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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娱签儿
宋代皇帝与君臣在殿上的间距，可以说是两者在政治上和情感当中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
这种行为恰好反映了宋代君臣关系比较密切，殿上间距达到类似“朋友之间”的个人距离，意味着皇帝给予臣僚更多的信任和依赖。
那么，皇帝面对君臣之间的距离，又说明着什么样的政治性意义呢？其中大臣又有哪些行为表现呢？
唾液飞溅帝王
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宋代朝廷鼓励各级官员直言极谏，以纠正皇帝和朝政的错误，且不以言论治罪。
这也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太祖曾经在太庙中设定过一份约定，承诺不会杀害大臣和言官，而且违反此约定会带来不吉祥的后果。
这项政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类似的例子，即使是像卢多逊和丁谓这样罪大恶极的人，他们只被流放了，并最终被允许回到家乡。
这保障大臣和言官的生命安全非常重要，即使他们犯了错误或犯了罪，也应该得到宽大处理，这样做可以维护朝廷的稳定和权威。”
所以，他们在朝堂之上，面对皇帝常常直言极谏，慷慨激昂，乃至于唾沫星喷溅到皇帝脸面上。
年庆历四年(1044)六月盛夏，开封的开宝寺塔被雷击焚毁，朝廷意欲重建，谏官余靖在朝堂上竭力反对。
宋仁宗下朝回宫中委屈地说:“被一汗臭汉薫杀，喷唾在吾面上”，皇帝如此宽宏大量，令史家感叹:“上优容谏臣如此。”
“素不修饰”让宋仁宗感到汗臭扑鼻，还伴随着唾液飞沫扑面而来，宋仁宗默默地忍受了。
宋仁宗皇祐年间，贵妃张氏(死后被追认为温成皇后)的伯父张尧佐被皇帝委任为宣徽使，遭到群臣的反对。
宋仁宗一天上朝之前，温成护送他到殿门口，轻拍他的背说：“陛下今天不要忘记宣徽使。”
宋仁宗回答道：“好的，好的。”
当他下旨后，包拯请对，并坚定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多次阐述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声音激动，甚至向皇帝的脸上喷了口唾沫。
最后，皇帝终于对他的请求不再理睬，温成派小黄门前去侦查，得知包拯言辞直率，主动前来谢罪。
宋仁宗推开袖子擦了擦脸，不满地说：“御史中丞竟然朝前吐口水，你还不知道包拯是谁吗？”
御史中丞包拯，强烈反对皇亲国戚靠裙带关系担任朝廷高官，当时曾连续六次上章弹劾张尧佐。
与皇帝面对面争辩时，情绪激动，跨步上前逼近皇帝，又喷了宋仁宗一脸唾沫，迫使他最终收回成命。
一般而言，人们正常说话时唾沫能飞30—40厘米，情绪高昂时喷射长度最远一米左右。
这就意味着，君臣体位间距在一米左右，其中包拯“向前说话，直唾我面”，与皇帝的距离更近些，当在一米以内，这里反映的场景，是大臣劝谏皇帝时的声色俱厉。
当臣僚的唾液能喷溅皇帝的脸上，足以说明臣僚的情绪激动和愤慨激昂，那么除了唾液的喷溅，还有什么近距离的间距行为呢？
官臣拉扯帝衣
体触是一种重要的非言语交际方式，与唾溅帝面相比，宋代臣僚与皇帝争论时拉扯帝衣以阻止皇帝拂袖而去的情况，距离更近，实例也更多。
这种事件的前提，是君臣之间发生争执、相持不下时，皇帝一怒之下起立，转身回宫，以示不满和结束谈话，而大臣为了说服皇帝，急忙拉着皇帝的衣襟不让走。
在宋太宗的时代，员外郎寇准因为在奏事时与上级的旨意意见不合，导致太宗不满，拂袖起身准备进入禁中。
但寇准伸手拉住太宗的衣袖，让他重新坐下，并解决了问题，然后才离开，因为这个举动，太宗对寇准表示赞赏。
历史上最典型的引裾事例，是陈禾在朝堂上弹劾了当时权臣童贯等奸臣的罪行，宋徽宗因此怒不可遏，拂袖而起，露出了衣裾。
此时陈禾迅速拉住徽宗的衣角，请求能听完他的陈述，避免了皇帝冲动的行为，徽宗咳嗽着说：“这位正言差点儿把我的衣服弄烂了。”
陈禾回答说：“陛下您不惜弄坏衣袍，您的臣子怎么会在意自己的生命呢？这些奸臣今天享受了权利和财富，而陛下将来可能会面临危险和灾难。”
陈禾的话越来越尖锐，宣泄出了自己的不满，徽宗气色也因此变得不好看，他的内侍建议他换一件衣服。
但他回绝道：“留着这件既是表彰忠诚臣子的象征，也是表明皇帝的正义之举的象征。”
可见双方力量之大，宋徽宗之开明和气，并不以为衣裾落地为颜面落地，反而以为这是值得赞赏的忠直表现。
可以看出，几步之遥的距离也伴随着臣僚的身家性命，不过在进一步来说，臣僚如果接近御榻，那么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呢？
接近御榻
殿上皇帝的座位是御榻，御榻一般为坐卧具，既然能卧就是比较宽，但实际上只坐不卧，除了坐以外还可以放置文件等物品。
宋太宗生前曾数次私下交代宰相吕端“与太子问起居”，后来太子即位后，跟随将他带到福宁庭，先上御榻，解开衣物查看，然后向太子行礼，太子登上御榻后，便即位为皇帝。
另一份记载提到：“真宗即位后，下旨垂帘与群臣见面，吕端平立在殿下不拜，请求卷起帘幕，升上殿台审视，然后降下台阶，带领群臣齐声拜呼万岁。”
吕端平担心后宫会有另立皇帝的阴谋，登基前亲自走到身边验证身份。
宋仁宗曾对翰林学士张方平说：
“朕在国家中的缺失，以及国家的奸邪之人，朝廷中谄媚之辈，都可以直言相告。”
然后让他靠近:“特意将您引到近前，密密探询，还有要紧的话要说。
张方平叹道：“对于暴君出于私心逼迫别人陷入困境，然后还将他们强行剥夺一切，我无法支持这种行为。”不过最后也没有说出什么。
还有一个例子是在元符末年，刚刚登基的宋徽宗召见宰执们，根据当事人曾布的记载：“皇帝就座之后，宣布了安危万福的奏章，然后升上殿台。
皇帝私下里跟章惇密语，轻声细语，其他人都听不到。他说：“我们都没有听到圣意。”于是章惇建议皇太后来做出处理决定。
皇帝小声秘密地吩咐章惇，在场的曾布等其他人未能听见，章惇当是附耳过去才听到，以上两例君臣的距离，不远于咫尺之间。
在熙宁年间，王安石积极推动熙河之役，对宋神宗谎报所耗军费仅为三百万。
后来，有西帅上奏，皇帝询问此事，帅回答：“除了内帑所赐的之外，本路应副接近千万。”
皇帝惊愕不已，命令退回具体的实数报告，之后，报告呈给了荆公，荆公默不作声，将其放回御榻后，这个“将其放回御榻后”的举动意味着王安石不认可那份数据。
在宋徽宗朝，宦官童贯权势强大，屡次做坏事，朝廷命令右司郎官方邵调查童贯的六宗罪行，然而，童贯派人进行跟踪，探知了邵的行动并将其报告给上级。
每当邵上奏时，皇帝都以自己所知的回答：“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并在御前做出决定。
邵对此非常愤怒，他一直站在御榻前不离，最终曝光了童贯的罪行，但也导致邵自己惹上麻烦，无法再回复原状。
皇帝的辩解回护，令方邵大怒，抗议性地站在御榻前不走，无所畏惧地揭发童贯，反驳皇帝。
宋光宗降手诏授皇后的亲属李端友为郎官，左丞相留正“以御笔缴还，上不纳，公执奏不奉诏，遂纳之御榻而退”。
亲手把御笔文件放回到御榻上，转身即走，表明不奉旨意。
臣僚走向御榻，有的是主动向前，有的是皇帝要求，无论哪种情况，都改变了君臣殿上正常的空间距离，身体更加接近。
在御榻上取放文件者，双手已接触到御榻，至于吕端对即位前的宋真宗解衣验视，则是直接的肢体接触，御榻一般亦称御座。
虽然臣僚和御榻只有几米的距离，但是这几步的距离可以让臣僚的官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保持这几米的对立距离，到底会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立关系
按照北宋王巩的记载：“有一个故事，执掌政务的官员在殿上坐着商议事宜。”
太祖皇帝登基的第二天，执掌政务的官员上殿时，皇帝说道：“朕眼花，拿近一些文字给我看看。
执掌政务的官员走近御榻，偷偷派遣宫廷侍卫清理他的座位，执掌政务的官员站起来奏事，从此开始。”
这一简短的殿上片段，它包括执政大臣殿上办公体态变化，宰相首次来到宋太祖御榻前，却失去了坐而谈论的权利。
所凸显的是强化了君臣之间的尊卑关系，身体站起来，尊严降下来，背后的政治意义即君主专制，对此，宋代士大夫颇多不满。
如朱熹就专门谈论过“今日立对之非”，愤愤不平地批评道，古者三公坐而论道，方可仔细说得。
如今不仅教宰执坐着奏对时顷刻即退，就连文字也收在袖间，只说几句便将文字给宣读过去，怎么可能有详细的指点。
就连没有座位的情况下，也应该有一个案子供开展在上面，让大家能够指画利害，上面也能够仔细了解。
他从事务层面来指出，君臣坐着讨论能够从容地详尽问题，而站着谈判时间匆忙，无法展开论题，对指令的实际执行和综合考虑都不利。
楼钥则直指核心问题：“君与臣共同治理天下，所以当面对大臣时，君应在高座上，起身时臣应当站立。
这是尊重德行和乐于公正的体现，上下一体，不拘形迹，因此才能够推动事业成功和功业顺利。
自宋朝太祖皇帝登基之初起，他亲自负责总理各项事务，前朝的三位宰相自觉远离政务，主动避开决策过程，选择直接提交备忘录让皇帝做出决断。
这必然导致各种大小事务都需要在皇帝面前进行讨论，因为忙于工作而无法抽出时间喝茶坐着讨论，只能站立回应。
在朝廷各机关中，立对是上下级关系，上级向下级问话，要站立回答以示恭敬，如士大夫强至所言:“夫部吏之见上台，有所问必立对。”
宰相与皇帝间也是如此，这是一种新型的君臣关系，至于其他臣僚，宋以前也是立对之仪，宋代延续而已，并无差别。
人际交往中的距离，受个体之间相容关系不同而产生情感距离的影响。
人类学家观察发现，人与人之间在面对面的情境中，常因彼此间情感的亲疏不同，而不自觉地保持不同的距离分寸。
这种不自觉，却是臣僚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冒犯皇帝的勇气之自觉的反映，更是缘于皇帝开明的包容，二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