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萌眼探世界
编辑|萌眼探世界
前言
两汉时期，在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下，“霾”作为一种异象，被视为上天对君臣的警示，是君臣为政失德、失察的政治应征。这一时期，以阴阳推衍灾异者颇多，东汉以后，这种将灾异和政事刻意牵强附会的解释体系在政治实践中不断巩固。
汉武大帝
君主与上天交感，若君主施行德政则天降祥瑞、万物和气、政治运行机构各行其道；若君主失德将会受到上天的惩戒，降下各种形式的灾异以示警告和惩罚。正是基于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霾”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寓意。
是“异”非“灾”
现代社会通常将“霾”归为灾害的一种类型，但在古代灾异天谴论中，“霾”则更多的被视为一种“异象”。“霾”为何没有被视为灾，而是被视为异？
这与中国古代社会对灾异的区分有着密切关系。早在《春秋公羊传》中，灾异已经被分别记录，如鲁文公二年（前625），“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何以书？记异也。大旱以灾书，此亦旱也，曷为以异书？大旱之日短而云灾，故以灾书。此不雨之日长，而无灾，故以异书也”。《春秋公羊传》的灾异事例中，“异”指天文、时令、地变、物异等异常之态。
所以，“霾”作为一种天文异象，部分被记录于正史的《天文志》中。
天垂异象以示人君
“霾”相对于其他“灾”而言，与政治事件有着更为直接、紧密的联系。天人感应思想影响之下的“霾”并不是简单的自然事件，甚至弱化了“霾”的自然属性，灾异天谴体系中，“霾”是上天对君主不施德政、政治失措的惩戒，君主通过修德以回应上天的谴告。
东汉时期，“霾”已经被纳入灾异天谴体系中，其作为一种上天所降的异象，对当时的政治、文化产生深刻影响。
史书记载表明：君主为政失德、君臣关系不和谐以及刑罚严峻等都会引起“霾”，上天感应到这些行为时，便会降“霾”以示谴告，于是“霾”便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内涵。
水、旱、蝗灾发生后，君主会采取“避正殿”、“减膳”、“亲录囚徒”、“出宫人”等修德方式应灾，或者通过兴修水利、减免租税、开仓赈济等惠民措施防灾、减灾，而汉唐时期几乎没有应对“霾”的具体措施。
但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因“霾”修省、减轻刑罚、大赦天下的例子就十分常见了。这也说明在整个历史时期，“霾”对政治的影响呈扩大趋势，至明清时期尤为突出，汉唐时期是其被纳入灾异天谴体系的初期，对此时期“霾”的研究，将会为探讨隋唐五代以后的“霾”提供基础。
两汉时期天人感应思想盛行，影响了时人对灾异的认识。在汉代以后的灾异学说中，“霾”被视为政治失序影响下的表现形式。
此外，各家言论中皆有借助灾异谴告人君的论断，即灾异天谴论，这使得“霾”这一自然现象，逐步被视为上天谴告人君的形式。
尤其是到了东汉时期谶纬神学的盛行，糅杂了阴阳五行学说、天人感应思想等内容，以诡秘的隐语攀附过去、预测未来，驱动了灾异天谴论的发展。
其中的“霾雾蔽日”就是君主不能施行仁政、福泽万民后的应征之一。消弭“霾”的方式是君主招纳贤才以修德。
如东汉顺帝阳嘉二年（133），擅长以阴阳推灾异的经学家郎顗上书认为，君主不顺应时令、不封贤才适当的爵位、不施恩泽、不行仁德的行为会导致“太阳不光，天地溷浊，时气错逆，霾雾蔽日”。
于是郎顗借京师地震，向顺帝举荐黄琼、李固，后顺帝“诏又特问当世之敝，为政所宜”，李固据理以对，顺帝多有采纳。
由此而知，依据汉唐时期的灾异天谴说，当君主不施德政时，上天会立刻感应到君主的所作所为，于是，便以“霾雾蔽日”这种灾异现象警示君主，君主以任用贤能、补察政失的方式回应上天的谴告。
这是天人感应思想下的政治应对模式，“霾”就成为了不施仁政、政治失措的现实表征。
汉唐时期文本记载中的“霾”，并不是为了记录历史气象的变化规律，而是天人感应思想体系影响之下为皇权政治服务的灾异记录。
按照经籍对灾异的划分：“害物为灾，不害物为异”，汉唐时期的“霾”属于“异”类，因此，在政治视野下的“霾”不仅仅表示一种自然现象或天气状态，还是天降灾异以惩人君的外在表现，“谴告”、“警惧”到“伤败乃至”，君主自省影响着上天的惩罚力度。
这种政治模式下，“上天通过灾异警示君主，君主通过修德消灾回应上天谴告。灾异天谴与修德应天既是君主在治理国家中必须遵循的政治逻辑，又是蕴含宗教色彩的道德规范”③。长此以往，君臣对上天所降灾异异常谨慎，“霾”便被赋予了神秘的政治内涵。
致“霾”之因
两汉时期，天人感应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逐渐融合，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阴阳五行学说将世界万物的变化归因于阴、阳二气，木、火、土、金、水是构成世界必不可少的五种属性，这是后世解释人事、政事的理论依据。
利用阴阳二气此消彼长解释人事与天象的关系，是汉唐时期十分普遍的现象。阴阳五行学说下，“霾”被归为沴气的一种类型，代表一种不祥之气。因此，“霾”原本是一种“昼晦”、“昼昏”、“日色无影”的景象，而在阴阳五行学说解释下，“霾”又成为一种不祥之“气”。
史书记载中，君臣之间是否和谐、刑罚是否适度，都是导致“霾”出现的重要因素。其一，君臣关系不协会导致“霾”的发生。
按照天人感应的阴阳五行学说，太阳被视为“阳”，“日者太阳，以象人君”，太阳象征君主；大臣为“阴”，当大臣存在以下犯上的僭越行为时，就会导致阴气过剩，遮蔽日光。
“霾”产生的原因就是君臣不能各司其职、互生嫌隙。所以，古人认为，致“霾”之因是其背后的政治事件。当君臣之间互生嫌隙导致朝野上下沟通蔽塞，上天便降下“霾”以警示君臣，“霾”成为君臣关系出现问题的应征。
从唐修史书对“霾”的定义中可印证这一判断，《晋书·天文志》是历史时期第一次明确拟定“霾”概念的正史，“凡天地四方昏濛若下尘，十日五日已上，或一月，或一时，雨不沾衣而有土，名曰霾。故曰，天地霾，君臣乖”。
由此可知，致“霾”之因是朝野之间君臣沟通不畅，宰臣不能为君主分忧或言路闭塞、以下犯上等君臣不能各为其政的行为。
其二，刑法失度也会致“霾”。《太平御览》引《白虎通》曰：“圣人治天下，必有刑罚何？
所以助治顺天之度也。”刑法原本是治理天下、以顺天时的工具，但刑法严酷却会导致的阴阳不协、怨气郁结。
如唐开元二十九年三月丙午，“风霾，日无光，近昼昏也。占为上刑急，人不乐生”，此次风霾就被认为是刑法严苛、残酷而使百姓不以生为乐的应征。
再如唐懿宗咸通元年（860）颁布的《疏理滞狱诏》：“至道所先，刑柄最切。向闻鞫断，动隔炎凉，不惟理且未伸，多致疾而成夭。冤霾既聚，和气乃伤。日月星辰，繇此失度，水旱蟊贼，所以为灾。”“霾”的出现是由于刑法失度、冤气聚集。
李漼 名 唐懿宗
汉唐时期的“霾”在阴阳五行学说下，被视为一种不祥之气，君臣关系失调导致的阴气过剩、刑法失度招致的怨气郁结，这些都是引发“霾”的重要因素。
“霾”的政治寓意
古人常通过观察天文现象来预测吉凶，“霾”作为一种天气状态，具有预示人事、政事的功能。与汉唐时期的天人感应灾异思想结合，视天象为上天的警示。汉唐时期的“霾”，在占书中往往预示着天将有旱情或“外人来”，以及寓意乱世兵象。
- “大旱”、“外人来”的征兆
占书中，“霾”作为一种不祥的“气”，有预示“大旱”、“外人来”之意，而占卜的功能又进一步强化了天人感应思想在政治秩序中的作用。“霾”预示“大旱”、“外人来”的说辞与占术有关。东汉郗萌曰：“凡天地四方昏蒙若下尘，十五日以上，或一月，或一时，雨不沾占衣而有土，名曰霾。
在天人感应思想影响下，“霾”的出现意味着上天的警示，据此，“霾”也具备了一定的预告天象、人事的功能。唐修史书对“霾”的定义说明了旱与“霾”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
如“风霾”作为一种大风扬尘、土如雨下的自然现象，与旱的关系十分紧密。北魏孝明帝神龟二年九月，“秋末久旱，尘壤委深，风霾一起，红埃四塞”，当出现旱情，土壤缺水、砂质疏松，尘土极易被大风吹散到空中。
旱霾的记载在汉唐时期并不突出，但在明清时期，文本中“旱霾”便较为常见，如明成化十七年（1481），“夏四月庚申，以久旱风霾敕群臣修省”、弘治十年（1497），“三月辛亥，以旱霾修省，求直言”、万历十四年（1586），“三月戊戌，以旱霾，谕廷臣陈时政”。
因“霾”修身反省是天人感应思想影响之下的政治应对，而这一应对在魏晋、隋唐时期的文本中就有所体现。结合占术与正史的记载，“霾”与旱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联系，天人感应思想下，“霾”是上天对人事、政事的预示和警告，一定情况下，它具有预示“大旱”的政治功能。
- 寓意乱世兵象
“霾”的出现往往寓意乱世。在占书中，“霾”的出现也被视为兵乱之气。《晋书·天文志》《观象玩占》《乙巳占》《隋书·天文志》等皆将“霾”归为“气”，“霾”属于一种带有不祥征兆的“气占”。
《乙巳占》总结了前代的占术，其中有“军气占”一篇，即通过观察天象，判断战况。虽然史书中明确记载气占影响、指导战争的案例较为少见，但从具体的历史事件中仍然可以窥探其中的因果关系。
如十六国时期后燕永康二年，“甲辰，风霾，昼晦”，丁建投靠慕容德，并诬陷贺赖卢叛乱，当夜便发生了风霾，风霾有了象征乱象、兵变的特殊意义。
再如隋大业十四年（618），虎贲郎将司马德戡欲蛊惑军吏反叛隋炀帝，谎称“陛下闻骁果欲叛，多酝毒酒，欲因享会，尽鸩杀之，独与南人留此”，想要以此蒙骗军吏逃离江都。“乙卯，
德戡悉召骁果军吏，谕以所为，……是日，风霾昼昏”，三月十日这天，司马德戡召集军吏，并宣布反叛计划，当日便出现了风霾。
这里风霾同样也暗喻司马德戡反叛。这种天象与人事相互感应是长期以来天人感应思想盛行的后果，逐渐使“霾”与兵乱相联系。
作者观点
古人对“霾”的认识经历了不断变化的过程。《尔雅·释天》首次将“霾”释义为“风而雨土”，于是风、雨土、“霾”之间便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
受现代灾害学的影响，当前研究普遍将“雨土”与“霾”视为现代灾害学概念中的沙尘暴或沙尘天气。汉唐时期民众多认为风与“霾”联系紧密，风霾一般指沙尘天气。按文献记载中，“霾”与雨土的概念常被混同看待。
但在历史语境中，两者仍有差异，雨土是风沙天气的动态过程，而“霾”则是阴雨前或雨土后的状态描述。与之类似，文献记载中的蒙气与“霾”也常被学者视为同一类天气现象，因为二者皆可以造成“月不舒光、日不宣曜”的后果。
但蒙气表示一种欲雨无雨的昏蒙之状，而“霾”是一种“风而雨土”的晦暗状态。总之，雨土、蒙气与“霾”都有相似的表征，但从具体状态、文化意象等方面而言，“霾”与雨土、蒙气有着明显的差异。
汉唐时期，正史中的“霾”主要是受天人感应思想影响之下的文本记录，按照经学家对“灾”与“异”的区分，“霾”属于“异”，因其表示一种不常见的异象而被视为上天对人君的惩罚。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霾”逐渐成为政治失序的灾异表现形式之一。
“霾”的出现被视为阴气过剩的表现，君臣关系不和谐、刑法严酷都是致“霾”之因。“霾”也被赋予了浓重的政治寓意，是天气干旱、外人来以及社会动荡、乱世兵变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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