车躲到北京。

这已经是第二次抢夺。第一次发生在两个月前,当时沁娉已经和男方明确表达,不愿意再和他一起生活。

沁娉前夫抢夺孩子当天的录像片段

计划周密、步步算计后的暴力抢夺,在涉及抢夺藏匿的婚家案件中,不是孤例。

「他提前在我车上安装了定位器。」

2022年3月,顾琳(化名)去公司办事。男方通过提前安装好的定位器,观察她的行动轨迹。

确认顾琳开车走远后,撬开瓦房院门的锁,冲进屋子,抢走当时只有4岁的女儿。孩子姥姥年纪大,根本追不上他。

当时天很冷,男方穿着长款的羽绒服,而孩子被抢出门时,身上只有一件白色秋衣、一条粉色裤衩。

事发一个月后,顾琳才知道定位器的存在。当时她开车去维修门店,是维修师傅发现有异常。

对于定位器的安装时间,男方对法院和公安提供了两套说辞。

对法院说是3月初安装,4月份女方发现。对公安说2021年就安装了,已经过了一年半。

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追诉时效是6个月。过了6个月,案件就无法再往前追诉,警察只能终止调查。

“在我的眼前,我的孩子被抢走”

顾琳孩子被抢夺当天的监控录像

欺骗也是常用的手段。

分居期间,前夫某天中午去晓雪(化名)家,说要带孩子出去玩一会儿,晚上就送回来。

第一天晚上,孩子没有回来;第二天,也没有回来……第四天,打视频不接、信息不回。

晓雪回到他们原来共同生活的屋子,发现男方已经换了锁芯,她根本开不了门。去男方的店里找,店面合伙人说不知道他在哪,好几天没见了。

给男方家人打电话,孩子奶奶一听到晓雪的声音就挂了,之后再没人接听。

「这下完了,孩子肯定被他骗走了。」

“在我的眼前,我的孩子被抢走”

晓雪多次联系男方未果

田姐51岁,是紫丝带群里年纪最大的妈妈。

她和男方是再婚,男方之前有两个女儿,但他家一直想再要个男孩。

2016年为了要孩子,田姐辞掉工作,高龄备孕。同年12月份,剖腹产生下儿子。这是她第二个儿子。

45岁生产,加上第一个孩子不愿意和自己相处,田姐把所有心血投入在小儿子身上,希望把他培养成可以自食其力的人。

在孩子消失前,她没离开过孩子一天。而养育过程中,父亲是缺位的。

「他10天有8天都是醉酒状态。我陪孩子住院,他带员工旅游。」

“在我的眼前,我的孩子被抢走”

田姐陪孩子过生日

孩子消失的那天,秦皇岛下了2022年唯一一场小雪。

她一直认为父母离婚和孩子没有关系,不能阻碍亲情联络,想接就可以接去玩、可以打电话。所以男方让人来接的时候,她没有阻拦。

孩子早晨就走了,还和田姐说晚上早点回来练琴,因为第二天有线上的音乐会。

临出门前,孩子问田姐:

妈妈,今天我可不可以堆雪人?田姐说可以,拿了一副手套给他戴上。

「他们说会早点给我送回来,但从那之后,再没送回来。」

漫长的找寻

报警,这是事发后妈妈们的第一反应。

去年6月,班彤(化名)从男方家中接到儿子,想母子一起过端午。

买完东西回家时,发现男方用钥匙把锁眼堵坏,在楼下蹲守。

即便孩子抱着妈妈脖子说「我要跟妈妈玩」,男方依然毫不顾忌,打倒班彤,抢走孩子。

当天,她报了警。得到的回复是:

「你们还没离婚,这是夫妻之间的家事。」

今年元旦,她再度报警,当时已经进入离婚诉讼阶段,但警方依然无法提供援助,因为他们没有干涉司法的权力。

求助妇联,回复大同小异。

在大部分抢夺藏匿案中,派出所和妇联的管辖权都很有限。几乎都只能停留在联系男方、口头调解,调取监控、告知男方抢夺后的行踪。

接下来,妈妈只能自己面对漫长的寻女、寻子之路。

“在我的眼前,我的孩子被抢走”

抢夺当天 男方暴力破坏班彤住处的门锁

阿粒(化名)是江西人,最初她和前夫都在深圳打工。

年后她带着小孩回娘家,男方上门闹事,最终两人商量好一起回深圳,等法院一审开庭。

回深圳的第二天,趁阿粒出门找租房,男方偷偷带走了女儿,藏匿到老家广西贵港。

之后的日子,她在深圳、广西两地辗转寻女。

有两次,她和女儿近在咫尺。

抢夺发生的第二天,她去男方户籍地找孩子,跑遍镇上所有幼儿园挨个打听,得知女儿上学的位置。

但男方要求老师不能让任何人看小孩,即便阿粒出示结婚证、身份证,证明和男方的关系、证明自己是孩子妈妈,依然不行。

老师打电话给男方说明情况,对方却从窗户接走了小孩。

担心阿粒情绪激动,怕她出事,老师联系男方,打听到他在家。

去他家找人,没找到。孩子奶奶回来,看见阿粒坐在门口,报警说她在闹事。

在派出所,她见到了小孩一面。但离开派出所再去男方家,孩子又被藏起来。

“在我的眼前,我的孩子被抢走”

阿粒寻找孩子的部分往返车票

第二次是在开庭后,通过法官争取到一次见小孩的机会。

她带女儿去镇上买衣服、玩具,发现孩子一直在抓隐私部位。

带去检查,发现女儿得了外阴炎。

没有穿内裤,腹股沟、外阴都有裤子褪下的毛毛,很脏。

「小孩和我说,爸爸摸她。问爸爸摸她哪里,她指着隐私部位。」

阿粒带着医生和女儿对话的视频报警,但派出所的答复是:

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小孩子说的话不可信,如果报假警,要追究她的责任。

事情不了了之。

刚出派出所,男方就强制带着小孩开车离开。

阿粒再没见过女儿。

今年中秋,她再次上门寻找,被男方和男方父亲暴力殴打,造成多处皮肤挫伤和软组织挫伤,头发被抓掉一大把,颈部不能动。

在派出所笔录,从早呆到晚。最终结果是:男方没有得到惩罚,理由是阿粒也动手抓人了。即便那可能是自卫。

男方父亲拘留5日,赔偿另行起诉。

阿粒曾要求看完整监控,想确认男方脖子上的伤是否由她造成。等到的回复是:不予调取。

「现在白天我没办法自己去找了,怕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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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粒被殴打后的就医证明

驱逐、殴打,这是紫丝带妈妈在找寻过程中普遍面临的困境。

除此之外,还有男方不断躲避、转移孩子,以及挑拨离间。

佳圆(化名)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被父亲抢夺藏匿。

她原本生活在盘锦,但男方为了阻止佳圆妈妈寻找,上演了「谍战」式转移。

先让佳圆在沈阳的寄宿学校读了半年书,又转到北京的小学,再转回沈阳,接着转到男方女友老家的小县城。

直到初中,佳圆才回到盘锦。

监控最严的时候,男方还会搜佳圆的行李,看她身上有没有写着不明数字的纸条,有没有偷偷留妈妈的电话号码。

甚至给她改过一次名,以躲避佳圆妈妈的寻找。

「他说我妈是大坏蛋,和野男人跑了,找到我就要把我卖到山村里。」

有一次,佳圆和妈妈只有一墙之隔。但她不敢去见妈妈,一直在哭。

「当时我太小,我爸说的那些话会让我把妈妈当成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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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圆和妈妈的合影

而要支持漫长的找寻过程,金钱也是很大的难题。

佳圆被藏匿时,人们普遍使用的还是按键手机,通讯、信息收集不像现在这样方便。

佳圆妈妈曾几次求助私家侦探帮忙寻找,请一次花几万。但找到了,也往往无济于事。

7年时间,她花光了几乎所有积蓄。

沁娉、阿粒、晓雪为了方便打官司和找孩子,都选择了上班时间更灵活、请假更方便的工作。

当然,这也意味着薪资缩减。

孩子被男方控制在家后,班彤去男方家附近租了房子,每个月5600,到现在住了将近8个月,律师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这么辛苦为什么还要继续找?

那是孩子爸爸,和他生活再怎样也坏不到哪里去。

类似的质疑和劝告,不止一位妈妈曾听过。

「但孩子从小都是我带大的,有没有人想过我也是孩子妈妈。」

如果男方在之前的家庭生活中,充分且负责地参与了家务、育儿,从经济实力上看,也能给到孩子更好的生活环境。

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为了孩子能有一个平静的生活,任何妈妈都不会如此执着。

只可惜,如果对方做到了,这桩婚姻也不至于闹到这番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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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彤给孩子买过的玩具

儿子被抢走那天,为了不让班彤继续被打,4岁的小孩捧着男方的脸说:爸爸,你听我说一句话。

接着转过头看向班彤:妈妈,我先和爸爸回去住一个晚上。

「他知道如果不和爸爸走,爸爸会继续打妈妈,是他在保护我。」

去年年中,在男方监护的情况下,她和儿子在男方家附近的商场见面。

儿子悄悄和她说:

妈妈我什么时候才能跟你回家呀?再不跟你回家,我就要长大了。

班彤始终忘不了在派出所和妇联求助时,有人对她说的话:

-他抢孩子,那你当时怎么不抢回来呢?谁抢到就跟着谁。

-你得忍住不去见孩子、不去找孩子,形成完全看不到孩子的事实,我们就能去帮找……

当时她不明白,为什么不能用文明的方式解决,后来才懂他们「话糙理不糙」。

「可是我怎么忍得下心不去见、不去找呢?」

欺骗、隐瞒与暴力

「孩子出生3个月后,前夫告诉我,他确诊了艾滋。」

晓雪和前夫是在2014年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中间分分合合好几次。后来到了适婚年龄,两个人都没找下家,才考虑结婚。

办完酒席后的同居期间,晓雪怀孕。孕期两人没有过性生活和直接的血液接触,宝宝出生后,她带着孩子和前夫分房睡。

领证前没做婚检,是因为当时她对男方的健康状况没有怀疑。

得知对方携带HIV时,她第一反应非常惊讶,同时也害怕。立刻去了疾控中心和儿童医院,给自己和孩子在不同时段做了几次测试,确定没事才安心一些。

后来在法庭上,晓雪终于知道对方真实的确诊时间,那时她刚怀孕一个多月。

最初没有离婚,是因为在认真了解过艾滋相关信息后,知道HIV的传播路径有限,做好防范还是能够正常生活,病毒载量也能通过医疗干预的方式控制在极低水平。

「加上想到孩子还小,至少有一个完整的家先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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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雪给孩子庆生

她仅存的防线在2021年春天被击碎。

前夫去医院做检测,说是复查前列腺。但晓雪在对方手机上看到了梅毒的化验单,上面写着:阳性。

信任彻底崩塌。

从那天起,晓雪在家的每天都战战兢兢。男方洗过的碗,她会重新洗一次;不敢共用洗衣机,她和孩子的衣服全都手洗。

精神紧绷到快要崩溃,她选择带着孩子回娘家。

而传染病史,只是他隐瞒的一部分。

结婚之后,家里的日常开销、包括产检费用几乎都是晓雪一人承担,男方在外跟人合伙开店,从不告诉她收入多少。

结婚时给的13万彩礼,男方也以不同的借口,比如在外欠账、创业资金、酒席费用、店面房租等等,拿回11万左右。

2022年劳动节,男方到晓雪家,说带孩子出去玩两天,晓雪觉得自己不能太自私,不让爸爸看孩子,就答应了。

假期结束后,她和男方、孩子却彻底失去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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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雪孩子的衣服和玩具

「曾经分开过,后面他回来找我,我觉得他有所改变,就又一起生活了。」

阿粒和男方是在深圳厂里打工时认识的,她是仓库的管理员,男方是物料员。

2012年领了结婚证,没有婚礼、没有彩礼。

婚后男方和别的女孩暧昧不清,被发现三次。有一次吵架很激烈,他握拳暴击了阿粒的头部,四次。

阿粒说,可能男方本身对她没什么感情,是自己一厢情愿。

2014年,两人协议离婚。

3年后,看到男方行为改变了很多,加上当时阿粒想要小孩,男方也有意愿生孩子。但阿粒输卵管有问题,是原发性不育,男方有轻微弱精。

想成功受孕,需要做试管,两人因此复婚。

“在我的眼前,我的孩子被抢走”

阿粒试管期间起早贪黑是常态

「很顺利但也很辛苦。那段时间,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

医院和工作地点距离很远。

阿粒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去请假,再赶2个小时的路去医院检查、取卵。一切结束后又回去上班,晚上常常加班到21点、22点。

3个月后,胚胎移植完成。孕早期她还在工作,但后来出现了流产征兆。

为了保胎,她辞职了。

孕期一部分生活费由男方承担,阿粒也把自己的住房公积金提出来补贴家用。

她每天做家务、买菜,做好饭等男方下班吃,独自忍受着孕期的反应。

孩子出生后,育儿的压力全担在她身上,男方没有帮衬过阿粒,且经常和她吵架。

「当时想着他只要还在给生活费,让小孩有个完整的家,忍了也就算了。」

直到2022年,男方没有了固定工作,迷上澳门六合彩,而且越买越大。

去年6月,因为赌博这件事,阿粒曾起诉过离婚。

当时男方跪下来求她不要离婚,答应她任何事,还在律师拟定的保证书上签字,承诺不再赌博。

但到了12月29日,阿粒发现他还在赌。两人的关系降到冰点,3个月后,孩子被男方抢走。

保证书、户口本连带着小孩的东西,都被带走了。

“在我的眼前,我的孩子被抢走”

阿粒女儿用过的婴儿车

「婚前他展现的一切都很好,后来我才明白都是伪装。」

班彤和男方都曾有过一段婚姻,两人通过网络相亲认识。因为籍贯都是黑龙江,所以班彤在潜意识中,对他有额外的信任。

结婚之前,在男方口中,他自己是做企业咨询服务这方面工作的。弟弟有抑郁症,但他从未放弃帮助弟弟,给他找了一份可以维持生活的工作。

女儿的抚养权给了前妻,但他很想念自己的女儿。

「他表达的这些,会让我觉得他挺有爱心和责任感。」

但直到两人越来越熟悉,组建了家庭,班彤才慢慢看到真相:

他就职的公司是相对正规的追债机构,弟弟患有精神分裂症。

在月子和产假期间,说好晚上他负责照顾小孩,但他其实从未醒来过。都是班彤和孩子姥姥在照顾。

2019年9月,男方失业,再没有出去工作。下班回家,班彤看到的画面,往往是他躺在床上刷手机,孩子在旁边看动画片。

「我当时自己骗自己,说他可能白天一直在陪孩子,累了玩会儿手机也行。」

崩塌是在疫情期间,班彤、孩子和男方父母、弟弟住在一起。

一天夜里,儿子刷牙时说:爸爸,有一天小叔拉着XX的手,放到他裤裆里。

班彤听到后,立刻冲进卫生间问:然后呢?

「然后XX就往旁边躲。」

「XX」是邻居家的小女孩,年纪和班彤儿子相仿。班彤问睡在客厅的奶奶是否知情,对方大吼:这事怎么了?

「我当时觉得很受伤,我觉得伤害的不止是我的孩子,小女孩是更受伤的。」

而当她和男方提出不能在发生了这样的事之后,继续带孩子在这边生活。男方的回答却是:

正常人都有生理需求,何况是精神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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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彤给孩子庆生

世欣(化名)和男方的婚姻维持了7年,他们都是保定人,通过亲戚介绍认识。刚接触的时候觉得人还行,能聊下去。

虽然听到一些声音,说他不怎么和外界接触交流。但世欣当时觉得:我不跟他在一起了,这样的人以后谁要啊?

「现在想想,多少是有点同情心发作。」

在异地状况下,谈了一年半恋爱后,两人结婚。

刚开始都还好,男方心思比较缜密。世欣早起赶动车出差,男方会送她去车站。月子期间,也有承担起作为丈夫的责任。

但随着时间推移,事情开始不对劲。

男方家庭原来是在北京开私企,后来生意不景气了,依然觉得世欣家里条件配不上他们。

潜移默化之中,男方开始在言语上贬低世欣。

即便他没有固定工作,而世欣是大医院的眼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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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欣和孩子在公园玩

家庭分工也出现了问题。

医院的工作很忙,回家后还得搞科研。但男方似乎无法体谅世欣的压力。

「下午刚到17点,立刻要求我马上回家;我到家开电脑,他就拔掉电源线。这种事经常发生。」

对于母乳喂养这件事,男方也很执着,直到孩子3周岁,才允许世欣断奶。

孩子摔跤了、生病了、报培训班,不管大小事,都要打电话给世欣……他似乎没有单独处理孩子突发状况的能力。

有一次宝宝生病,世欣抱着孩子,让男方去缴费处付款。但最终,即便是不多的医药费,男方也叫她去支付。

那一刻是彻底的心寒,再忍下去只会越来越坏。

「我想不明白,婚后是这样的状况,当初为什么要和我结婚呢?」

抚养权之争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谁都不想走到诉讼这步。

「最开始是协议离婚,房子归他,孩子归我。」

走出民政局后,顾琳的前夫突然反悔,越想越不甘心,把预约号作废,不久后抢走孩子。

第一次离婚诉讼是顾琳提出的,男方在庭上说「我暂时不同意离婚」。

后来顾琳才懂,这个「暂时」是什么意思。

走出法院后,男方举着「夫妻关系、家庭纠纷」的盾牌,开展了一系列报复行为——

跟踪、骚扰、上门恐吓、让顾琳的老板辞退她,强行找顾琳「谈判」:

你如果现在离婚,就永远见不到女儿了。

7年前,介绍前夫给顾琳认识的朋友,曾经形容他是个没有不良嗜好的「老实人」。

第一次去民政局离婚调解时,他还写了一篇「忏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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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方给顾琳的承诺书

2022年8月,顾琳给自己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期限是3个月。对方消停了,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一审提交证据时,顾琳给孩子列了一个清单。自孩子出生到孩子被抢走,她为孩子采购的开支总额,在养育过程中占了近90%。

母乳喂养的两年多时间,她请过6个月的产假,休假结束后,她每天中午请假回家喂奶,从没有睡过午觉。

刷抖音怕吵到孩子,所以她一直都是静音,这个习惯现在还没改变。

除了上班时间,其余时间都是顾琳在照护孩子、记录孩子成长。

她还学着给女儿做衣服,小旗袍、睡衣、T恤,女儿的日常穿着很多出自她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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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琳给自己和宝宝做的母女装

而男方看孩子的方式是让女儿去找爷爷奶奶,他自己玩手机、打游戏、看视频。

刚开始打官司的时候,顾琳还安慰自己:

「在婚姻中他陪孩子很少,说不定能借此机会弥补一些对孩子的爱。」

但现实并非如此,从去年3月到今年3月一审判决出来,女儿都没有被送去学校上学。直到法官介入,男方才送去上了3个月。

5月,顾琳曾经通过幼儿园老师拿到女儿的体检表,19颗牙齿蛀了12颗。

被抢走之前,女儿只有两三颗坏牙,当时顾琳已经带她修补好了。

「我真恨,为什么把孩子养成这样了?」

6月9日,男方再次藏匿孩子,6月20号终审判决,抚养权归顾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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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琳和女儿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在判决中顺利拿到抚养权,即便证据充分。

班彤失去了抚养权。

一审判给男方的依据是孩子近一年的生活轨迹。

于是二审前,班彤整理了孩子从出生到22年6月的生活轨迹。

4年8个月中,有3年6个月是和班彤一起生活,剩下的1年2个月是在男方母亲的房子里。但当时班彤也陪伴在孩子身边,直到被驱逐出去。

同时提交的还有男方藏匿孩子的证据,孩子从出生到离婚诉讼期间,班彤为孩子添置用品、缴兴趣班学费等方面的消费记录。

双方的经济条件、收入证明,也在家事调查中查证过,班彤的经济条件明显优于男方。

但还是输了。

因为家事调查认为孩子在男方那边的生活情况比较安定,男方教育孩子用心,男孩跟父亲生活更便利。

但所谓的教育用心,实质是一个幼儿园中班的孩子,每天的时间被严格划分——

15分钟识字、15分钟算数、15分钟背诗……

班彤拿着时间表去给专业的儿童心理教育学家分析,对方的反馈是:

这对小朋友而言不是很好的事情,在未来可能会导致一定程度上的强迫症。

“在我的眼前,我的孩子被抢走”

班彤联系男方未果

也有人始终等不来一个开庭。

田姐在去年11月19日提出离婚诉讼,截至今年8月底,一审还没开过庭。

期间她曾申请婚内监护权、家庭教育促进令、孩子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等等,均被要求撤诉、被驳回。

为什么对方暴力抢走孩子,最后却判给他?

事实上,保障紫丝带妈妈权益的法条,目前尚不明确。

2021年6月1日,《未成年人保护法》完成修订,其中一条内容是:

未成年人父母离婚时,应当妥善处理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探望、财产等事宜。

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得抚养权。

「现有能够明确体现出抢夺、藏匿孩子的应该仅有这一条法。」

徐文丽是紫丝带妈妈公益群体的律师,关注涉及抢夺藏匿的婚家案件近10年。

「但这只是原则性的法条,没有具体的惩罚机制和有效措施。可以用,但难以通过制裁的方式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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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4条规定

2012-2013年,徐律第一次接手涉及抢夺藏匿的婚家案件。

孩子妈妈和前夫通过法院调解离婚,抚养权给妈妈,男方有探视权。离婚一年后,男方带人跑到女方家抢走孩子。

在寻找过程中,男方曾经拿着刀威胁她,不允许她带走孩子。

当时徐律多次陪伴她去派出所、去本地法院,都不予立案。男方所在地的法院曾提供男方姐姐和村委的两份笔录,都说没见到他,救济途径也就断了。

「当时我很难受,因为我也是母亲,我也懂法律,但还这么无助,帮不了她。」

6年后,妈妈才再次见到孩子,是在法庭上。儿子满了12周岁,男方申请变更抚养关系。

开庭时,徐律团队写了答辩状,思路是男方违法抢走孩子,法律不应保护这种行为。妈妈执意要自己宣读,一边读一边哭:

「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法律要保护这类违法的人?」

但没有用,到了12岁,孩子的主观意愿可以直接决定判决结果,他明确说要和爸爸生活。

即便这种选择是在这6年间「被植入的」。

“在我的眼前,我的孩子被抢走”

最高法发布的反家暴案例中

曾提及抢夺藏匿中的暴力行为

在争取抚养权的代理思路上,徐律团队通常会告诉当事人:

先写我们有利于抚养孩子的地方,再写对方不利于抚养孩子的地方,不带责怪,仅仅是客观反映。

遵循以孩子身心健康为主的原则去讲。

在《民法典》中,对孩子抚养权判决的说明是:

不满2周岁,以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

2周岁-8周岁之前,双方协商不成,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

但这里面同样存在很大的漏洞。

最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并非婚家案件的基本原则,仅仅是写在抚养权这块。

另外,怎样做才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

没有标准、没有细则。

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非常大,但不同性别、年龄、经历、出身的法官认知是不同的。

也会有法庭考虑到抚养权后期执行困难的问题,影响最终结果。

「这种自由裁量是一个内心的确认,这个确认就一定对吗?肯定是有偏差的。」

徐律认为,对于「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界定,如果缺乏细则、没有补充条款,不仅会加重法官个人的责任,对孩子也不公平。

每年《妇女权益保护法》修订期间,徐律以及紫丝带妈妈公益群体都会积极提案:

希望能增加「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一方,不得争夺抚养权」的条款。从根源上解决紫丝带妈妈在争取抚养权方面的问题。

而要让这短短的一句话入法,注定要经历漫长的过程。

无尽的等待

距离终审判决过去了近5个月,顾琳还是找不回女儿。

拿到抚养权对她而言是转瞬即逝的胜利,更困难的关口在执行。

「当时还抱着一些希望,以为男方会像诉讼前承诺的那样:判给谁就由谁带走。」

判决书下来,电话不接、短信不回,男方失联了。

顾琳带着判决书去立案庭申请强制执行,最初的反馈是抚养权不能强制执行,不可以直接帮忙抢孩子。

顾琳解释不是对孩子强制执行,是要求男方归还抚养权。仍然不予立案,理由是判决书中没有写明男方应该在几月几号前交孩子,建议报警。

她按照建议,找到警察。得到的回复是:你已经拿到了判决,法院有自己的执行局,应由他们负责执行。

她只能再回到立案庭,通过各种官方渠道催促、反应。好不容易立上了,又是将近一个月的内部审核,确定案件是否属于本院的执行范畴。

之后三个月,顾琳几乎每周都要打电话询问进展,或者去执行局蹲守。她等到了4张贴给男方的传票,但男方都未现身履行义务。

「那时对我来说,一周不是5天,是7*24小时,太难熬了。」

在第一次传票发出,男方过了半个月都没有现身后,她曾经碰上当地法院的大执行。

顾琳当时特别兴奋,想着好几个法警、法官一起上门去找,一定能见到孩子。

她和她姐姐联系好,说那天两人一起去,法警开门拘留他,我们就把孩子带出来。

大执行当天,她们从早上6点就在小区门口等,到8点等来法官和七八个法警,敲了门,男方不开,继续敲,依然不开。

贴了传票后走了。

「当时我和我姐真的好失望,孩子和他明明就在里面,我们却无能为力。」

10月18日,男方终于被拘。期限是15天,他和老板请假时,并未说明真正原因。

“在我的眼前,我的孩子被抢走”

顾琳前夫被拘时

并未向老板说明真实请假原因

徐律在2020年曾接手一起案子,执行了两年,穷尽一切方法也无法接回孩子。

一开始是给藏匿方限制高消费、加入失信人名单,没有效果。第二步法官下罚单,罚款5万,依然没用。

移交拒执罪,公安退回来了,说达不到严重的情节,不构成犯罪。

徐律和当事人再度争取:一直拒不执行,不就构成拒执罪吗?最终法院还是决定先拘留。

但由于当时正在疫情期间,拘留难以落实,拖到孩子年满8岁,对方起诉变更了抚养权。

如果涉及到异地执行,情况会更艰难也更复杂。

徐律目前的一位当事人A正处于探望权执行阶段。

她在2019年11月第一次诉讼离婚,判不离。一审结束后,男方就带着孩子回了老家。

2020年再次诉讼离婚,一审判离,抚养权给了男方。

2021年二审,考虑到2年间孩子一直跟着男方生活,以及A后续会涉及抚养权执行困难的问题,未能幸运改判。

但A争取到了探望权,每周视频一次、两个月过去看一次。

中途因为疫情,她难以线下见小孩,期间男方偶尔发过几个视频,但一直未能和孩子成功连线。

A在去年申请了强制执行。通过执行法官联系男方,男方说:你来看就行,不会不让你看。

「去年国庆节,她在山西的某个县城哭着给我打电话。」

2022年10月3日,徐律记得很清楚。当时A坐着绿皮火车跑了1000多公里,因为怕和男方起争执,她特地没有带家人。

见了孩子不到1小时,男方就把人带走了。想要和孩子一起吃饭、拍个照,也没能成功。

回来后,A再次找法院执行探视,经过执行法院、调解员、律师多方开会商议和多次调解,男方那边态度才慢慢缓和。

在今年春节,妈妈终于顺利地和小孩会面。

“在我的眼前,我的孩子被抢走”

法制日报曾发文报道

离婚后抢夺藏匿孩子的问题

由于孩子一直被控制在家里,无法正常上学、社交,也没有按时接种疫苗。顾琳曾试图给孩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4次提交,均被驳回。理由是证据不充分。

「我如何去解释她可能面临的现实危险?这就像要求你拿出证据,证明你是你自己。」

她在申请执行过程中,也曾被多次诋毁、造谣,男方一直对外宣称执行法官推动执行,是因为顾琳和他之间有见不得人的亲密关系。

但孩子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并非完全不能下发。

在河北、河南、江苏三省出台的反家暴条例中,明确规定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措施包括「禁止被申请人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

世欣在2023年5月得知,河北在2023年1月开始实施上述法条。

二审结束后,她带着河北高院的人身安全保护条例,和对方一直抢夺藏匿孩子的证据,回到一审法院申请。

「刚开始也是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联系不到男方。」

世欣联系了代理这起案件的郭律,他和徐律一样,是紫丝带妈妈公益群体的律师。

「找不到男方,不影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发。」

最高法院规定,法院可以通过在线诉讼平台、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询问被申请人。被申请人未发表意见,不影响人民法院依法签发人身保护令。

7月11日,世欣同时收到孩子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和二审判决书——抚养权归她。

这也是该院第一例以抢夺藏匿孩子为由,给孩子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

“在我的眼前,我的孩子被抢走”

紫丝带妈妈公益群体

《人身安全保护令攻略》

在执行阶段能不能成功找回小孩、保障小孩的安全,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能不能遇到负责的法官。

「要有足够的耐心说服、教育、引导,这样的执行方式更柔和,但同时也很考验人。」

徐律说,《民事强制执行法》在去年拟草案时曾公布征求意见,预计今年12月份审议。其中有几条是有利于抚养权执行的。

《临时执行法草案》第193条规定:被执行人逾期未履行,按日予以罚款或者予以拘留。若拘留期限满仍未履行,可再次拘留,累计拘留期限可达六个月。罚款最多是180次,每日最多10万。

194条规定:执行依据确定未成年子女由一方当事人抚养,另一方当事人或他人拒不交出,除依据前条规定的方法执行外,人民法院可以将子女领交抚养人,但是满八周岁以上明确表示反对的,不得领交。

195条规定:被探望人拒绝接受探望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组织协助进行心理疏导。

“在我的眼前,我的孩子被抢走”
“在我的眼前,我的孩子被抢走”

「审议后的条款可能会有变化,但出现这些内容,至少说明问题被立法者看到了。」

而在法条通过、落实之前,紫丝带妈妈只能继续维权、奔走,希望能换回一个好消息。

摇摇欲坠

「我在江边走,想起和孩子过去在这儿玩的画面,感觉撑不下去了,想跳下去一了百了。」

孩子被抢走的前两个月,世欣整夜整夜地失眠。睡着后总是循环同一个梦境:孩子回来了,但她怎么也摸不到、抱不到他。

醒了以后,家里还是空的,不知道哭了多少次。

她是医生,也试图努力保持理智自救,边哭边走进药店买助眠药物。

刚开始吃有效果,但很快又回到了不太好的状态。上班的时候还可以分散注意力,下班后的独处最难熬。

「我刚走出单位的那一刻,眼泪就啪啦啪啦往下流。」

2022年10月1日,她差点跳河。

那天,她给家人打了电话,发了银行卡密码,走到过去她和孩子常去玩的江边。

当时有几个在河边钓鱼的人,世欣就一直等,想等着他们走了,自己就跳下去。结果等到凌晨4、5点他们都没走,世欣轻生的念头也消下去一些,回了家。

那天动静挺大的,警察、家人、单位同事都出去找她了。

「那次之后,我可能死而复生了,想着不能就这样死掉,不能让孩子在世上没有妈妈。」

为了转移注意力,每天下班她会在户外走一圈,或者骑车去西湖,来回一趟4个多小时,努力不让自己陷入负面的情绪当中,积极收集资料和证据。

“在我的眼前,我的孩子被抢走”

世欣和孩子在海边

失去孩子的日子里,每一位紫丝带妈妈的精神状态,几乎都在悬崖边缘「摇摇欲坠」。

抢夺藏匿发生后的前20多天,顾琳不想跟任何人接触、聊天,请假把自己关在宿舍,一个人喝闷酒。

那段时间,她瘦了20多斤。缓过劲来才认真去想:

接下来怎么办?

她开始在空闲的时候做兼职,确保即便男方不支付抚养费,她也能维持稳定的经济状况。

她在网上检索能帮助到自己的渠道,给心理咨询师打电话,确认自己的状态是否正常;

去医院体检,特意查乳腺、甲状腺、子宫、卵巢、癌细胞……有结节,但都是良性的,只要不增大就没问题。

听到医生说自己各方面都很健康,顾琳才放心一些,她知道她还能够通过倾诉、求助调整状态。

孩子一年多不在身边,她害怕会适应女儿不在的生活。平时会翻看女儿的照片、女儿过去穿的衣服。

「我不想麻木,我就看着给孩子做的衣服。告诉自己要继续战斗。」

但回忆起来是很难受的,心脏会疼,所以她有时又会努力克制自己,不去过多地想。

“在我的眼前,我的孩子被抢走”

顾琳拍的女儿

小裙子是顾琳做的

「孩子和我分开时间久了,会不会忘记我是妈妈?」

这是魏巍在直播连麦时,被问过最多的问题。她是心理咨询师,今年7月加入紫丝带妈妈公益群体。

此前多年,她和徐律合作,处理了多起涉及抢夺藏匿孩子的婚家案。

「妈妈和孩子血脉相连的情感,是不会轻易断开的。」

曾经向魏巍咨询师求助的一位妈妈,和孩子分离长达5年,没见过一次面。离婚诉讼时,双方闹得很不愉快。

法官第一次进行沟通时,男方带着孩子,主张孩子拒绝见妈妈。

魏巍咨询师和律师一起,继续和法官进行一系列沟通,让法官明白不管爸爸、继母、爷爷、奶奶条件多好,都不能刻意阻断孩子和母亲的情感连接,否则不利影响会困扰孩子一生。

法官了解状况后,再次联系孩子父亲,在父亲离场的情况下,重新询问了孩子的想法,并用视频记录。

情况有了变化。

在执行法官的沟通下,孩子父亲同意和魏巍对话。最终,妈妈可以从视频电话开始,和孩子重新建立联系。

“在我的眼前,我的孩子被抢走”

魏巍咨询师直播连线

魏巍过去也曾直接和被抢夺藏匿的孩子沟通。

她记得有一个8岁的女孩,最初见面时,孩子是茫然、矛盾的。只要问她是什么想法,她就开始掉眼泪,一直哭、不说话。

「到最后我说:你放心,不管你是什么想法,阿姨都支持、尊重你,但能不能把你的心里话告诉我。」

孩子开口了:她想跟着妈妈。

但她也害怕,她害怕成为妈妈的累赘,也怕妈妈工作忙的时候,她还是要被送到爸爸这边生活。

「我不能让爸爸生气,也不能让爷爷奶奶生气,爷爷奶奶跟爸爸都很讨厌妈妈。」

这就是孩子的心理。

「当时我听了特别难受、婚姻出现问题是两个成年人的问题,但最后受伤最多的是孩子。」

好在这起案子的结果还是令人欣慰的。

离婚后的4、5年时间,为了有经济能力争取女儿,原本是全职太太的妈妈出去打好几份工,给母女俩攒房子。

有一定积蓄后,成功变更抚养权,女儿回到了妈妈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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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丝带妈妈群体中

很多妈妈都会出现分离焦虑

重则产生轻生念头

「分离焦虑」是抢夺藏匿发生之初,所有妈妈和孩子都会面临的心理问题。

如果不能及时求助调整,妈妈可能会产生轻生的念头。孩子的情绪可能会变得应激、胆怯,长此以往,或许会形成讨好型人格、社交障碍。

曾经有位妈妈带着儿子来做咨询,孩子之前跟着爸爸生活,8岁后妈妈申请变更抚养权,要回孩子。

「儿子变了,生活习惯完全不同,容易发怒。」

在被抢夺藏匿的几年时光,他没法和妈妈相处,爸爸也没有给到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和爱。

在回到妈妈身边时,他常常会想:

妈妈对我的爱是不是有条件的?如果不乖、学习不好、不听话,妈妈是不是就会抛弃我?

因为缺乏安全感,他一次次做出逆反的事,去试探妈妈是不是真的爱他。而妈妈很困惑,不理解他的行为是出于什么原因。

直到走进心理咨询室,两人才建立起深度的沟通,努力修复关系。

心理压力已经大到无法自行缓解、焦虑感无法自行消除的情况下,魏巍建议向专业的心理咨询求助。

通过分析,理清焦虑的来源,陪伴当事人一起面对它、接受它,再想办法一步步解决出现的问题。

「如果一直沉溺在痛苦、焦虑中止步不前,对妈妈和孩子都是很不利的。」

“在我的眼前,我的孩子被抢走”

直到14岁,佳圆才回到妈妈身边。

那时,她爸爸把她转回盘锦读书,妈妈的朋友在学校附近开店,认出了佳圆。

「阿姨打电话给我爸,说没事让佳圆去我那儿玩,我爸当时正和新女友谈得火热,默许了。」

通过阿姨的讲述,佳圆才知道过去7年发生了什么,也终于和妈妈通了电话。

她哭了。妈妈的每一句关心,都触碰到了她心里不被父亲在意的柔软角落。

两三天后,她在学校门口见到了妈妈,虽然7年没见,但她一眼就认出了妈妈。

「她剪了短发,明显老了。没多说什么,抱着我一直哭。」

因为没有积蓄和稳定的经济来源,当时母女俩没法一起生活。父亲再婚后,对佳圆更加漠视。

一次冲突发生后,佳圆带着户口本和房产证,联系妈妈,跑去找她。最终两人才得以团聚。

代价是佳圆名下的房产被卖了,男方分走6成。

长大后,妈妈偶尔还是会主动聊起过去那段经历。对于母女分离的那7年,佳圆没有怨恨和心结。

「如果有的话,可能是妈妈会觉得对我有亏欠,但我知道那不是她的错。」

有一天夜里,她刷到紫丝带妈妈公益群体的微博,去主页翻看了很久很久,写了长长的一段私信发到后台:

我知道这条私信或许不会被看见,但我真的想告诉还在坚持的妈妈——

就算孩子曾经被蛊惑,最后还是会和妈妈站在一边。

“在我的眼前,我的孩子被抢走”

佳圆曾在紫丝带妈妈公益群体的视频中发声

今年秋天,顾琳找回了女儿,男方被拘15天后,得知自己或将面临拒执罪,态度终于松动。接孩子当天,顾琳母女俩正好都穿着粉色的衣服。

团聚的第一个周末,她们捡了黄色的银杏叶做手工,在美术纸上画了好多穿着舞裙的小女孩。

在满城区人民法院的积极帮助下,世欣也接回了儿子。现在每晚睡觉,孩子都要拉着她的手,挽着她的胳膊。

只是站在幼儿园围栏外,看着孩子正常上学,世欣都会流泪。

回想这一年多的经历,她印象深刻的其中一点是,妈妈们在一起相互扶持、讨论,有时会自我安慰说:

这些伤害在另一种层面来说,真的在促进我们快速成长。

她在争取孩子抚养权、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时,总感觉自己身上背负着一些使命:

我开了这些先河,可能以后的妈妈们就不会走得这么艰难。

也希望立法者能看到我们的努力和困境,让体系越来越完善。

“在我的眼前,我的孩子被抢走”

世欣接回孩子后发的朋友圈

阿粒最近又去男方家寻找,在男方被拘留15天后,两人签署了和解协议:

男方可以在寒暑假探视孩子,非探视时间由阿粒抚养,若男方不履行,则视为自动放弃抚养权、监护权、探视权。

但男方并没有履行协议,阿粒仍然见不到小孩。

曾经滴酒不沾的她,因为压力太大,喝了这辈子第一瓶啤酒……

晓雪还没有孩子的消息,自孩子失踪后,她就每天在朋友圈计时。

DAY 1、DAY 2、DAY 3……

她已经和孩子分离605天。

还有很多紫丝带妈妈仍和她们一样,带着对孩子的思念,等待着、寻求着、祈祷着一个转机。

*本篇文章由受访者口述整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感谢紫丝带妈妈公益群体为本文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