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和家庭
我出生在一个十分闭塞的农村，即河南邓县西乡的姚营寨。从邓县城到通京汉铁路的许昌，相距510里，距离省城开封是800里，而姚营寨又在邓县城西50里。这50里的距离在今天乘汽车转眼可到，可是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候，春夏天长季节，乘牛车进城，一天星星起程，中午在半路的茶店街上停下，喂牛打尖，黄昏才能赶到。所以邓县闭塞，诞生我的姚营寨更闭塞。
倘若你随便询问一个河南人，特别是询问南阳一带十几个县的人：“请问你的原籍是什么地方？”被询问者准定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他的祖先是从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的。事实上，并非都是如此。我们姚营寨的人也说祖先是从洪洞县迁来的，其实不然。我的祖先原是洪武年间从江西什么地方迁来的。元朝末年，群雄并起，在韩林儿死后，他的部下发生了大的分化。在武昌建国的大汉王陈友谅势力最强，江西的大部分地方也归他统治。朱元璋灭了陈友谅之后，原来由陈友谅统治的老百姓对朱家的政权怀有敌意，所以在洪武年间强迫江西省（大概是赣西北一带）的一部分老百姓迁往河南，既可以充实河南的户口，也减少了明初政权的不安定因素。我的祖先就在这次移民中从江西来到了邓县。
我的祖先是贫穷农民，被迫迁到邓县后，没有钱向地方上主持移民安插工作的官吏行贿，所以不能被安置在城郊附近、交通方便和土地肥沃的地方，而被安置在偏僻的远乡。起初屯垦的地方并不是如今的姚营寨，而是姚营寨东北六七里远的岗上，土地贫瘠。大概到了清朝中叶，才迁移到靠近刁河左岸的转弯地方，建立了一个村庄，修了土寨，出现了如今的姚营寨。我们姓姚的这一家移民，到了邓县（明、清称为邓州）以后，从明初到清末，500多年间发展成一个较大的宗族，却是文风不盛，没有出现过一个官员，也没有出现过在本县稍有名气的文人，连像举人和拔贡这样的科举功名，也不曾有人得过。姚营寨周围二三十里以内的外姓人，也没有出过举人和拔贡。可见这一带在文化上的愚昧落后。这就是诞生我和养育过我幼年时代的故乡！
姚营寨内的住户在解放前以姚姓为主，少数外姓都是佃户。在清末和民初前后数十年，姚营寨出现了几家很有名气的大地主，还出现了一个在城中较有地位的大绅士，但我们一族只有中小地主和不能生存的破落地主。我自己的家庭是正在走向衰败破落的中等地主。从我的曾祖父、祖父到父亲，三代单传，没有分家的问题，所以我的家在没落的道路上没有很快破产。我的曾祖父大概在20出头年纪就死了，曾祖母19岁就守寡，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怀中的婴儿身上。处于穷乡僻壤的愚昧落后的地主之家，在当时对独生子的要求并不是如何教育他长大后在社会上有所作为，更不梦想他飞黄腾达，而只希望他传宗接代，保持家业不败。我的祖父生下后被起名为姚守业，就说明他的父母一辈人对他的唯一希望。为防止他长大后离家远出，或在社会上惹是生非，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教他抽鸦片烟，染上烟瘾。由于他自幼年抽大烟影响了发育，所以我祖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个头不高、瘦弱、略微驼背。虽然已经是民国年间了，但是脑后却拖着一根细小的辫子。他识字，但文化程度很低。他的生活和活动地方是堂屋后边群房院中的三间东屋。他住在南间，其余两间是客房。他每天大部分时间是躺在床上抽大烟。有时他自己懒怠烧烟泡，就让别人替他烧。他除抽鸦片的嗜好之外，大概还像我的家乡一带的闲得无聊的地主一样，有好玩鹌鹑的嗜好，另外也“玩戏子”。我没有看见他的房间里放有什么书，大概他是从来不读书的。
我的祖母也抽大烟，大概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她就死了。她每晚抽大烟直到深夜，早晨要睡到将近中午时醒来。她住在堂屋东间，屋中很暗。白天她很少走出房间，吃饭和解手都不离开她的房间，反正有我的母亲侍候。她从来没有抚爱过我，所以我不记得她的相貌。只记得她被放进棺材以后，在棺材封口之前，大人抱着我看看她，算是祖孙俩最后一面，可是我没有看清。
我的祖父母只生一女一儿，所以到我父亲这一代仍是单传。我姑母起小便抽大烟，不好说婆家，出嫁很晚。我的父亲也是从幼年起就抽鸦片烟，后来烟瘾很大。不过他是一位读书人，在我们那一带被认为是最有学问的人。他在开封读过“洋学”，可能是优级师范或优级师范的前身，但没有读完就回家了。关于他求学的详细情况我不清楚，但给我印象最深和影响最大的是他不迷信鬼神，不让我们像别家的孩子读四书五经，而让我们读“洋学堂”。在入“洋学堂”前，也只让我们读当时洋学堂的几种功课，如国文、历史、修身等，也教我们认识英文字母和简单的英文课本。记得我在少年时候，有一次谈到梁启超，他告我说梁启超的思想已经落后了。可见，他具有民国初年的开明知识分子的思想水平，但后来一则由于时代发展很快，二则由于生活环境，他的思想落伍了，至死不了解我的工作。
我的母亲在青年时不抽大烟，但是到了中年，也抽上大烟了。这就是生育我的破落的封建地主之家。假如我出生在有钱的地主家庭，纵然不是书香门第之家，但是让我受到正规学校教育，根据我具有中等略微偏上的天资、读书人的气质和勤奋好学的性格，很可能我会成为另外冒尖的专家、学者，而不会走文学创作的道路。假如我不是诞生在那样封建落后的地方，我在文学事业上的发展道路大概会是另外一种情况。这话，留待后边谈吧。
诞生历险记
我的家庭，在我诞生之前就是一个日趋败落、缺少欢乐与幸福的家庭。封建的伦理风习，使公婆与儿媳之间不存在平等与亲密，几乎只能是压迫、奴役、忍耐与反抗交织的人际关系。我的家中没有一个能够治业和挣钱的人，几根烟枪是可怕的消耗。加上当时土地的产量极低，纵然再好年景也是入不抵出；一遇歉年，不当卖土地就不能维持生活。我母亲作为这个家庭的年轻媳妇，眼看着家业败落，不能不为今后儿子们的贫穷命运担心，而她自己又处于无权地位，无能为力，这就给她的精神带来很大痛苦。
我母亲是唯一的年轻媳妇，担负着全家大小的洗浆和全部针线活计，帮助伙计下厨房做饭，服侍我的祖母，而且每天晚上除照料我的两个哥哥睡觉之外，还得替我的祖母烧大烟，直到深夜。封建家庭中的闺女和媳妇之间的关系总是不能和睦。我的姑母因为自幼抽大烟而出嫁较晚，与我母亲的关系十分不好。我的祖母对我的母亲难得有一个笑脸，我母亲常恨我姑母在中间搬弄是非。我母亲是一个神经质的人，不堪忍受这种痛苦，当然家庭中的欢乐更少了。
在我们那一带地方，可能在整个中原农村，溺婴之风都很盛。但是生下来后被扔到尿罐（瓦制的便器）中溺死的多是女婴，而男婴一般被保存下来。在我诞生之前，我母亲饱尝了家庭中的痛苦，并且觉得她实在没有力量再照料一个婴儿，大概还想着多一个男孩就多一个人分家产，家庭穷得更快，所以下决心不管生下来的是男是女，都要扔到尿罐中淹死。由于她经常对我的老奶（曾祖母）和别的同族的邻居妇女们说出她的决心，所以她的决定已经不是秘密了。当时我的父亲不在家，我的祖母对这事毫不关心，我的祖父更不会过问。从当时情况看，我很难留在人间。
清朝宣统二年阴历九月初八晚上，我的母亲在她所住的西厢房中快临产了。没有请接生婆，只有我的老奶在她的身边照料。大概到了亥时，我呱呱地哭着出世了。我的老奶慌忙将我一包，抱起来跑了出去，跑到西院，交给我的年轻的堂四奶喂奶，暂时抚养。这是我的老奶事先瞒着我的母亲同我的四奶商量好的，共同保留我的小生命。我的四奶生过孩子不久，奶很足，乐意担起这一任务。
既然我这个小生命得救了，我的老奶就在我母亲的身边夸赞她的重孙如何好看。过了两三天，我的母亲心已经软了，很想看看她经过10个月怀胎所生的男婴。由于我母亲的要求，在一个晚上，我的老奶将我从四奶那里抱回来，交给我的母亲，当我的母亲看见她的婴儿有一双特别大的眼睛，双眼皮，眼睛乌黑发亮，能够随老奶手中的小油灯的亮儿转动时，她不禁混合着惊奇和怜爱的感情叫道：“神娃儿！神娃儿！”什么意思呢？原来庙中泥塑的送子娘娘神像，怀里抱着一个赤身的男婴，总是把婴儿塑得十分好看，特别要塑有一双十分可爱的大眼睛。当母亲打量着我的脸孔时，忽然联想到三四里外禹山庙里塑的送子娘娘怀中的男婴，所以禁不住这样惊叫，同时涌流出慈母的热泪。
尽管我的母亲已经流露了对我的强烈的母爱真情，但是我的老奶仍不放心，过了一阵儿又把我抱走了。不知又过了多久，老奶认为可以完全放心，才把我从四奶那里抱回来，交给我的母亲养育。这个故事，在我的童年岁月，我的母亲和老奶经常作为笑话说给我听。实际上，在这个有趣的故事中，饱含着没落的封建地主家庭中难言的伤心和眼泪。抗战胜利的第二年，也就是30多年以后，我在成都曾写了一篇饱含感情的散文《可爱的老祖母》，其中就写了这个故事。
在这个小故事写完之后，我要顺便申明我的确切生日，许多年来，关于我的生日，我都写作1910年10月10日，对外国的资料也是这么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也是明明白白地印着我的生日。其实我生于宣统二年阴历九月初八日亥时，再过一两个钟头才进入初九日。按阴阳对照，应该是1910年10月9日才对，只是家人们一则为着好记，一则喜欢重阳登高的节日，习惯于说我的生日是重阳节，有意错了一天，一错至今，也不想改了.
幼年时的田园生活
大约在我5岁时，我的父亲又从外边什么地方回到家中，不再出去了。有一天下午（他每日上午照例起床很晚），我父亲左手提着玉石嘴、白铜锅的旱烟袋，右手牵着我，到西寨外看佃户们在地里劳动。这是姚营寨比较肥沃的土地，不到一里外就是刁河，其肥沃和保墒程度仅次于南门外临着刁河转弯处的三角地带。我父亲不甘心眼看着家产败落，所以刚回到家就急着亲自到较近的西坡地里看看。他的心里已经有一个卧薪尝胆、中兴家道的雄心壮志，而且也有了具体设想。他的中兴计划，将要以南门外和西门外两处的祖业田为基地，一则土地好，二则离家很近。
当我的父亲来到自家地头的时候，正在锄地的人们都停下工作，凑过来笑脸相迎，向他搭腔说话。父亲在路边的草地上坐下，叫大家歇一歇，坐在一起，向大家询问庄稼情况。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大家对父亲穿的袜子最感兴趣。人们要他从脚上脱下来，顺着拉一拉，横着拉一拉，还用终年劳动的大手插进去试试，惊喜地叫道：
“看！看！这机器袜子能大能小！”
从这件有趣的小故事可以看出当时姚营寨一带的地主和农民，只穿过家庭妇女缝制的布袜子，还没有看见过棉织品的袜子。这种新式袜子，一般称为“洋袜子”，也称为“机器袜子”。那时候我的家乡还处在典型的封建落后的自然经济状况。家家使的瓦盆、木盆和铜盆。穿的是家庭妇女织的布，由村中的染匠用土法染色。染蓝色的颜料，村中的染坊可以从城中买来，或者村中的地主命佃农自种蓼蓝，用土法制成蓝靛。染匠们可以用蓝靛染出深蓝、浅蓝、月蓝、碾毛蓝、蓝地白花的印花布等不同品种。至于染红布，都是由家庭妇女们用苏木熬水自染。黑色布，用橡壳熬水，然后将棉布放进去狠煮。棉布煮黑之后，摊在池塘边的草地上，挖出塘底青泥，均匀地涂在黑布上。晒干之后，洗去塘泥，黑布就不掉色了。农村中一代代传下来这种染黑色的土法，也不知有什么科学道理没有？那时代，富人家娶儿嫁女也很少购买洋货，只买些苏杭绸缎。农村还没有兴起带玻璃罩的煤油灯，当时叫作洋灯。家家用的铜灯或铁灯，点灯用植物油和灯草。如今的火柴叫作洋火，在乡下还很少见到，用火镰火石打火，而火石在我姚营寨附近的刁河滩中就可以捡到。当时农村里没有人见过纸烟（又称洋烟）。男男女女都吸本地出产的烟叶。一般人喜欢用烟袋，少数地主喜欢水烟袋。但喜欢用水烟袋的人出门也只带旱烟袋。蔬菜的品种很简单，都是自家种的。家家养鸡，用鸡蛋换盐吃。这就是我幼年时代所看见的、建立在封建小农经济生产力之上的“自然经济”，至今犹历历在目。
父亲决定使家道中兴，买了一头水牛和一头黄牛，修理了家中旧有的一辆牛车，添置了各种农具。雇了一个掌鞭的和另外两三个雇农，将佃户耕种的土地收回一部分，自己经营，开始他的“中兴事业”。我父亲虽然自己不会劳动，但白天常到地里走走、看看，整个上午睡懒觉的习惯改变了。我的母亲和老祖母都为我父亲的“中兴事业”而精神振奋。我家离井水较远，井口较深。家中原有一个男伙计管挑水做饭，如今人口多了，我母亲不得不在大部分时间下厨房帮助做饭，或帮助磨面、推碾。我的老祖母虽然已经年老，也忙得一时不闲。
既然家中养了两头牛，好像为了套磨和推碾的需要，还养了一头驴子。喂牲口不能光靠麦秸，在有青草的季节必须多喂青草。我的两个哥哥都在童年，他们担起了每天去河边荒坡地割草的任务，而我也跟着他们前去，到野地玩耍。这一段童年生活给我留下了一些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尤其使我难忘的是那些诗一般的田园风光。
那时虽然我的祖母已死，姑母已嫁，但家中还有我的祖父和父亲两杆烟枪，花钱很多。于是父亲决定自己栽种鸦片，既可以解决自己家中吸食，又可以卖出一部分增加收入，他在西寨外选定一两亩地，开始他的种烟计划。夏天，到了收获鸦片时候，各种颜色的罂粟花满地开放，十分好看。罂粟花一边开放，一边有果子成熟。每天上午，父亲带着伙计们来到地里，加上我的母亲和两个童年的哥哥，各人带一把小刀和一个杯子，用小刀将圆形或椭圆形的果子划破，使果皮的伤口处流出来白色的汁液，收到杯子里。然后集中起来，凝结后便是鸦片，制成大块，叫作烟土，也简称“土”。
我的父亲为要家业中兴，还努力栽种烟草。那时许昌和襄县的美国烟草和烘烤烟叶的方法尚未出现，邓县是河南省有名的烟叶产地，也是我们那一带最重要的经济作物。除他自己督率雇农们栽种烟草外，还将一部分适宜栽烟的土地交给专门栽烟的佃农经营。这是一种季节性佃农，叫作“栽烟的”，从春天整治土地，培育烟苗，到栽种烟苗，精心耕耘、施肥，采下烟叶晒干，直到秋天结束了烟季，完成了生产的全部过程。
但是我父亲的“中兴大业”并没有如愿以偿，原因很多，不用在此细谈。总之，整个封建性农村社会和经济处于迅速的崩溃之中，个别中小地主不可能凭自己努力挣扎挽救历史倾倒的狂澜。到了民国7年秋天，由于土匪蜂起和姚营寨地主之间的互相斗争，一群土匪攻入寨中，对全寨中的地主，包括最富的大地主秋毫不犯；独将我家的房屋一把火烧光，三代单传所积蓄的杂物都化为灰烬。
我的童年生活一半在姚营寨，一半在逃进城内居住之后。尽管我在文学上的成就不大，但是如果说我还有一定的独特贡献，这种独特之处同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的特殊环境有密切关系。
我对于中国的封建社会风貌，特别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风貌，有相当了解。我的了解中国封建和半封建社会，一部分来自书本知识，一部分来自感性知识。而由生活提供的感性知识，往往是自然而来，不能强求，也不能重新体验。作家都认为童年和少年的生活特别可贵，原因可以理解。
抗日战争后期，我计划写三部小说，总名为“农村三部曲”，包括《黄昏》、《长夜》、《黎明》。我仅将《长夜》写成，1947年在上海出版，没有引起评论家的注意，甚至没有得到理解，而受到重视是近几年的新书，甚至得到国外好评。在本文的后边还要用专节谈到这部作品，此处不多谈了。十分遗憾的是，解放以后，《黄昏》和《黎明》的写作心愿都只能放弃了。《黄昏》的题材就植根于我的童年和少年的生活，从清末写到民国初年的农村人物和生活，反映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村社会的崩溃过程。
现在可以说，我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从中国半封建社会获得的各种感性知识，是我能够写出《李自成》的各种条件中的一个重要条件。
很不正规的学习道路
我上学很晚，正式上学读书的年月不多，从根本上说是依靠自学。我走过的学习道路，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我没有经过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正规道路。第二，我在青年时代没有专心一意地写小说，总在操心研究学问，与许多在30年代同时出现的青年作家们的路子不完全相同。
当我在姚营寨度过7周岁的时候，还没有正式学识字、读书。1918年姚营寨的宅子化为焦土之后，大约是初冬时节，我随母亲离开了暂时避难的亲戚家，到城里寻找我的父亲。我的两个哥哥大约在一个月前已经进城，跟父亲在一起了。这年冬天，由父亲教我们兄弟三人读书，这是我读书学习的开始。第二年（1919年）我们到东大寺（正式名称为开元寺）读私塾，先生是我父亲的同学。他按照我父亲的嘱咐，不让我们读四书，而读当时教育部审定的高等小学“国文”（不称“国语”）课本。课本是较浅的文言文，必须背熟。是否另外还背诵《古文观止》，我现在记不清了。到了1920年春季，我们转到离家较近的北城门楼上读私塾。老师遵照我父亲的意见，不让我们读四书五经，而读高等小学校的《国文》、《历史》、《修身》等课本，另外还背诵一本书《论说文范》。我从这年春季开始学习写作文言文，老师规定每隔一天写一篇。这样的学习办法虽然只有短短的半年时间，但对我一生的关系很大。
这年秋季开学时，我们兄弟三人都考入了教会办的鸿文高等小学读书。那时行的是旧学制，小学分高初两等，都是3年。我在鸿文高等小学读满3年毕业，这是一生中最完整的一段学历。
那时候内地教育十分落后，在我的同班中，多数学生是十六七岁，还有的年纪在20左右。我在同班中论年纪还算小的，比我小一岁的孩子只有一个。在功课方面，我的国文程度较好，既会作白话文，也会作文言文。显然是出于老师的鼓励，我在高小时的作文竟然不止一次吃100分。
1924年，我在鸿文高等小学毕业之后，到500里外的信阳去上教会办的信义初级中学，我的二哥也去了，都插入初中二年级。读了不到半年，由于军阀战争波及信阳，学校提前放假。我和二哥，还有另外两个学生，结伴绕道驻马店回家。大概在唐河县境内，离邓县还有200多里，被土匪李水沫的杆子在路上拉去，成了肉票。到了土匪中两三天后，有一位姓王的小头目将我从票房中要去做干儿子。过了10来天，姓王的小头目离开了李水沫的杆子。我被一位姓薛的头目要去做干儿子。这位姓薛的头目为人正派，不吃烟（更不抽大烟），不喝酒，不赌博，不奸淫妇女。而且他手下的10来个青年土匪，枪支齐全，都不抽大烟，作战勇敢，在李水沫的杆子中是一股重要力量。姓薛的头目在兄弟中排行老二，他不让我称他干爹或干老子，只要我称他二伯，对他手下的土匪称叔叔。这一群土匪对我非常好，都不叫我的名字，而是亲密地唤我“娃儿”。
按照杆子上的规矩，如果票子的家中长久不能拿钱来赎，就要将票子杀死，叫作“撕票”。我的家中很穷，没钱赎票，也根本没有派人带礼物到杆子中“说票”。由于我同土匪建立了亲密感情，不仅保全了我同二哥的性命，而且避免了被放到票房中过地狱般的生活。到了1925年初春，李水沫的杆子被军队和红枪会联合起来围攻、追击，被打散和消灭了。我义父的那股土匪虽然也被打死了一两个人，但基本上突围成功，逃到一家官僚地主的寨子边潜伏起来，受到了官僚地主家的保护。我的义父派一个妥当人将我送回邓县，交给我的父母。
我在土匪中生活了大约100天，亲眼看着一支土匪如何由小到大，又如何被消灭，这是一部社会生活的奇书、大书，包含的问题复杂，学问很深。这一段奇特生活，除使我后来写出了被认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杰作”《长夜》之外，对我写《李自成》也有很大帮助。
我经过这一段生活回到家中后，短期失学了。这年暑假后，我到了湖北樊城，进入教会办的鸿文书院（初中性质）重读二年级。不到一学期，北伐大革命已经在南方发动，波及湖南，震动了湖北和河南。这时，我的大哥已死，二哥从家中逃出，不知下落，我成了家中的独子。父亲和母亲害怕我会被革命的洪流卷走，派人到樊城诡称我母亲病重，将我叫了回去，不允许我再离开家。我又失学了。但是不到一年，樊钟秀率领建国军驻军南阳，我跑去当了兵。大概不到三个月，樊钟秀被打着“舍川救吴”旗号，由川东来到南阳境内的直系于学忠部队打败，我又回家了。
这次回到家中，长期失学。假如我家在姚营寨的全部房屋不被烧光，家中总会有些书籍供我阅读。然而我父亲的书已全部化为灰烬，在邓县城中我也没有“书香门第”的亲戚。家中也没钱供买书。即令想买书，也没有书店。南关街只有一家文具店，字号“一文堂”，兼卖一些线装书。论我当时的处境，想自修可以说根本没有条件。多好的少年时代，想读书却没有读书机会。
1929年春天，我这个长期失学在家的小青年不能不为一生的前途焦急。得到父母的同意后，我盲目地往开封寻找上学的机会，也就是寻找出路。我在家中，虽然只读过三年小学和不到一学期的初中，但是说来奇怪，竟然背了个有“才华”的虚名。才到开封，正苦于没有出路，在大街上遇到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同乡学生，跟我只是泛泛相识，竭力撺掇我投考河南大学预科，而另外不相识的同乡学生保证为我假造一张初中毕业证书。于是，这年秋季，我果然进河大预科读书了。
河大预科等于高中，规定学完三年毕业，毕业考试及格可以直接升入本科。可惜，我在河大预科只读了两年。考入河大预科以后，我认识了一些进步同学，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我积极地参加了学生运动，到第二年（1930年）暑假被国民党的开封警备司令部逮捕。被释放后，继续回学校读书。到1931年暑假，被学校以“言行荒谬，思想错误”的罪名挂牌开除。听说国民党又要逮捕我，我于被学校开除的当天离开开封，逃到北平，从此以后，不再上学。
决定终身事业的年月
从邓县到开封，在河南大学读了两年预科，对我这一生的事业关系重大。虽然我是河大预科未卒业就被挂牌开除的学生，但现在河南大学认为我是该校创办70多年来较有成就、在社会上声望较高的一位校友，对我十分尊重，而我也十分乐意承认自己是河大校友。我既然是半个世纪前被河大开除的预科学生，为什么乐于承认自己是河大的老校友呢？因为，在河大预科的两年，决定了我这一生的道路。其道理，有以下数端：
首先，我入学以后，很快地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在中共开封党的领导下搞些工作。这是我的思想和性格上可塑性最强的年龄，所以两年的地下政治活动决定了我一生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其次，入学以后，我开始接触了进步的理论书籍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翻译著作。后来我一直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学习。如果我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不可能有自己的文学道路，有自己的历史见解和文学见解，更不可能写出像《李自成》这样的历史小说。再次，1930年前后是大陆史学界思想十分活跃时期，而当时的史学界情况对我这个小青年的成长发生过强烈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我以后的文学创作道路。尤其是我在47岁时，即1957年被迫突然转上创作历史小说的道路，而且在历史小说方面做出了我自己的独特贡献。这与当时我在河大时所受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大体分为三派：第一派是传统史学派，注重广泛地收集资料，继承了清代学者的严谨学风。方法细密，将渊博与专精相结合，不追求标新立异，更反对哗众取宠，不少人在史学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一般说来，这一派史学家没有接受历史唯物主义对史学思想的影响，但受到了进化论思想或深或浅的影响。我虽然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拥护者，但对于这一派的许多史学家始终怀着深深的敬意。第二派是正在兴旺的古史辨派。大陆史学，自古就有去伪存真的思想方法，唐宋以来逐步发展和深化，到清代的崔述达到高峰，而晚清的维新变法运动将史学作为政治思想斗争的有力武器，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古史辨派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在批判儒家经典的权威性、破除禁忌、大胆疑古等方面，掀起来一个新的高潮。虽然这一派的代表人物自称是继承从唐宋到乾嘉时代崔述的辨伪思想，但他们走得更远。古史辨派开始几年在中国上古史研究方面乘着反封建、反儒家（反孔）新文化思潮的东风，猛烈地鼓吹疑古（钱玄同甚至改姓“疑古”）思想，集中在怀疑和否定儒家经典所记载和宣传的上古历史。古史辨的出现和努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上古史的研究起到了拨开迷雾、振聋发聩的作用。然而这一派有致命弱点，所以在当时就有人摇头，而到30年代中期以后就黯然失色了。他们的第一个弱点是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不懂得上古文明史的发展规律和进程。还有一个弱点是犯了中国上古史的虚无主义。例如，虽然当时的地下发掘远不像解放后的收获丰富，但是通过一个学者对甲骨文、金文与古书文字记载的结合研究，已经对殷商历史基本清楚，从而可以推断夏代绝非虚构，夏代以前的古史也不会全是虚构，而是古史和传说混杂，须待进一步研究。顾颉刚说夏禹仅是一只爬虫，已够荒唐，而胡适说希腊的荷马是传说人物，大概屈原也是传说人物。这一派的学者多数是我终身佩服的学者，只是由于在研究上古史方面缺少科学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为疑古而疑古，将疑古思想绝对化，由追求真理走入上古史的虚无主义。第三派是提倡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研究历史的新史学派。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进步思想界，尤其是对古代史和近代史，以及对中国革命问题具有较多兴趣的人们，不会不对近代和现代中国的革命性质进行重新认识，这就产生了连续数年的颇为热烈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这一讨论必然影响到要对中国古代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求得新的认识。当时政治上的右派否认中国社会有阶级，即：中国社会特殊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传统的旧史学一派脱离了（实际上他们往往是脱离不了）政治斗争，因袭旧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思想不去理睬。看起来他们为治学问而治学问，实际不自觉地适应了政治上右派的需要。当然也有少数人自觉地做国民党官方的御用学者。
进步史学界对古代史的讨论，集中在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上，而争论最热烈的是商、周两代的社会性质。甲骨文字被发现于19世纪之末，研究工作由孙诒让开其端绪。到了20世纪最初20年，继孙诒让之后，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在甲骨文研究上做出了重大贡献。30年代左右，出现了第二代甲骨文学者。从当时水平看，南阳的董作宾贡献较大。目前成就较大的甲骨文学者是胡厚轩，已属第三代了。与罗振玉、王国维同时，日本学者在甲骨文研究上也做出了一定成绩。另一方面，关于钟鼎彝器款式的文字称为金文。将收集和研究金文作为学术，萌芽于清初顾炎武，正式开始于清中叶以后的阮元和吴荣光。到了晚清，学者辈出，而吴大澄、罗振玉都有卓著成就。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20年代，许多学者已经取得对金文和甲骨文研究的成果，以及少数被发掘的殷周墓葬，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派研究殷商和西周的社会性质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所以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许多新史学派的学者们对讨论殷周社会的性质最感兴趣。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郭沫若侨居日本，受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摩根的《古代社会》两书思想的启发，利用几十年中国学者们对甲骨文和金文研究的成果，加上他对先秦古籍的丰富知识，写出了《中国古典社会研究》一书，成为马克思新史学派研究中国奴隶社会的开山之作，但当时和其后参加古代史讨论的许多年轻学者的功底比郭沫若差得很远，他们既不懂金文，也不懂甲骨文，对先秦古籍也读不大懂，更谈不上熟悉，所以常常受到正统派史学家们的讥笑，认为是海派学风。然而当时正是马克思新史学派“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时代，许多幼稚毛病，很难避免。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有些学者逐渐成熟，如今新史学派早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了。
在河大预科的两年内，为强烈的求知欲所驱，我们用课余时间，除阅读新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著作外，还阅读了许多普及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读物和史学方面的许多著作。而这些书籍，一般人都不读。例如，《古史辨》四大册，前三册都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第四册挑着看了一部分。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和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我都仔细读了。前一书对我这一生都有帮助。后一书，我在封面上工工整整地写了这样几个字：“我所心爱的一本书。”但是在我30岁以后，我读书多了，对郭沫若的治学态度逐渐感到不满，在某些方面私下谈话时持批评态度。在这两年中，我还读由老一代考古学家李济主持发掘，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的《殷墟发掘报告》两三册。这样的书，我很感兴趣，一般读者是决不读的。
文学方面，在开封的两年多时间也开始显示出我的特点。开封有一份当时全省唯一的对开版大报，叫《河南民报》。虽然只有一张，却有1/4版面的副刊登载新文学作品。入学考试之后，我有了时间，试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投给《河南民报》副刊，题目叫作《两个孤坟》，居然发表了，这是我的“处女作”，对研究我的创作道路有特殊意义。前几年河南大学教授刘增杰竟然从图书馆收藏的将近半个世纪前的残缺的《河南民报》中找到了这篇小说。我重读了这篇19岁时发表的处女作，事隔已久，出我意料，小说中除个别用字受五四时代某些小说的影响之外，通篇看来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走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第二，同情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揭露和鞭挞封建地主的罪恶；第三，富于激情，有感人力量；第四，很讲究小说的结构艺术。
入学以后，我对同班的一位国文程度较好、容貌也相当漂亮的女生发生了爱慕之情。开封是内地城市，那时候自由恋爱之风还不盛行，青年男女单独相处时心情紧张，不敢说话。所以我对这位女同学的爱慕只能停留在单恋阶段，没有向前发展。我完全用心理描写的手法写成了一篇小说，文笔细腻，充满激情。由于单恋的对象是我的一位同班女生，每日课堂上见面，为避免双方尴尬，我没有将这篇小说送《河南民报》发表，也没有在同学中公开。我当时不懂得什么叫“意识流”，只认为心理描写的方法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兼可采用的。这种认识在我以后的创作实践中不断被得到证明。
还有一种情况，不妨在这里顺便一提。我入学的这年冬天，放寒假前，下了一场小雪。我的座位靠着教室的南窗，窗外的树枝上和地上处处白色。恰逢作文课，可以自由命题。我就这场小雪，写了一篇抒情文言体的散文，有宽泛的韵脚，偶有对仗但比较自由。国文老师对这篇散文大为赞赏，批语中有“直追汉魏”的话。他任本科“大一国文”的课，兼在预科授课。他在上课时对同学们说：“像mr.姚这样的文章，在本科中文系同学中也很少人能够写出。他的国文程度，可以做一般同学的老师教几年。”所以虽然我进预科一年级不满一学期，而我的“文名”已为预科各年级和本科同学所知。原来我在少年失学期间，依靠自己的学习，不但能写干净的白话文，在文言文方面也打好了一定根基，而这种本领对我以后写小说很有帮助，尤其是对我写历史小说更为必要。
走上文坛的艰难道路
30年代，全国文艺刊物很少，出版社也少，青年人发表作品很难。那时争取发表作品，从无名变为有名，成为作家，十分艰难。这个过程称为“爬文坛”，一个“爬”字很富于形象性。现在的青年，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起码在生活上有保障，一时发表不了作品也有饭吃。如今，各级报刊很多，出版社很多，发表和出版作品的机会很多，而且只要有培养前途的苗头，就会得到爱护和培养。今天，执政的共产党和其所领导的各文艺团体，鼓励和帮助青年作者到工厂、矿山、部队、农村中去，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但在30年代，一般具有进步思想的有志于文学创作的知识分子，总是受到当时执政党各级党政机关及军、警、宪、特的监视和迫害，不允你接近劳动群众，可以随便说你是图谋不轨，将你逮捕。所以在30年代，想爬上文坛的青年很多，而能够爬上去的很少。
从1931年我第一次来到北平，到1937年北平沦陷，我一共四次来北平居住。两次住在东城沙滩的蓬莱公寓，生活极其困难。因为在北平的贫病交迫的生活对我一生的文学事业有相当重要的关系，我愿意在这里简略一谈，也许对于有志于自学成才的青年读者不无帮助。
我被河南大学开除学籍后，借到十几块现洋，立即逃到北平，住在沙滩的蓬莱公寓。这一次在北平住的不久，一则因“九一八”事变后，我估计中日战争即将爆发；二则经济上没有接济，生活不能维持，所以大约不到三个月就回河南了。过了大约两年，重来北平，仍住在蓬莱公寓。大约不到一年，因患肺结核病严重，而且大口吐血，只好离开北平，回到河南。过了大约一年，第三次来到北平，住在沙滩附近的东老胡同。后来又因为大口吐血，只好回到河南养病。第四次来北平，同妻子住在沙滩附近的中老胡同。但不久，发生了“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后，我从天津乘海船由龙口登岸，回到开封，而我的妻子事前由门头沟骑毛驴绕过卢沟桥，从长辛店乘火车回到河南。
既然我在1929年秋天就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两个孤坟》，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并不算坏，为什么以后有几年不再继续写小说，到了1934年才开始不断有小说和杂文在上海、天津和北平的报刊上发表呢？研究我的前期（所谓现代文学阶段），由于不清楚我所走过的特殊道路，所以他们对这个问题说不清楚。原来我进入河南预科读书的时候，由于喜欢读课外书刊，接触了历史唯物的哲学思想，又接触了当时中国的各派史学思潮，我的眼界和思路突然打开了。我一生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经常有一些不切实际的追求，也就是狂妄想法。这一特点，从少年到暮年，不曾改变，这种积极浪漫主义和富于开拓事业精神的英雄主义是我从少年时代起就显露出的性格上的一个特点，所以我在20岁左右那两三年内不是梦想自己日后能成为一个有较高成就的作家，而是梦想自己日后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因此，在那两三年内，我没有努力追求创作，而是用功读书。到了第二次到北平，我为解决生活困难，才不得不较多地写小说和杂文，于是在两三年中我就变成了稍稍知名的青年作家了。假若我出生在一稍微富裕的家庭，能够资助我住在北平，安心利用北平图书馆读几年书，也许我这一生的成就不在文学创作方面了。
北平生活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小的蓬莱公寓。我住在蓬莱公寓，除坐房间里写东西之外，经常到文津街北平图书馆看书。有时吃过早饭去，中午在图书馆附近随便吃点东西，继续进馆看书。当时该馆是晚上9时闭馆，当第一遍闭馆铃声响过之后，我到阅览的柜台前还书，然后离馆。那时北海和中南海之间的桥面是石头铺的，比现在窄得多，桥的两边都有荷花。桥两头都有美丽的朱漆彩绘木牌坊，东头的牌坊上写着“金鳌”二字，西头的牌坊上写着“玉”二字，所以这座建筑在皇家御苑中的汉白玉石桥就叫作“金鳌玉桥”。当时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是洋车，又称黄包车，要价很低。我因为很穷，从沙滩到北图来回全是步行。那时，晚上9时后，从文津街到沙滩的一路上已很冷清，行人稀少。留在我脑海里印象最深的是，有几次我回来时走到金鳌玉桥上，凭着汉白玉栏杆停留一阵。冷月高照，北海和中南海灯火稀疏，偶有微风吹过，石桥附近的片片枯荷飒飒作声。我不但没有毛线衣或毛背心，甚至连棉毛衫也没有，而是在衬衣外罩一件暗暗蓝洋布大褂。一阵秋风吹来，身上顿时感到森森寒意。原来在图书馆中专心读书的兴味顿失，不能不考虑下月的生活如何维持。
在蓬莱公寓的大门前边，有一个卖小米粥的大布篷。我同人力车夫们挤在一起，喝了一碗小米粥，然后回蓬莱公寓睡觉。
1929年春天我到了开封以后，接受同乡学生的建议，决定投考河大预科。可是我两次插班读初中二年级都没有读满一学期，随后又失学三四年，原来学过的功课差不多都忘了，我现在准备考学，必须在三四个月内将初中的全部主要功课学习一遍，还要“无师自通”。我得拼命用功，舍此别无他途。由于我的家庭经济困难，汇款常常接济不上。有时我没有钱到小饭铺买饭吃，便在街边买一个甜瓜（又称香瓜）带回去充饥。吃甜瓜照例必须削皮，但我有时为着节约，连瓜皮也吃了。在开封的各街道旁边，有摆挑子卖杂面丸子的，价钱最贱，我到该吃饭的时候，常常买一碗杂面丸子，站着吃了，赶快回住处用功。那时我才18岁半，正是需要营养发育身体的时候，而我当时既要拼命用功，又常常陷于饥饿之中，身体就折腾垮了。在学校时候，我已经发现偶尔痰中带有血丝，但我没有告人知道，也没有设法医治。倘若是别人，很可能写信告诉家中，暂时休学，回家养病，然而我只能有进无退，宁肯豁出去年轻轻的生命，也不能休学回家。
我第二次来到北平，已经确定走小说创作道路。但开始的时候，发表作品较少，生活仍困难。我除写作外还刻苦读书，所以原来就有的肺结核病严重了。我不仅每天下午发烧，夜晚盗汗，经常咳嗽，痰中带血，而且往往隔几个月要大口吐血。在30年代，医治肺结核病的特效药尚未出世，只能依靠疗养，死亡率很高，我无钱疗养，每次想着我大概活不到30岁了，心中不免凄然。但是我没有停止努力，每次在大吐血之后，躺在床上休息几天，又重新坐起来用功。我当时怀着两种想法：第一，纵然我活不长久，也要努力在死之前做出一点成绩。第二，倘若我能够战胜病魔，我为着一生抱负，不应该为怕死而虚度青春，应该争取在二十几岁时为一生的事业打好基础。
我的肺结核病，在“七七”事变之前糊里糊涂地见轻了，抗日战争期间又竟然糊里糊涂地好了，只在肺部留下了结疤的病灶。解放前走过的创作道路
大陆解放以后，学术界和文艺理论界都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文学发展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从“五四”到大陆解放，大约30年，算作一个历史阶段，被称为现代文学史；从大陆解放以后，直到今天，将近40年，又是一个历史阶段，被称为当代文学史。
按照这样历史阶段的划分，我是属于那种贯穿着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的老作家之一。有的和我同时代出现的老作家，按照丁玲同志晚年所说的“五世同堂”，均属第二代作家。这一代作家，出现于30年代，有的80多岁，有的接近80，最年轻的也在70以上。这第二代作家，活跃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做出了不同贡献。有一部分较有才能的作家，他们在现代文学史阶段，创作比较旺盛，也写出了较有光彩的作品，但是进入当代历史阶段，在创作上不能够继续发展，或者写不出能够引起重视的作品，或者干脆搁笔了。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这里可以不谈。就我自己说，我跋涉在文学创作的坎坷长途上，愈走愈有信心，愈燃烧创作热情，愈憧憬着艺术的高山险峰，直到我的生命终止。
由于我的许多发表和出版于30—40年代的作品在解放后没有重印，而且总在受批判，所以当《李自成》震撼着广大读者心弦的时候，许多年轻读者由于没有读过我解放以前的作品，误以为我是文坛上的暴发户，好像《李自成》是我的唯一作品。
现在，我简略地谈谈我解放前走过的创作道路。
1929年秋我在发表了《两个孤坟》后，又写了一篇纯粹心理描写的短篇小说，但没有寄出去发表。以后三四年，我梦想日后能够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将写小说的兴趣放下了。到了30年代中期，我第二次到北平，才决心走文学创作道路，发表的短篇小说和杂文多了，渐渐地有了点“知名度”，就成了青年作家。到了1937年春天，我觉得依靠稿费可以维持在北平的简单生活，所以在“七七”事变前不到一个月，我带着妻子第四次来到北平，住在中老胡同，打算动笔写长篇小说。卢沟桥事变爆发，突然终止了我的一切计划，开始了生活和创作的新道路。中华民族和我个人，都忽然转入抗日战争的历史狂潮之中了。
1938年春天，我离开了河南地下党领导的风雨周刊社，因工作问题从开封来到抗战的政治中心武汉。当时进步青年从事革命或救亡工作，生活费和旅费都得自己设法解决。我在武汉的短短时间，于参加社会活动之暇，很快地写了一本报告文学小册子《战地书简》和两篇短篇小说《白龙港》、《差半车麦秸》。《差半车麦秸》交给一个刊物，主编人认为写得不好，不愿发表。我将稿子取回，投给茅盾在香港主编的刊物《文艺阵地》，便匆匆地离开武汉了。
我没有料到，《差半车麦秸》不但很快被发表出来，而且得到茅盾好评，在国内引起了轰动，有的评论者誉其为抗战小说的“里程碑”，有的认为是划时代之作。不管怎么说，《差半车麦秸》的发表，初步奠定了我的文学创作地位，所以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人们，都将《差半车麦秸》看成我的成名之作。
发表了《差半车麦秸》之后，我的兴趣转向中、长篇小说。1939年秋天，我在湖北老河口，在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之下，开始写一部反映抗战初期内地知识青年从事抗日救亡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书名叫作《春暖花开的时候》（以下简称《春暖》）。我一边写，一边将稿寄往重庆，在胡绳主编的《读书月报》连载。《春暖》开始连载之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由于皖南事变的影响，停写了很长时间。1943年春天，我从大别山到了重庆，匆匆地将《春暖》接着写了一部分，分作三个分册出版。《春暖》原计划写三部，这三个分册算是第一部。《春暖》第一部一出版就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解放以前，新小说出版时一般只印2000册。《春暖》第一部出版时国统区已经大大缩小，被称为抗日大后方的二三十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只剩下重庆、成都、昆明、桂林和西安，这种历史情况跟解放后发展起来的面貌不能相比，而且各大小城市之间的交通十分不便。在这样的发行条件之下，《春暖》第一版（现在通称为第一次印刷）印了1万部，不到两星期销售一空，赶快重印。《春暖》出版之后，抗日大后方的读者纷纷谈论，成了一个热闹话题，尤其是小说中塑造的三个青年女性，更使广大读者深感兴趣。
当《春暖》第一部出版了一年之后，左翼文艺战线上较有影响的一份刊物发表文章，批判《春暖》是所谓色情文学。几十年来，在大陆的特殊土壤上，容易产生激烈的“左”的论调。而且由于时代的原因，往往愈“左”的论调愈能够迷惑读者。40年代某一派人对《春暖》的所谓“批判”，一直影响到解放以后许多年。直到进入80年代，才有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他们写出的论文或新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为《春暖》平反，说它不但不是色情文学，而且连挑逗性的字句也没有。
《春暖》第一卷共印了四次，40年代后期在诽谤声中绝版了。但在香港有三种翻印本，其中高原出版社的翻印本印了四次。由于香港的多次翻印，所以这部小说在香港和南洋的华文读者中曾经深入人心，1984年1月我访新加坡，有读者几次问我：“听说中国大陆上禁止《春暖花开的时候》出版，真的么？”我当然否定这种谣传。但是我自己心中明白，在解放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我对此书只有进行自我检讨的资格，根本不能提出重新出版的问题。
《春暖》既然一不是“色情文学”，二不是恋爱小说，三不是追求情节曲折的作品。为什么当它的第一部在重庆出版之后能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呢？近几年的评论文章和新编现代文学史都没有讲明白这一个确实存在过的历史现象。据我看来，至今还没有人将《春暖》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解释上述的客观现象，从而得出适当的评价。由于《春暖》是我的第一部对广大读者发生过强烈影响的长篇小说，也是我在青年时代发表的作品，所以我决定将《春暖》的修订本作为《姚雪垠文集》的第一卷，使它能够尽快地同当代的读者见面。解放后，由于极左思潮盛行，许多人常在运动中说我写的《差半车麦秸》和《牛全德与红萝卜》是好作品，其余的都是坏作品。现在我在谈过《春暖》之后，接着谈一谈我的其他几部中、长篇作品。
在《春暖》第一部出版前后，也就是40年代前期，我另外出版了几部中、长篇小说，反映了我35岁以前创作的不同色彩，也反映了我当时的创作精力。在这些作品中，对读者较有影响的是《牛全德与红萝卜》和《戎马恋》。前一部小说受到较多的称赞，尤其为茅盾同志所欣赏，在语言和文笔上具有独特的风格。而后一部小说，通过一个在国民党战地发生的恋爱故事，写出一对青年男女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大时代中的不同发展道路。《重逢》不是我的重要作品，但是销路很好。我在写这部中篇小说时，只是想发挥我所追求的散文美，所以人们因为它的文体美，称它是“可读的小说”。《新苗》是一部计划写的大部头长篇小说的第一卷，出版后没有继续往下写。
以上各书都出版于40年代前期，1945年初我到东北大学（迁至四川三台）教书，暂时停笔。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按照写“农村三部曲”的计划，动笔写《长夜》。1947年，《长夜》在上海出版，只印了2000册。那时解放战争已经开始，《长夜》不但没有受到重视，而且文艺界的进步阵营中因为《长夜》中没有写出有觉悟的农民形象，谈起来颇有微词。解放后没有人提到这部小说，几乎不为人知。198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印了11万册。售完以后，我因为决定修订，函请人民文学出版社不要再印。1984年1月，《长夜》的法译本在巴黎出版，引起法国许多报刊、电台的纷纷好评。在国内，因为开始克服了“左”的思潮，《长夜》也开始得到了认识，但不是普遍认识。少数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同志不怀任何成见，给予《长夜》较高的评价，有的在文章中称它是“现代文学中的杰出作品”。最近伦敦剑桥“世界传记中心”即将出版的《世界名人录》中关于姚雪垠条目的拟稿中也称《长夜》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杰作”。（“the masterpice of Chinese novels”）最近大陆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有“姚雪垠”一个条目，其中介绍《长夜》的一段话是这样写的：《长夜》以20年代军阀混战时豫西山区农村为背景，描写了李水沫这支土匪队伍的传奇式的生活，塑造了一些有血有肉的强人形象，真实有力地揭示出许多农民在破产和饥饿的绝境中沦为盗贼的社会根源，同时也表现了他们身上蕴藏着反抗恶势力的巨大潜在力量。像《长夜》这样以写实主义笔法真实描写绿林人物和绿林生活的长篇小说，是“五四”以后新文学中绝无仅有的。
我自己对于《长夜》一直感到不很惬意，出版之后，我在上海浦东局住时，曾打算修改。后因忙于写《崇祯皇帝传》和《明代的特务政治》（两书均未完成），所以修改《长夜》的心愿没有付诸实践。
在出版《长夜》的时候，我还出版了一本传记文学作品《记卢熔轩》。我对于传记文学是很有兴趣的。《崇祯皇帝传》在解放前发表了一部分，一直没有完成，颇觉遗憾。我还怀着多年的心愿想写一部《杜甫传》，这一心愿也落空了。
从我发表《差半车麦秸》到出版《长夜》，这10年可以看成是一段完整的创作历程。回顾这10年的创作活动，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1939年起，我的创作兴趣由短篇小说转移到中、长篇小说。从此以后，我不是不再写短篇小说，而只是偶尔为之。我在解放前对于中、长篇小说创作方面积累的实践经验，加上我在大学中教过“小说原理”的课程，思考过许多有关长篇小说的理论问题，这些实践经验与理论认识，包括长篇小说的一些美学问题，为我解放后写《李自成》打了个必要的基础。
第二，我的创作方法一直是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基础，有时也适当地吸收浪漫主义方法，在《春暖》中最为显著。《春暖》中有不少充满诗情画意和激情喷涌的细节，还有像“红灯笼故事”那样一章，运用象征手法（也属于浪漫主义），曾经激动了广大读者的感情。这一创作道路，经过《戎马恋》和《长夜》，到了解放后的《李自成》，得到了深化和发展。
第三，我这10年的小说创作，很重视人物性格描写，这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一个基本要求。吸收了一部分浪漫主义手法，更加强了对人物性格（通过人物行动和环境描写）的渲染。在描写人物性格方面的十载辛苦探索，不是白搭，而是为《李自成》中几百个历史人物的性格描写取得了部分经验。
第四，通过这10年创作，我在文学语言方面作了很有意义的探索，收到了成果。关于这个问题，内容比较多，我已经在别处专门谈过，此处从略。正是由于我在这10年创作道路上对文学语言问题有我的独特探索，取得了正面经验，这就为《李自成》的语言运用开辟了道路。
第五，我在青少年时代，通过自修，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学习，有了一定基础，这一比较好的条件，对我这10年的创作发生了积极影响。这个问题，在个别现代文学史家研究我的前期作品的论文中开始被注意，但只是开端而已。在这里我不想深谈，仅仅提一笔算了。
“我完了！我完了！”
假若你向我的老朋友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姚雪垠的性格特点是什么？你准定会得到各种不同的回答，甚至是毁誉互异。假若是问我自己，我会告诉你，我的性格有各种弱点和各种毛病，但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使我在一生中能够屡经挫折而不曾消沉和倒下。我的这个十分重要的性格特点是：非常坚强的事业心和永不消沉的进取心。
回想几十年的生活历史，每到关键时刻，我的最基本的性格特点都起了决定性的积极作用。较远的事例不谈，只谈与我下半生创作生涯（尤其是创作《李自成》最有关系的两次关键时刻）。
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一边下工厂一边在大夏大学担任兼职教授。第二年春天，我离开工厂，到大夏专任教授兼副教务长和代理文学院长。这一年我已经40岁了，年纪迫使我日夜考虑一个重要问题：下半生如何才能够更好地发挥我的才能，对国家和人民做出更好的贡献。
我对教书也有兴趣，而且也重视教育工作。如果继续边教书边做学术研究工作，我就从此放弃多年来对于文学创作的远大梦想。但是我反复多次分析和衡量我的主观条件，如果下半生走研究学问这条路，我也可以做出成绩，但是想获得我所希望的成就很难。为什么？因为我一不是受正规学校教育出身，二不是在“家学渊源”的优良条件中成长，如果再认真研究学术，我缺少许多必备的条件。仅仅依靠浮光掠影的知识是不会有多大出息的。40岁以后开始从头打基础，显然已经晚了。
重回到创作队伍，能不能比我研究学术较有发展前途呢？虽然从40年代中期开始，我成了“左翼”阵线上某些人“批判”与诬蔑的对象，由于所谓“三人成虎”的道理，形成了一股社会舆论，不少人认为我已经被打倒了，甚至我的老朋友中也有人于三年暌隔之后，乍然我去访他，他不是亲热地让我进去，而是一只脚踏在门槛上，仰着脸，摆着右手说：“你完了，你完了，你已经完了！”我现在重提这件小事，是要借以说明我曾经有过多么困难的处境。然而我思考了半年多，终于下决心重返创作战线，向文学的殿堂进军，实现我的夙愿。
1950年下半年就有将上海几家私立大学合并为华东师范大学的消息。到了1951年春天，合并的工作已经在积极进行。我必须在华东师大成立之前，趁着人事安排未定，争取离开。1951年暑假，我怀着美丽的创作幻想，离开上海回开封了。路过南京，南大中文系主任方光焘请我吃饭，想留我在南大教书，答应我可以半年教书，半年体验生活和创作。我坚决谢绝，怀着对故乡的满腔热情回河南了。
回到河南以后，我才知道我在创作方面的想法与现实情况格格不入，我原来的一切想法都是幻想，迅速化为泡影。1953年夏天，我从开封调到武汉，即由河南省文联调到新成立的中南文联。当时将豫、鄂、湘、赣、粤、桂六省和武汉、广州两市划为中南行政区，党的领导机关是中南局，党和政权的领导机关都在武汉。没有我发挥力量的机会。当时河南的文艺领导，在思想上受极左思潮和简单化的教条主义的影响较重。其实，不仅是文艺领导思想，根子在政治领导思想。可作证明的是，在“反右派斗争”的运动中，河南对知识分子的打击较为严重；大刮“浮夸风”和“共产风”，河南较早而突出；三年灾害中，河南是重灾区。文艺领导同志们的极左思想和简单化的领导方法是一致的，一个地方的文艺领导不仅受全国的历史条件的巨大影响，而且受全国的尤其是本地区的政治领导思想和政治气氛的直接影响。
在解放初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们是有成绩的。但是片面地强调普及，不理解解放后面临着发展新中国文艺的复杂任务，它既要面向没有文化和文化层次很低的劳动人民，也要面向文化层次较高的各类干部、知识分子，而且还要建立大陆新文学在国际上的应有地位。还有，对于所有从事文艺创作的同志，应该根据他们的不同条件，提出不同要求，尽量使各人发挥不同才能，决不应一刀切，作出同样要求。可以说，当时在担负文艺领导工作的主要领导同志中，由于本人的修养和时代的各种条件，从考虑问题到领导方法，习惯于用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代替实事求是和生动活泼的辩证唯物主义。
1953年夏天转到武汉后，处境有所改善，但从根本上说，我没有机会发挥我的创作潜力。在开封时，一位担负省文联主要领导工作的同志也是朋友，经常好意地对我提出批评：“雪垠，我劝你不要再读线装书啦。你的脑子里装的封建知识够多啦，这对你很不好。现在，我们只要把《干部必读》读一遍就够用啦。”又说：“你的文艺思想上的毛病是不肯写通俗的文艺作品，为群众‘雪里送炭’，总想着写长篇小说，为个人在文学史上树碑立传。其实，连环画也可以产生米开朗琪罗和托尔斯泰。”我们同时转到中南以后，这位朋友仍担任领导工作，对我的这些善意的批评依然存在，只是又增加了一个意见：“雪垠，你过去写小说，文笔过于细腻，是一个毛病。如今是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社会主义文学风格应该是粗犷的，而不是资产阶级文学的细腻风格。”对我提出这些批评意见的同志不仅担负着领导工作，而且在50年代的中南地区也是有相当知名度的作家兼理论家，所以他的意见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并在许多青年作者中有影响力。
由于我的创作道路和文艺思想同“时代”格格不入，所以我原来认为自己作为一个作家所具有的比较好的条件，不但不能发挥，反而被别人看成了长在我身上的“封、资”包袱。
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前，关于文艺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为“中心服务”的思想弥漫各地，还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问题，如何处理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问题，如何深入生活问题，如何写英雄人物问题，如何处理正面、反面和中间人物问题，文艺作品如何反映阶级斗争问题，如何培养新生力量问题，如何领导文艺创作问题等等，愈来愈显出左的教条主义、简单化的思想和领导作风，不利于发展、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但是，由于历史的复杂因素，这一时代的倾向还在继续发展。当时已经看到，文艺创作普遍存在着的现象是：题材范围狭窄，思想缺乏深度，艺术粗糙，人物公式化和概念化，作品图解政策。由于这些原因，所以许多作品不可能不思想雷同，人物雷同，故事情节大同小异，当时把这种在全国相当普遍存在的现象叫作“撞车”。我们还不能说当时的文学道路已经走进了死胡同，确实还不断有较好的作品出现。但是就一般情况看，使创作走进死胡同的倾向已经存在。一方面是违反创作规律，按照十分简单化的左的教条主义的文艺指导思想，加上行政命令的领导方法，控制着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一方面是希望按照发展文学艺术的应有规律，多少给作家一点儿创作上的自由，两种思想在解放后本来就深刻地存在于历史现实之中。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两种思想的矛盾不能得到合理激化，只能在暗中日渐激化，不久就在短暂的特殊历史气候中变成了公开冲突，即文艺界的一部分人响应“百家争鸣”和帮助党整风提意见的号召，对文艺战线上的极左教条主义的领导思想和新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提出了批评意见。由于大陆在50年代缺乏起码的民主空气和法律制度，许多方面都受到代表那个时代特色的极左思潮和唯心主义的思维方法的控制，于是终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反右派斗争”。我所谈的只是我亲身经历的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罢了。
在50年代前期历史条件下，我采取了一个十分天真的办法，即不经过领导批准，秘密地按照自己选好的题材进行创作。然而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我从1952年开始就到新乡通丰面粉厂体验生活，前后大约有三年之久。我决定根据我在面粉厂中收集到的材料（包括我所熟悉的一些人物），写一部长篇小说，历史地、艺术地反映内地轻工业的出现，如何在艰难中成长。具体说，我要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都在倾全力于欧洲战场，中国的轻工业得到了发展机会，特别是纺织和面粉工业。安徽寿县一家大地主家庭中分化出一部分人转化为民族资本家，派人到新乡创办面粉厂，同时一部分农民进工厂当了工人。面粉厂在发展过程中，曾受到军阀混战的严重影响，30年代前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美国面粉向中国廉价倾销，通丰面粉厂被迫关闭，解散了工人，工人方面曾受到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的巨大影响。新乡车站上的饥民掀起冒死抢粮风潮，面粉厂的工人家属和亲戚也有人参加进去。日军占领期间，面粉厂由日本人军管。工人起初出于朴素的爱国心，自发地同占领军进行斗争，后来同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斗争更有了组织性，也更有力了。日军投降以后，国民党接管了工厂。豫北解放时，工人们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护厂斗争，迎接解放。
我同时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的书名是《捕虎记》，另一部书名是《白杨树》。前一部小说的写作计划是领导肯定的，已经由作家出版社决定出版，所以是我的“合法”创作。但是我的不公开的工作重点是写《白杨树》，而且是秘密进行。我相信利用我在通丰面粉厂所收集到的材料，加上我对河南社会生活的熟悉，又有中国现代史的丰富知识，这部《白杨树》有可能写得比较成功。现在大家有理由可以相信，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善于塑造人物性格，善于艺术地处理小说的情节和细节，在我中年时代写《白杨树》应该是得心应手。我确实常常在写作的时候，被我笔下的人物命运和虚构的情节感动得热泪盈眶。
大概写到将近20万字时，被领导知道了。一天晚上，一位领导同志派人请我到他的房间里谈话，虽然是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但也是老朋友。他问我是不是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题目叫作《白杨树》。我当然很高兴地告诉他说，我是在写，而且已经写了十几万字。我将故事梗概和主题思想都告诉了他。我原以为他听了会很高兴，给我打气，没料到适得其反，他反对我继续写下去，语气十分肯定。他的理由有两条，大意是：
第一，你写工人，一直没有写党的领导。我们目前强调写党的领导，你的长篇小说不写党的领导，这一点就不能通过。
第二，你的小说中虽然后面写到了党的领导，例如在日军占领期间，工人们开始同地下党发生了联系，在豫北解放时，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护厂斗争。但是你不是地下党员，没有领导地下斗争的经验，如何能写得好？
这两条意见，我当然很不同意。我认为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并不是每个地方、每个工厂中都有共产党存在。在工人群众存在的地方，就有工人的日常生活，有不断的自发斗争。不应该认为不管在什么条件下都存在共产党的领导。至于我虽不是地下党员，没有领导地下斗争的生活经验，但这种斗争并不神秘，而且在《白杨树》中不需要写得很多、很细，不存在我不能试一试的问题。
他坚持他的意见，我坚持我的意见，互不相让，争吵起来。
假若我不是一个性格倔强的人，当时不必同领导同志顶牛，过几天以后，嘻嘻哈哈地找一次领导，请他有闲工夫时看一看我的稿子，也许他开始时不愿看，但很可能看了一部分稿子之后，会被我的艺术感动，不但不执意枪毙我的稿子，反而回心转意，给我支持。我一生吃了性格倔强的大亏，至今已是暮年，秉性难移，悔亦无及！
这一次事件发生之后，我确实十分痛心和愤慨。我想不通，一怒之下，噙着眼泪将稿子撕毁，烧了。这是在暴怒之下，做出了一大错事，永留后悔，假如我不要激怒，忍耐一时，保留了这半部稿子，等待条件许可，补写完成，该有多好！
解放后，我幻想在文学创作上做出更高的成就，对祖国人民做出较高的贡献，所以我坚决离开了教育战线。回到河南后，有许多地方，包括名牌大学，邀请我前去教书，我都坚决拒绝了。离开大学以后，几年中我在创作道路上一直是“水牛掉井里，有力没处使”。可能是由于我到中年时候已经读书较多，对于应如何发展大陆的文学事业，有我自己的看法，不肯随流就落，所以我常常成为某些人批评、嘲笑和诬蔑的对象。有人在文章中公然点名指出我不求进步，“依然固步自封”。所以经过《白杨树》的挫折之后，我常常感到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我在文学上的前途完了。我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有很高追求，事业心非常强的人。快到30岁时，我经常想到中国和外国的许多古今人物，包括诗人、作家、学者，在20多岁时，就已经做出很好成绩，不禁胸背冒汗，默默吟诵屈原的诗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白杨树》被领导“枪毙”时，我已经45岁，对我的精神打击之重可想而知。有许多天，我有时正在路上走着，或在夜间醒来，小声地自言自语：“我完了！我完了！完了！”有时我的妻子诧异地问道：“你说的什么？”我只好凄苦地一笑，拿别的话掩饰过去。
如今党中央给全国作家以创作自由，不允许负文艺领导责任的同志们对创作横加干涉。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划时代的变化，影响最深远的变革，大大地解放了作家们的“生产力”。我想，我离开大学教书工作重新从事创作的1951年，刚刚41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假若当时我能够自由地进行创作，我后半生能够为祖国做出的贡献决不仅仅是一部《李自成》。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关键时刻
作为一个文学创作人员，根据我在解放后几年中的痛苦经验和耳闻目睹的文艺领导问题上许多不合理现象，从1956年起，到1957年上半年，我连着发表了几篇文章，如《打破清规戒律》、《创作问题杂谈》、《打开窗户说亮话》等。我的批评意见在几年前发表的回忆录《创作追求五十年》中重新发表，并没有错，我在本文中不详谈了。1957年下半年，我受到大会小会的多次批斗，被划为“极右派”，受到“监督劳动”处分。
在接受大小会批斗期间，我还以为所谓“反右派斗争”也是一次“整风运动”，运动过去以后，一切工作继续进行。不料这要戴一顶“右派帽子”，要影响到子女家属，要被划入阶级敌人一边。（当时说是“外部问题作内部处理”，实际是将所谓“地、富、反、坏、右”都作为阶级敌人。）后来公开宣布，右派分子不能写文章，不能出书；给你们一碗饭吃，留着你们作“反面教员”；将你们作为毒草铲除，使毒草化为肥料，壮大香花。不要说你们有学问、有本领，打倒你们以后地球照样自转，太阳照样从东边出来。把你们打倒之后，革命统一战线不是缩小了，而是大大地扩大了……这些话都是在会上公开宣布的，看来我这一辈子别妄想再搞创作了。
当时既没有民主，也没有法制，故所谓“大批判”，实际是单方面的批判；所谓“上纲”和“揭发”，实际往往是任意歪曲事实，恶意攻击，进行栽赃，毁坏名誉，对于社会知名人士，在地方以及全国报纸上点名批判和报道，并不考虑文明社会应该有赔偿名誉的法律问题。例如当时在我故乡的《河南日报》上，关于我受批判的报道中，竟然说我是“国民党的文化特务”。用毫不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名之曰“对‘右派分子’批倒批臭”。另外一种最冷酷无情的对待办法叫作“孤立”。这个词儿是个他动词，意思是指将他孤立起来。所以某人一旦被划为“右派”，朋友和同志们就不能随便同他谈话，见面时不打招呼。据说，受到这种极其冷酷的待遇，责任不在别人，而在“右派”自己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罪恶言行，自绝于社会主义大家庭。
由于《李自成》的开始创作与“反右派斗争”有密切关系，我不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就不会有《李自成》。所以我把当时的真实情况向年轻的读者们做如上简略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