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名为《从今天与保安比赛跑步说起——北京大学的门卫制度，该改改了》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广泛关注。
这篇文章由北京大学工学院副教授李植撰写，讨论了进出北大校门的不便之处，以及对门卫制度的反思。
面对外界的关注，12月21日，北大回应称正在有序推进开放，在平衡校园秩序的同时，尽可能满足社会需求。
这并非首次探讨高校校门开放的问题。今年5月，复旦大学对外开放的话题曾登上社交媒体热搜。此外，不同高校对外开放的程度也存在差异。例如，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外人员刷身份证配合闸机核验就可以入校;北京语言大学非本校人员需要提前预约;复旦大学允许非本校人员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校园，但仍需刷身份证或随申码。
高校开放校门，安全与便利该如何平衡?
一
正如李植老师在文章中所提到的那样，北大的门卫管理制度“严防死守”，尤其在上下班高峰时，北大东门的闸机前常常排起长队，给师生造成了很大不便。李植在文中讲述了自己跨越闸机，并被保安追逐的经历，上演了颇为滑稽的一幕。
北大教授“跨栏”，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防疫管理”烙印依然存在。尽管较此前因为疫情防控校园完全封闭状态相比要好得多，但依然给师生进出校园带来诸多不便。
实际上，大学校门的开与关，涉及到大学的社会角色、教学秩序、资源分配等多个方面。从国内外校园管理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学如何向社会开放没有标准答案。
考虑到学校的特点、地理位置、办学理念等因素，有些大学可能更注重社会融合，更开放;而有些大学则更注重内部建设，相对比较封闭。从校园管理的模式来看，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
完全向社会开放。大学作为知识的殿堂，其开放程度一直备受关注。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大学的开放程度因地区、文化和历史等因素而异，国内外很多高校选择向社会开放。例如，美国很多高校都没有围墙，完全向社会开放，这跟美国办大学理念有关，美国人认为大学是办给社会的，大学资源理应由社会共享。
同样，国内高校也有完全向社会开放先例，北大在蔡元培任校长时，主张大学应该是对外开放的。北大旁听之风，从此盛行。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经有一半的双一流大学对外开放。
有限度开放。虽然国外大学普遍注重开放性和包容性，但并非全部都是完全向社会开放，考虑到校园管理等因素，有限度地向社会开放是国内外很多高校的共同选择。例如，参观哈佛大学需要提前预约，且仅限于学校的指定参观时间。其次，参观者需要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尊重学校的教育环境和学生的学习秩序。在国内，目前大部分高校同样也是采取预约制度，且一些重要的场所对非本校师生是有严格限制的，例如一些重要的实验室等。
封闭式管理。在疫情期间，国内外很多高校都采取全封闭式管理，这其实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最终还是要逐步向社会开放。不过，也有的大学因为某些特殊原因常年选择封闭式管理。还有的高校可能会在特殊的时期或事件关闭校园，比如考试期、假期、毕业典礼等。
所以并不是说所有大学都是“一开了之”，没有围墙。
二
大学本身是一种公共资源，具备独特的地位和价值。
诚然，开放的大学可以吸引更多国内外学者、学生和研究人员，促进知识的传播和交流。但也应该看到，过度开放可能导致安全和秩序问题，影响正常教学和研究。
从社会的角度看，学校应该向社会公众开放，进校门不应将查验身份证、工作证、学生证等作为必要条件。从学校管理的角度来看，开放可能会影响学校的教学秩序，挤占教育资源，甚至带来安全问题。
大学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既需要对外开放，吸纳社会资源，也需要保持一定的封闭性，以维护校园的独特文化和教育环境。
如何平衡开放与管理，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背后需要权衡多方因素。
安全因素。很多高校难以下定决心向社会开放，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安全的考虑。近些年来，发生在大学校园里的一些不良行为，更是让高校管理难度陡增。尤其是很多年轻学生刚刚开始独立生活，这对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外来人员随意进入宿舍区防不胜防，还有在校园内肆意进行商业活动等。
舆论因素。对于校园是否向外界开放，不仅校内人员在关注，校外人员也普遍关注入校预约等问题。在疫情前，高校大门是否应完全向社会敞开，也不无争议。如果关于校园开放相关措施对外界宣传解释不到位，就容易产生信息差，舆论一边倒地对学校进行指责，引发舆情。
管理因素。大学校园并非都是公共区域，也存在一些特殊区域。对于很多大学来说，图书馆、体育场等容易向公众开放，但是重点实验室、研究中心等区域需要做好保卫工作。就现实来看，在实际管理中太多陌生面孔涌入校园，很难将“边界”界定得非常清楚。
这些因素也往往会让高校陷入两难境地。
三
“开放的学校”不等同于“放开校园”。
大陆的相关法律规定高校有权自主决定其内部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其中包括校园开放问题。
如何制定出适合本校的开放方案，既满足社会需求，又不影响校园秩序，对学校来说是个考验。
就决策而言，校园开放需要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让大家共同参与到开放的进程中来。
倾听需求。师生是大学的主体，他们对校园开放有着直接的感受。应该倾听他们的声音，了解他们对开放政策的期许。只有真正了解师生的心声，才能制定更合理、更贴近实际的政策。
共同决策。开放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需要大家共同参与。师生应该成为决策的一部分，社会各界也可以参与讨论、提出建议。只有这样，在校园开放的问题上才能找到最适合大家的平衡点。
信任与共赢。社会的信任是影响学校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校园是否开放的问题上，老师、学生、管理者、社会之间的相互信任至关重要。通过倾听和共同决策，可以建立起信任，获得社会对学校长久发展的支持。
就措施而言，开放政策应因校而异，不同学校有不同的特点和需求。
一方面，学校要满足社会需求，让更多人走进校园，感受知识的魅力;另一方面，学校也要保持校园秩序，确保教学、科研等正常运行。可以设立特定时间段，让社会公众参观校园，同时也要完善相应的管理措施，保障校园的安全和秩序。
毫无疑问，大学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同时也肩负着培养优秀人才、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开放校园，让更多人参与其中，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然而，我们也需要警惕，确保开放不会影响到正常的教学和科研秩序。
大学校门的“开与关”问题，不仅关乎校园治理，更涉及大学的社会角色和使命。在探索中，我们需要更加审慎地权衡各方利益，以确保大学的开放既服务社会与大众，又保障大学校园安全稳定。（来源：“山东宣传”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