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名為《從今天與保安比賽跑步說起——北京大學的門衛制度，該改改了》的文章在社交媒體上引發廣泛關注。
這篇文章由北京大學工學院副教授李植撰寫，讨論了進出北大校門的不便之處，以及對門衛制度的反思。
面對外界的關注，12月21日，北大回應稱正在有序推進開放，在平衡校園秩序的同時，盡可能滿足社會需求。
這并非首次探讨高校校門開放的問題。今年5月，複旦大學對外開放的話題曾登上社交媒體熱搜。此外，不同高校對外開放的程度也存在差異。例如，中央民族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校外人員刷身份證配合閘機核驗就可以入校;北京語言大學非本校人員需要提前預約;複旦大學允許非本校人員通過掃描二維碼進入校園，但仍需刷身份證或随申碼。
高校開放校門，安全與便利該如何平衡?
一
正如李植老師在文章中所提到的那樣，北大的門衛管理制度“嚴防死守”，尤其在上下班高峰時，北大東門的閘機前常常排起長隊，給師生造成了很大不便。李植在文中講述了自己跨越閘機，并被保安追逐的經曆，上演了頗為滑稽的一幕。
北大教授“跨欄”，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防疫管理”烙印依然存在。盡管較此前因為疫情防控校園完全封閉狀态相比要好得多，但依然給師生進出校園帶來諸多不便。
實際上，大學校門的開與關，涉及到大學的社會角色、教學秩序、資源配置設定等多個方面。從國内外校園管理的實際情況來看，大學如何向社會開放沒有标準答案。
考慮到學校的特點、地理位置、辦學理念等因素，有些大學可能更注重社會融合，更開放;而有些大學則更注重内部建設，相對比較封閉。從校園管理的模式來看，大緻有以下三種類型。
完全向社會開放。大學作為知識的殿堂，其開放程度一直備受關注。從國外的經驗來看，大學的開放程度因地區、文化和曆史等因素而異，國内外很多高校選擇向社會開放。例如，美國很多高校都沒有圍牆，完全向社會開放，這跟美國辦大學理念有關，美國人認為大學是辦給社會的，大學資源理應由社會共享。
同樣，國内高校也有完全向社會開放先例，北大在蔡元培任校長時，主張大學應該是對外開放的。北大旁聽之風，從此盛行。有資料顯示，目前全國已經有一半的雙一流大學對外開放。
有限度開放。雖然國外大學普遍注重開放性和包容性，但并非全部都是完全向社會開放，考慮到校園管理等因素，有限度地向社會開放是國内外很多高校的共同選擇。例如，參觀哈佛大學需要提前預約，且僅限于學校的指定參觀時間。其次，參觀者需要遵守一定的行為規範，尊重學校的教育環境和學生的學習秩序。在國内，目前大部分高校同樣也是采取預約制度，且一些重要的場所對非本校師生是有嚴格限制的，例如一些重要的實驗室等。
封閉式管理。在疫情期間，國内外很多高校都采取全封閉式管理，這其實是特殊時期的特殊舉措，最終還是要逐漸向社會開放。不過，也有的大學因為某些特殊原因常年選擇封閉式管理。還有的高校可能會在特殊的時期或事件關閉校園，比如考試期、假期、畢業典禮等。
是以并不是說所有大學都是“一開了之”，沒有圍牆。
二
大學本身是一種公共資源，具備獨特的地位和價值。
誠然，開放的大學可以吸引更多國内外學者、學生和研究人員，促進知識的傳播和交流。但也應該看到，過度開放可能導緻安全和秩序問題，影響正常教學和研究。
從社會的角度看，學校應該向社會公衆開放，進校門不應将查驗身份證、工作證、學生證等作為必要條件。從學校管理的角度來看，開放可能會影響學校的教學秩序，擠占教育資源，甚至帶來安全問題。
大學作為社會的一部分，既需要對外開放，吸納社會資源，也需要保持一定的封閉性，以維護校園的獨特文化和教育環境。
如何平衡開放與管理，仍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這背後需要權衡多方因素。
安全因素。很多高校難以下定決心向社會開放，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安全的考慮。近些年來，發生在大學校園裡的一些不良行為，更是讓高校管理難度陡增。尤其是很多年輕學生剛剛開始獨立生活，這對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外來人員随意進入宿舍區防不勝防，還有在校園内肆意進行商業活動等。
輿論因素。對于校園是否向外界開放，不僅校内人員在關注，校外人員也普遍關注入校預約等問題。在疫情前，高校大門是否應完全向社會敞開，也不無争議。如果關于校園開放相關措施對外界宣傳解釋不到位，就容易産生資訊差，輿論一邊倒地對學校進行指責，引發輿情。
管理因素。大學校園并非都是公共區域，也存在一些特殊區域。對于很多大學來說，圖書館、體育場等容易向公衆開放，但是重點實驗室、研究中心等區域需要做好保衛工作。就現實來看，在實際管理中太多陌生面孔湧入校園，很難将“邊界”界定得非常清楚。
這些因素也往往會讓高校陷入兩難境地。
三
“開放的學校”不等同于“放開校園”。
大陸的相關法律規定高校有權自主決定其内部管理體制和規章制度，其中包括校園開放問題。
如何制定出适合本校的開放方案，既滿足社會需求，又不影響校園秩序，對學校來說是個考驗。
就決策而言，校園開放需要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讓大家共同參與到開放的程序中來。
傾聽需求。師生是大學的主體，他們對校園開放有着直接的感受。應該傾聽他們的聲音，了解他們對開放政策的期許。隻有真正了解師生的心聲，才能制定更合理、更貼近實際的政策。
共同決策。開放不是一蹴而就的過程，需要大家共同參與。師生應該成為決策的一部分，社會各界也可以參與讨論、提出建議。隻有這樣，在校園開放的問題上才能找到最适合大家的平衡點。
信任與共赢。社會的信任是影響學校發展的重要因素，在校園是否開放的問題上，老師、學生、管理者、社會之間的互相信任至關重要。通過傾聽和共同決策，可以建立起信任，獲得社會對學校長久發展的支援。
就措施而言，開放政策應因校而異，不同學校有不同的特點和需求。
一方面，學校要滿足社會需求，讓更多人走進校園，感受知識的魅力;另一方面，學校也要保持校園秩序，確定教學、科研等正常運作。可以設立特定時間段，讓社會公衆參觀校園，同時也要完善相應的管理措施，保障校園的安全和秩序。
毫無疑問，大學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力，同時也肩負着培養優秀人才、推動社會進步的使命。開放校園，讓更多人參與其中，有助于實作這一目标。然而，我們也需要警惕，確定開放不會影響到正常的教學和科研秩序。
大學校門的“開與關”問題，不僅關乎校園治理，更涉及大學的社會角色和使命。在探索中，我們需要更加審慎地權衡各方利益，以確定大學的開放既服務社會與大衆，又保障大學校園安全穩定。（來源：“山東宣傳”微信公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