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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娛簽兒
宋代皇帝與君臣在殿上的間距，可以說是兩者在政治上和情感當中的一種重要表達方式。
這種行為恰好反映了宋代君臣關系比較密切，殿上間距達到類似“朋友之間”的個人距離，意味着皇帝給予臣僚更多的信任和依賴。
那麼，皇帝面對君臣之間的距離，又說明着什麼樣的政治性意義呢？其中大臣又有哪些行為表現呢？
唾液飛濺帝王
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宋代朝廷鼓勵各級官員直言極谏，以糾正皇帝和朝政的錯誤，且不以言論治罪。
這也成為一項基本國策:“太祖曾經在太廟中設定過一份約定，承諾不會殺害大臣和言官，而且違反此約定會帶來不吉祥的後果。
這項政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曆史上從未出現過類似的例子，即使是像盧多遜和丁謂這樣罪大惡極的人，他們隻被流放了，并最終被允許回到家鄉。
這保障大臣和言官的生命安全非常重要，即使他們犯了錯誤或犯了罪，也應該得到寬大處理，這樣做可以維護朝廷的穩定和權威。”
是以，他們在朝堂之上，面對皇帝常常直言極谏，慷慨激昂，乃至于唾沫星噴濺到皇帝臉面上。
年慶曆四年(1044)六月盛夏，開封的開寶寺塔被雷擊焚毀，朝廷意欲重建，谏官餘靖在朝堂上竭力反對。
宋仁宗下朝回宮中委屈地說:“被一汗臭漢薫殺，噴唾在吾面上”，皇帝如此寬宏大量，令史家感歎:“上優容谏臣如此。”
“素不修飾”讓宋仁宗感到汗臭撲鼻，還伴随着唾液飛沫撲面而來，宋仁宗默默地忍受了。
宋仁宗皇祐年間，貴妃張氏(死後被追認為溫成皇後)的伯父張堯佐被皇帝委任為宣徽使，遭到群臣的反對。
宋仁宗一天上朝之前，溫成護送他到殿門口，輕拍他的背說：“陛下今天不要忘記宣徽使。”
宋仁宗回答道：“好的，好的。”
當他下旨後，包拯請對，并堅定地陳述了自己的觀點，多次闡述了自己的反對意見，聲音激動，甚至向皇帝的臉上噴了口唾沫。
最後，皇帝終于對他的請求不再理睬，溫成派小黃門前去偵查，得知包拯言辭直率，主動前來謝罪。
宋仁宗推開袖子擦了擦臉，不滿地說：“禦史中丞竟然朝前吐口水，你還不知道包拯是誰嗎？”
禦史中丞包拯，強烈反對皇親國戚靠裙帶關系擔任朝廷高官，當時曾連續六次上章彈劾張堯佐。
與皇帝面對面争辯時，情緒激動，跨步上前逼近皇帝，又噴了宋仁宗一臉唾沫，迫使他最終收回成命。
一般而言，人們正常說話時唾沫能飛30—40厘米，情緒高昂時噴射長度最遠一米左右。
這就意味着，君臣體位間距在一米左右，其中包拯“向前說話，直唾我面”，與皇帝的距離更近些，當在一米以内，這裡反映的場景，是大臣勸谏皇帝時的聲色俱厲。
當臣僚的唾液能噴濺皇帝的臉上，足以說明臣僚的情緒激動和憤慨激昂，那麼除了唾液的噴濺，還有什麼近距離的間距行為呢？
官臣拉扯帝衣
體觸是一種重要的非言語交際方式，與唾濺帝面相比，宋代臣僚與皇帝争論時拉扯帝衣以阻止皇帝拂袖而去的情況，距離更近，執行個體也更多。
這種事件的前提，是君臣之間發生争執、相持不下時，皇帝一怒之下起立，轉身回宮，以示不滿和結束談話，而大臣為了說服皇帝，急忙拉着皇帝的衣襟不讓走。
在宋太宗的時代，員外郎寇準因為在奏事時與上級的旨意意見不合，導緻太宗不滿，拂袖起身準備進入禁中。
但寇準伸手拉住太宗的衣袖，讓他重新坐下，并解決了問題，然後才離開，因為這個舉動，太宗對寇準表示贊賞。
曆史上最典型的引裾事例，是陳禾在朝堂上彈劾了當時權臣童貫等奸臣的罪行，宋徽宗是以怒不可遏，拂袖而起，露出了衣裾。
此時陳禾迅速拉住徽宗的衣角，請求能聽完他的陳述，避免了皇帝沖動的行為，徽宗咳嗽着說：“這位正言差點兒把我的衣服弄爛了。”
陳禾回答說：“陛下您不惜弄壞衣袍，您的臣子怎麼會在意自己的生命呢？這些奸臣今天享受了權利和财富，而陛下将來可能會面臨危險和災難。”
陳禾的話越來越尖銳，宣洩出了自己的不滿，徽宗氣色也是以變得不好看，他的内侍建議他換一件衣服。
但他回絕道：“留着這件既是表彰忠誠臣子的象征，也是表明皇帝的正義之舉的象征。”
可見雙方力量之大，宋徽宗之開明和氣，并不以為衣裾落地為顔面落地，反而以為這是值得贊賞的忠直表現。
可以看出，幾步之遙的距離也伴随着臣僚的身家性命，不過在進一步來說，臣僚如果接近禦榻，那麼會有什麼樣的下場呢？
接近禦榻
殿上皇帝的座位是禦榻，禦榻一般為坐卧具，既然能卧就是比較寬，但實際上隻坐不卧，除了坐以外還可以放置檔案等物品。
宋太宗生前曾數次私下交代宰相呂端“與太子問起居”，後來太子即位後，跟随将他帶到福甯庭，先上禦榻，解開衣物檢視，然後向太子行禮，太子登上禦榻後，便即位為皇帝。
另一份記載提到：“真宗即位後，下旨垂簾與群臣見面，呂端平立在殿下不拜，請求卷起簾幕，升上殿台審視，然後降下台階，帶領群臣齊聲拜呼萬歲。”
呂端平擔心後宮會有另立皇帝的陰謀，登基前親自走到身邊驗證身份。
宋仁宗曾對翰林學士張方平說：
“朕在國家中的缺失，以及國家的奸邪之人，朝廷中谄媚之輩，都可以直言相告。”
然後讓他靠近:“特意将您引到近前，密密探詢，還有要緊的話要說。
張方平歎道：“對于暴君出于私心逼迫别人陷入困境，然後還将他們強行剝奪一切，我無法支援這種行為。”不過最後也沒有說出什麼。
還有一個例子是在元符末年，剛剛登基的宋徽宗召見宰執們，根據當事人曾布的記載：“皇帝就座之後，宣布了安危萬福的奏章，然後升上殿台。
皇帝私下裡跟章惇密語，輕聲細語，其他人都聽不到。他說：“我們都沒有聽到聖意。”于是章惇建議皇太後來做出處理決定。
皇帝小聲秘密地吩咐章惇，在場的曾布等其他人未能聽見，章惇當是附耳過去才聽到，以上兩例君臣的距離，不遠于咫尺之間。
在熙甯年間，王安石積極推動熙河之役，對宋神宗謊報所耗軍費僅為三百萬。
後來，有西帥上奏，皇帝詢問此事，帥回答：“除了内帑所賜的之外，本路應副接近千萬。”
皇帝驚愕不已，指令退回具體的實數報告，之後，報告呈給了荊公，荊公默不作聲，将其放回禦榻後，這個“将其放回禦榻後”的舉動意味着王安石不認可那份資料。
在宋徽宗朝，宦官童貫權勢強大，屢次做壞事，朝廷指令右司郎官方邵調查童貫的六宗罪行，然而，童貫派人進行跟蹤，探知了邵的行動并将其報告給上級。
每當邵上奏時，皇帝都以自己所知的回答：“你不知道這件事情”，并在禦前做出決定。
邵對此非常憤怒，他一直站在禦榻前不離，最終曝光了童貫的罪行，但也導緻邵自己惹上麻煩，無法再回複原狀。
皇帝的辯解回護，令方邵大怒，抗議性地站在禦榻前不走，無所畏懼地揭發童貫，反駁皇帝。
宋光宗降手诏授皇後的親屬李端友為郎官，左丞相留正“以禦筆繳還，上不納，公執奏不奉诏，遂納之禦榻而退”。
親手把禦筆檔案放回到禦榻上，轉身即走，表明不奉旨意。
臣僚走向禦榻，有的是主動向前，有的是皇帝要求，無論哪種情況，都改變了君臣殿上正常的空間距離，身體更加接近。
在禦榻上取放檔案者，雙手已接觸到禦榻，至于呂端對即位前的宋真宗解衣驗視，則是直接的肢體接觸，禦榻一般亦稱禦座。
雖然臣僚和禦榻隻有幾米的距離，但是這幾步的距離可以讓臣僚的官位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那麼，保持這幾米的對立距離，到底會有着什麼樣的影響呢？
對立關系
按照北宋王鞏的記載：“有一個故事，執掌政務的官員在殿上坐着商議事宜。”
太祖皇帝登基的第二天，執掌政務的官員上殿時，皇帝說道：“朕眼花，拿近一些文字給我看看。
執掌政務的官員走近禦榻，偷偷派遣宮廷侍衛清理他的座位，執掌政務的官員站起來奏事，從此開始。”
這一簡短的殿上片段，它包括執政大臣殿上辦公體态變化，宰相首次來到宋太祖禦榻前，卻失去了坐而談論的權利。
所凸顯的是強化了君臣之間的尊卑關系，身體站起來，尊嚴降下來，背後的政治意義即君主專制，對此，宋代士大夫頗多不滿。
如朱熹就專門談論過“今日立對之非”，憤憤不平地批評道，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方可仔細說得。
如今不僅教宰執坐着奏對時頃刻即退，就連文字也收在袖間，隻說幾句便将文字給宣讀過去，怎麼可能有詳細的指點。
就連沒有座位的情況下，也應該有一個案子供開展在上面，讓大家能夠指畫利害，上面也能夠仔細了解。
他從事務層面來指出，君臣坐着讨論能夠從容地詳盡問題，而站着談判時間匆忙，無法展開論題，對指令的實際執行和綜合考慮都不利。
樓鑰則直指核心問題：“君與臣共同治理天下，是以當面對大臣時，君應在高座上，起身時臣應當站立。
這是尊重德行和樂于公正的展現，上下一體，不拘形迹，是以才能夠推動事業成功和功業順利。
自宋朝太祖皇帝登基之初起，他親自負責總理各項事務，前朝的三位宰相自覺遠離政務，主動避開決策過程，選擇直接送出備忘錄讓皇帝做出決斷。
這必然導緻各種大小事務都需要在皇帝面前進行讨論，因為忙于工作而無法抽出時間喝茶坐着讨論，隻能站立回應。
在朝廷各機關中，立對是上下級關系，上級向下級問話，要站立回答以示恭敬，如士大夫強至所言:“夫部吏之見上台，有所問必立對。”
宰相與皇帝間也是如此，這是一種新型的君臣關系，至于其他臣僚，宋以前也是立對之儀，宋代延續而已，并無差别。
人際交往中的距離，受個體之間相容關系不同而産生情感距離的影響。
人類學家觀察發現，人與人之間在面對面的情境中，常因彼此間情感的親疏不同，而不自覺地保持不同的距離分寸。
這種不自覺，卻是臣僚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冒犯皇帝的勇氣之自覺的反映，更是緣于皇帝開明的包容，二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