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萌眼探世界
編輯|萌眼探世界
前言
兩漢時期，在天人感應思想的影響下，“霾”作為一種異象，被視為上天對君臣的警示，是君臣為政失德、失察的政治應征。這一時期，以陰陽推衍災異者頗多，東漢以後，這種将災異和政事刻意牽強附會的解釋體系在政治實踐中不斷鞏固。
漢武大帝
君主與上天交感，若君主施行德政則天降祥瑞、萬物和氣、政治運作機構各行其道；若君主失德将會受到上天的懲戒，降下各種形式的災異以示警告和懲罰。正是基于天人感應思想的影響，“霾”被賦予了更多的政治寓意。
是“異”非“災”
現代社會通常将“霾”歸為災害的一種類型，但在古代災異天譴論中，“霾”則更多的被視為一種“異象”。“霾”為何沒有被視為災，而是被視為異？
這與中國古代社會對災異的區分有着密切關系。早在《春秋公羊傳》中，災異已經被分别記錄，如魯文公二年（前625），“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為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雲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春秋公羊傳》的災異事例中，“異”指天文、時令、地變、物異等異常之态。
是以，“霾”作為一種天文異象，部分被記錄于正史的《天文志》中。
天垂異象以示人君
“霾”相對于其他“災”而言，與政治事件有着更為直接、緊密的聯系。天人感應思想影響之下的“霾”并不是簡單的自然事件，甚至弱化了“霾”的自然屬性，災異天譴體系中，“霾”是上天對君主不施德政、政治失措的懲戒，君主通過修德以回應上天的譴告。
東漢時期，“霾”已經被納入災異天譴體系中，其作為一種上天所降的異象，對當時的政治、文化産生深刻影響。
史書記載表明：君主為政失德、君臣關系不和諧以及刑罰嚴峻等都會引起“霾”，上天感應到這些行為時，便會降“霾”以示譴告，于是“霾”便被賦予了濃厚的政治内涵。
水、旱、蝗災發生後，君主會采取“避正殿”、“減膳”、“親錄囚徒”、“出宮人”等修德方式應災，或者通過興修水利、減免租稅、開倉赈濟等惠民措施防災、減災，而漢唐時期幾乎沒有應對“霾”的具體措施。
但宋代以後，特别是明清時期，因“霾”修省、減輕刑罰、大赦天下的例子就十分常見了。這也說明在整個曆史時期，“霾”對政治的影響呈擴大趨勢，至明清時期尤為突出，漢唐時期是其被納入災異天譴體系的初期，對此時期“霾”的研究，将會為探讨隋唐五代以後的“霾”提供基礎。
兩漢時期天人感應思想盛行，影響了時人對災異的認識。在漢代以後的災異學說中，“霾”被視為政治失序影響下的表現形式。
此外，各家言論中皆有借助災異譴告人君的論斷，即災異天譴論，這使得“霾”這一自然現象，逐漸被視為上天譴告人君的形式。
尤其是到了東漢時期谶緯神學的盛行，糅雜了陰陽五行學說、天人感應思想等内容，以詭秘的隐語攀附過去、預測未來，驅動了災異天譴論的發展。
其中的“霾霧蔽日”就是君主不能施行仁政、福澤萬民後的應征之一。消弭“霾”的方式是君主招納賢才以修德。
如東漢順帝陽嘉二年（133），擅長以陰陽推災異的經學家郎顗上書認為，君主不順應時令、不封賢才适當的爵位、不施恩澤、不行仁德的行為會導緻“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
于是郎顗借京師地震，向順帝舉薦黃瓊、李固，後順帝“诏又特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李固據理以對，順帝多有采納。
由此而知，依據漢唐時期的災異天譴說，當君主不施德政時，上天會立刻感應到君主的所作所為，于是，便以“霾霧蔽日”這種災異現象警示君主，君主以任用賢能、補察政失的方式回應上天的譴告。
這是天人感應思想下的政治應對模式，“霾”就成為了不施仁政、政治失措的現實表征。
漢唐時期文本記載中的“霾”，并不是為了記錄曆史氣象的變化規律，而是天人感應思想體系影響之下為皇權政治服務的災異記錄。
按照經籍對災異的劃分：“害物為災，不害物為異”，漢唐時期的“霾”屬于“異”類，是以，在政治視野下的“霾”不僅僅表示一種自然現象或天氣狀态，還是天降災異以懲人君的外在表現，“譴告”、“警懼”到“傷敗乃至”，君主自省影響着上天的懲罰力度。
這種政治模式下，“上天通過災異警示君主，君主通過修德消災回應上天譴告。災異天譴與修德應天既是君主在治理國家中必須遵循的政治邏輯，又是蘊含宗教色彩的道德規範”③。長此以往，君臣對上天所降災異異常謹慎，“霾”便被賦予了神秘的政治内涵。
緻“霾”之因
兩漢時期，天人感應思想與陰陽五行學說逐漸融合，成為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陰陽五行學說将世界萬物的變化歸因于陰、陽二氣，木、火、土、金、水是構成世界必不可少的五種屬性，這是後世解釋人事、政事的理論依據。
利用陰陽二氣此消彼長解釋人事與天象的關系，是漢唐時期十分普遍的現象。陰陽五行學說下，“霾”被歸為沴氣的一種類型，代表一種不祥之氣。是以，“霾”原本是一種“晝晦”、“晝昏”、“日色無影”的景象，而在陰陽五行學說解釋下，“霾”又成為一種不祥之“氣”。
史書記載中，君臣之間是否和諧、刑罰是否适度，都是導緻“霾”出現的重要因素。其一，君臣關系不協會導緻“霾”的發生。
按照天人感應的陰陽五行學說，太陽被視為“陽”，“日者太陽，以象人君”，太陽象征君主；大臣為“陰”，當大臣存在以下犯上的僭越行為時，就會導緻陰氣過剩，遮蔽日光。
“霾”産生的原因就是君臣不能各司其職、互生嫌隙。是以，古人認為，緻“霾”之因是其背後的政治事件。當君臣之間互生嫌隙導緻朝野上下溝通蔽塞，上天便降下“霾”以警示君臣，“霾”成為君臣關系出現問題的應征。
從唐修史書對“霾”的定義中可印證這一判斷，《晉書·天文志》是曆史時期第一次明确拟定“霾”概念的正史，“凡天地四方昏濛若下塵，十日五日已上，或一月，或一時，雨不沾衣而有土，名曰霾。故曰，天地霾，君臣乖”。
由此可知，緻“霾”之因是朝野之間君臣溝通不暢，宰臣不能為君主分憂或言路閉塞、以下犯上等君臣不能各為其政的行為。
其二，刑法失度也會緻“霾”。《太平禦覽》引《白虎通》曰：“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
是以助治順天之度也。”刑法原本是治理天下、以順天時的工具，但刑法嚴酷卻會導緻的陰陽不協、怨氣郁結。
如唐開元二十九年三月丙午，“風霾，日無光，近晝昏也。占為上刑急，人不樂生”，此次風霾就被認為是刑法嚴苛、殘酷而使百姓不以生為樂的應征。
再如唐懿宗鹹通元年（860）頒布的《疏理滞獄诏》：“至道所先，刑柄最切。向聞鞫斷，動隔炎涼，不惟理且未伸，多緻疾而成夭。冤霾既聚，和氣乃傷。日月星辰，繇此失度，水旱蟊賊，是以為災。”“霾”的出現是由于刑法失度、冤氣聚集。
李漼 名 唐懿宗
漢唐時期的“霾”在陰陽五行學說下，被視為一種不祥之氣，君臣關系失調導緻的陰氣過剩、刑法失度招緻的怨氣郁結，這些都是引發“霾”的重要因素。
“霾”的政治寓意
古人常通過觀察天文現象來預測吉兇，“霾”作為一種天氣狀态，具有預示人事、政事的功能。與漢唐時期的天人感應災異思想結合，視天象為上天的警示。漢唐時期的“霾”，在占書中往往預示着天将有旱情或“外人來”，以及寓意亂世兵象。
- “大旱”、“外人來”的征兆
占書中，“霾”作為一種不祥的“氣”，有預示“大旱”、“外人來”之意，而占蔔的功能又進一步強化了天人感應思想在政治秩序中的作用。“霾”預示“大旱”、“外人來”的說辭與占術有關。東漢郗萌曰：“凡天地四方昏蒙若下塵，十五日以上，或一月，或一時，雨不沾占衣而有土，名曰霾。
在天人感應思想影響下，“霾”的出現意味着上天的警示，據此，“霾”也具備了一定的預告天象、人事的功能。唐修史書對“霾”的定義說明了旱與“霾”存在一定的内在聯系。
如“風霾”作為一種大風揚塵、土如雨下的自然現象，與旱的關系十分緊密。北魏孝明帝神龜二年九月，“秋末久旱，塵壤委深，風霾一起，紅埃四塞”，當出現旱情，土壤缺水、砂質疏松，塵土極易被大風吹散到空中。
旱霾的記載在漢唐時期并不突出，但在明清時期，文本中“旱霾”便較為常見，如明成化十七年（1481），“夏四月庚申，以久旱風霾敕群臣修省”、弘治十年（1497），“三月辛亥，以旱霾修省，求直言”、萬曆十四年（1586），“三月戊戌，以旱霾，谕廷臣陳時政”。
因“霾”修身檢討是天人感應思想影響之下的政治應對，而這一應對在魏晉、隋唐時期的文本中就有所展現。結合占術與正史的記載，“霾”與旱之間确實存在一定的聯系，天人感應思想下，“霾”是上天對人事、政事的預示和警告，一定情況下，它具有預示“大旱”的政治功能。
- 寓意亂世兵象
“霾”的出現往往寓意亂世。在占書中，“霾”的出現也被視為兵亂之氣。《晉書·天文志》《觀象玩占》《乙巳占》《隋書·天文志》等皆将“霾”歸為“氣”，“霾”屬于一種帶有不祥征兆的“氣占”。
《乙巳占》總結了前代的占術，其中有“軍氣占”一篇，即通過觀察天象，判斷戰況。雖然史書中明确記載氣占影響、指導戰争的案例較為少見，但從具體的曆史事件中仍然可以窺探其中的因果關系。
如十六國時期後燕永康二年，“甲辰，風霾，晝晦”，丁建投靠慕容德，并誣陷賀賴盧叛亂，當夜便發生了風霾，風霾有了象征亂象、兵變的特殊意義。
再如隋大業十四年（618），虎贲郎将司馬德戡欲蠱惑軍吏反叛隋炀帝，謊稱“陛下聞骁果欲叛，多醞毒酒，欲因享會，盡鸩殺之，獨與南人留此”，想要以此蒙騙軍吏逃離江都。“乙卯，
德戡悉召骁果軍吏，谕以所為，……是日，風霾晝昏”，三月十日這天，司馬德戡召集軍吏，并宣布反叛計劃，當日便出現了風霾。
這裡風霾同樣也暗喻司馬德戡反叛。這種天象與人事互相感應是長期以來天人感應思想盛行的後果，逐漸使“霾”與兵亂相聯系。
作者觀點
古人對“霾”的認識經曆了不斷變化的過程。《爾雅·釋天》首次将“霾”釋義為“風而雨土”，于是風、雨土、“霾”之間便有了不可分割的聯系。
受現代災害學的影響，目前研究普遍将“雨土”與“霾”視為現代災害學概念中的沙塵暴或沙塵天氣。漢唐時期群眾多認為風與“霾”聯系緊密，風霾一般指沙塵天氣。按文獻記載中，“霾”與雨土的概念常被混同看待。
但在曆史語境中，兩者仍有差異，雨土是風沙天氣的動态過程，而“霾”則是陰雨前或雨土後的狀态描述。與之類似，文獻記載中的蒙氣與“霾”也常被學者視為同一類天氣現象，因為二者皆可以造成“月不舒光、日不宣曜”的後果。
但蒙氣表示一種欲雨無雨的昏蒙之狀，而“霾”是一種“風而雨土”的晦暗狀态。總之，雨土、蒙氣與“霾”都有相似的表征，但從具體狀态、文化意象等方面而言，“霾”與雨土、蒙氣有着明顯的差異。
漢唐時期，正史中的“霾”主要是受天人感應思想影響之下的文本記錄，按照經學家對“災”與“異”的區分，“霾”屬于“異”，因其表示一種不常見的異象而被視為上天對人君的懲罰。
“國家将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霾”逐漸成為政治失序的災異表現形式之一。
“霾”的出現被視為陰氣過剩的表現，君臣關系不和諧、刑法嚴酷都是緻“霾”之因。“霾”也被賦予了濃重的政治寓意，是天氣幹旱、外人來以及社會動蕩、亂世兵變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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