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和家庭
我出生在一個十分閉塞的農村，即河南鄧縣西鄉的姚營寨。從鄧縣城到通京漢鐵路的許昌，相距510裡，距離省城開封是800裡，而姚營寨又在鄧縣城西50裡。這50裡的距離在今天乘汽車轉眼可到，可是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時候，春夏天長季節，乘牛車進城，一天星星起程，中午在半路的茶店街上停下，喂牛打尖，黃昏才能趕到。是以鄧縣閉塞，誕生我的姚營寨更閉塞。
倘若你随便詢問一個河南人，特别是詢問南陽一帶十幾個縣的人：“請問你的原籍是什麼地方？”被詢問者準定會不假思索地回答說他的祖先是從山西省洪洞縣大槐樹下遷來的。事實上，并非都是如此。我們姚營寨的人也說祖先是從洪洞縣遷來的，其實不然。我的祖先原是洪武年間從江西什麼地方遷來的。元朝末年，群雄并起，在韓林兒死後，他的部下發生了大的分化。在武昌建國的大漢王陳友諒勢力最強，江西的大部分地方也歸他統治。朱元璋滅了陳友諒之後，原來由陳友諒統治的老百姓對朱家的政權懷有敵意，是以在洪武年間強迫江西省（大概是贛西北一帶）的一部分老百姓遷往河南，既可以充實河南的戶口，也減少了明初政權的不安定因素。我的祖先就在這次移民中從江西來到了鄧縣。
我的祖先是貧窮農民，被迫遷到鄧縣後，沒有錢向地方上主持移民安插工作的官吏行賄，是以不能被安置在城郊附近、交通友善和土地肥沃的地方，而被安置在偏僻的遠鄉。起初屯墾的地方并不是如今的姚營寨，而是姚營寨東北六七裡遠的崗上，土地貧瘠。大概到了清朝中葉，才遷移到靠近刁河左岸的轉彎地方，建立了一個村莊，修了土寨，出現了如今的姚營寨。我們姓姚的這一家移民，到了鄧縣（明、清稱為鄧州）以後，從明初到清末，500多年間發展成一個較大的宗族，卻是文風不盛，沒有出現過一個官員，也沒有出現過在本縣稍有名氣的文人，連像舉人和拔貢這樣的科舉功名，也不曾有人得過。姚營寨周圍二三十裡以内的外姓人，也沒有出過舉人和拔貢。可見這一帶在文化上的愚昧落後。這就是誕生我和養育過我幼年時代的故鄉！
姚營寨内的住戶在解放前以姚姓為主，少數外姓都是佃戶。在清末和民初前後數十年，姚營寨出現了幾家很有名氣的大地主，還出現了一個在城中較有地位的大紳士，但我們一族隻有中小地主和不能生存的破落地主。我自己的家庭是正在走向衰敗破落的中等地主。從我的曾祖父、祖父到父親，三代單傳，沒有分家的問題，是以我的家在沒落的道路上沒有很快破産。我的曾祖父大概在20出頭年紀就死了，曾祖母19歲就守寡，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懷中的嬰兒身上。處于窮鄉僻壤的愚昧落後的地主之家，在當時對獨生子的要求并不是如何教育他長大後在社會上有所作為，更不夢想他飛黃騰達，而隻希望他傳宗接代，保持家業不敗。我的祖父生下後被起名為姚守業，就說明他的父母一輩人對他的唯一希望。為防止他長大後離家遠出，或在社會上惹是生非，在他很小的時候就教他抽鴉片煙，染上煙瘾。由于他自幼年抽大煙影響了發育，是以我祖父給我留下的印象是個頭不高、瘦弱、略微駝背。雖然已經是民國年間了，但是腦後卻拖着一根細小的辮子。他識字，但教育程度很低。他的生活和活動地方是堂屋後邊群房院中的三間東屋。他住在南間，其餘兩間是客房。他每天大部分時間是躺在床上抽大煙。有時他自己懶怠燒煙泡，就讓别人替他燒。他除抽鴉片的嗜好之外，大概還像我的家鄉一帶的閑得無聊的地主一樣，有好玩鹌鹑的嗜好，另外也“玩戲子”。我沒有看見他的房間裡放有什麼書，大概他是從來不讀書的。
我的祖母也抽大煙，大概在我三四歲的時候她就死了。她每晚抽大煙直到深夜，早晨要睡到将近中午時醒來。她住在堂屋東間，屋中很暗。白天她很少走出房間，吃飯和解手都不離開她的房間，反正有我的母親侍候。她從來沒有撫愛過我，是以我不記得她的相貌。隻記得她被放進棺材以後，在棺材封口之前，大人抱着我看看她，算是祖孫倆最後一面，可是我沒有看清。
我的祖父母隻生一女一兒，是以到我父親這一代仍是單傳。我姑母起小便抽大煙，不好說婆家，出嫁很晚。我的父親也是從幼年起就抽鴉片煙，後來煙瘾很大。不過他是一位讀書人，在我們那一帶被認為是最有學問的人。他在開封讀過“洋學”，可能是優級師範或優級師範的前身，但沒有讀完就回家了。關于他求學的詳細情況我不清楚，但給我印象最深和影響最大的是他不迷信鬼神，不讓我們像别家的孩子讀四書五經，而讓我們讀“洋學堂”。在入“洋學堂”前，也隻讓我們讀當時洋學堂的幾種功課，如國文、曆史、修身等，也教我們認識英文字母和簡單的英文課本。記得我在少年時候，有一次談到梁啟超，他告我說梁啟超的思想已經落後了。可見，他具有民國初年的開明知識分子的思想水準，但後來一則由于時代發展很快，二則由于生活環境，他的思想落伍了，至死不了解我的工作。
我的母親在青年時不抽大煙，但是到了中年，也抽上大煙了。這就是生育我的破落的封建地主之家。假如我出生在有錢的地主家庭，縱然不是書香門第之家，但是讓我受到正規學校教育，根據我具有中等略微偏上的天資、讀書人的氣質和勤奮好學的性格，很可能我會成為另外冒尖的專家、學者，而不會走文學創作的道路。假如我不是誕生在那樣封建落後的地方，我在文學事業上的發展道路大概會是另外一種情況。這話，留待後邊談吧。
誕生曆險記
我的家庭，在我誕生之前就是一個日趨敗落、缺少歡樂與幸福的家庭。封建的倫理風習，使公婆與兒媳之間不存在平等與親密，幾乎隻能是壓迫、奴役、忍耐與反抗交織的人際關系。我的家中沒有一個能夠治業和掙錢的人，幾根煙槍是可怕的消耗。加上當時土地的産量極低，縱然再好年景也是入不抵出；一遇歉年，不當賣土地就不能維持生活。我母親作為這個家庭的年輕媳婦，眼看着家業敗落，不能不為今後兒子們的貧窮命運擔心，而她自己又處于無權地位，無能為力，這就給她的精神帶來很大痛苦。
我母親是唯一的年輕媳婦，擔負着全家大小的洗漿和全部針線活計，幫助夥計下廚房做飯，服侍我的祖母，而且每天晚上除照料我的兩個哥哥睡覺之外，還得替我的祖母燒大煙，直到深夜。封建家庭中的閨女和媳婦之間的關系總是不能和睦。我的姑母因為自幼抽大煙而出嫁較晚，與我母親的關系十分不好。我的祖母對我的母親難得有一個笑臉，我母親常恨我姑母在中間搬弄是非。我母親是一個神經質的人，不堪忍受這種痛苦，當然家庭中的歡樂更少了。
在我們那一帶地方，可能在整個中原農村，溺嬰之風都很盛。但是生下來後被扔到尿罐（瓦制的便器）中溺死的多是女嬰，而男嬰一般被儲存下來。在我誕生之前，我母親飽嘗了家庭中的痛苦，并且覺得她實在沒有力量再照料一個嬰兒，大概還想着多一個男孩就多一個人分家産，家庭窮得更快，是以下決心不管生下來的是男是女，都要扔到尿罐中淹死。由于她經常對我的老奶（曾祖母）和别的同族的鄰居婦女們說出她的決心，是以她的決定已經不是秘密了。當時我的父親不在家，我的祖母對這事毫不關心，我的祖父更不會過問。從當時情況看，我很難留在人間。
清朝宣統二年陰曆九月初八晚上，我的母親在她所住的西廂房中快臨産了。沒有請接生婆，隻有我的老奶在她的身邊照料。大概到了亥時，我呱呱地哭着出世了。我的老奶慌忙将我一包，抱起來跑了出去，跑到西院，交給我的年輕的堂四奶喂奶，暫時撫養。這是我的老奶事先瞞着我的母親同我的四奶商量好的，共同保留我的小生命。我的四奶生過孩子不久，奶很足，樂意擔起這一任務。
既然我這個小生命得救了，我的老奶就在我母親的身邊誇贊她的重孫如何好看。過了兩三天，我的母親心已經軟了，很想看看她經過10個月懷胎所生的男嬰。由于我母親的要求，在一個晚上，我的老奶将我從四奶那裡抱回來，交給我的母親，當我的母親看見她的嬰兒有一雙特别大的眼睛，雙眼皮，眼睛烏黑發亮，能夠随老奶手中的小油燈的亮兒轉動時，她不禁混合着驚奇和憐愛的感情叫道：“神娃兒！神娃兒！”什麼意思呢？原來廟中泥塑的送子娘娘神像，懷裡抱着一個赤身的男嬰，總是把嬰兒塑得十分好看，特别要塑有一雙十分可愛的大眼睛。當母親打量着我的臉孔時，忽然聯想到三四裡外禹山廟裡塑的送子娘娘懷中的男嬰，是以禁不住這樣驚叫，同時湧流出慈母的熱淚。
盡管我的母親已經流露了對我的強烈的母愛真情，但是我的老奶仍不放心，過了一陣兒又把我抱走了。不知又過了多久，老奶認為可以完全放心，才把我從四奶那裡抱回來，交給我的母親養育。這個故事，在我的童年歲月，我的母親和老奶經常作為笑話說給我聽。實際上，在這個有趣的故事中，飽含着沒落的封建地主家庭中難言的傷心和眼淚。抗戰勝利的第二年，也就是30多年以後，我在成都曾寫了一篇飽含感情的散文《可愛的老祖母》，其中就寫了這個故事。
在這個小故事寫完之後，我要順便申明我的确切生日，許多年來，關于我的生日，我都寫作1910年10月10日，對外國的資料也是這麼寫的。《中國大百科全書》中也是明明白白地印着我的生日。其實我生于宣統二年陰曆九月初八日亥時，再過一兩個鐘頭才進入初九日。按陰陽對照，應該是1910年10月9日才對，隻是家人們一則為着好記，一則喜歡重陽登高的節日，習慣于說我的生日是重陽節，有意錯了一天，一錯至今，也不想改了.
幼年時的田園生活
大約在我5歲時，我的父親又從外邊什麼地方回到家中，不再出去了。有一天下午（他每日上午照例起床很晚），我父親左手提着玉石嘴、白銅鍋的旱煙袋，右手牽着我，到西寨外看佃戶們在地裡勞動。這是姚營寨比較肥沃的土地，不到一裡外就是刁河，其肥沃和保墒程度僅次于南門外臨着刁河轉彎處的三角地帶。我父親不甘心眼看着家産敗落，是以剛回到家就急着親自到較近的西坡地裡看看。他的心裡已經有一個卧薪嘗膽、中興家道的雄心壯志，而且也有了具體設想。他的中興計劃，将要以南門外和西門外兩處的祖業田為基地，一則土地好，二則離家很近。
當我的父親來到自家地頭的時候，正在鋤地的人們都停下工作，湊過來笑臉相迎，向他搭腔說話。父親在路邊的草地上坐下，叫大家歇一歇，坐在一起，向大家詢問莊稼情況。留給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大家對父親穿的襪子最感興趣。人們要他從腳上脫下來，順着拉一拉，橫着拉一拉，還用終年勞動的大手插進去試試，驚喜地叫道：
“看！看！這機器襪子能大能小！”
從這件有趣的小故事可以看出當時姚營寨一帶的地主和農民，隻穿過家庭婦女縫制的布襪子，還沒有看見過棉織品的襪子。這種新式襪子，一般稱為“洋襪子”，也稱為“機器襪子”。那時候我的家鄉還處在典型的封建落後的自然經濟狀況。家家使的瓦盆、木盆和銅盆。穿的是家庭婦女織的布，由村中的染匠用土法染色。染藍色的顔料，村中的染坊可以從城中買來，或者村中的地主命佃農自種蓼藍，用土法制成藍靛。染匠們可以用藍靛染出深藍、淺藍、月藍、碾毛藍、藍地白花的印花布等不同品種。至于染紅布，都是由家庭婦女們用蘇木熬水自染。黑色布，用橡殼熬水，然後将棉布放進去狠煮。棉布煮黑之後，攤在池塘邊的草地上，挖出塘底青泥，均勻地塗在黑布上。曬幹之後，洗去塘泥，黑布就不掉色了。農村中一代代傳下來這種染黑色的土法，也不知有什麼科學道理沒有？那時代，富人家娶兒嫁女也很少購買洋貨，隻買些蘇杭綢緞。農村還沒有興起帶玻璃罩的煤油燈，當時叫作洋燈。家家用的銅燈或鐵燈，點燈用植物油和燈草。如今的火柴叫作洋火，在鄉下還很少見到，用火鐮火石打火，而火石在我姚營寨附近的刁河灘中就可以撿到。當時農村裡沒有人見過紙煙（又稱洋煙）。男男女女都吸本地出産的煙葉。一般人喜歡用煙袋，少數地主喜歡水煙袋。但喜歡用水煙袋的人出門也隻帶旱煙袋。蔬菜的品種很簡單，都是自家種的。家家養雞，用雞蛋換鹽吃。這就是我幼年時代所看見的、建立在封建小農經濟生産力之上的“自然經濟”，至今猶曆曆在目。
父親決定使家道中興，買了一頭水牛和一頭黃牛，修理了家中舊有的一輛牛車，添置了各種農具。雇了一個掌鞭的和另外兩三個雇農，将佃戶耕種的土地收回一部分，自己經營，開始他的“中興事業”。我父親雖然自己不會勞動，但白天常到地裡走走、看看，整個上午睡懶覺的習慣改變了。我的母親和老祖母都為我父親的“中興事業”而精神振奮。我家離井水較遠，井口較深。家中原有一個男夥計管挑水做飯，如今人口多了，我母親不得不在大部分時間下廚房幫助做飯，或幫助磨面、推碾。我的老祖母雖然已經年老，也忙得一時不閑。
既然家中養了兩頭牛，好像為了套磨和推碾的需要，還養了一頭驢子。喂牲口不能光靠麥稭，在有青草的季節必須多喂青草。我的兩個哥哥都在童年，他們擔起了每天去河邊荒坡地割草的任務，而我也跟着他們前去，到野地玩耍。這一段童年生活給我留下了一些終生難忘的美好記憶。尤其使我難忘的是那些詩一般的田園風光。
那時雖然我的祖母已死，姑母已嫁，但家中還有我的祖父和父親兩杆煙槍，花錢很多。于是父親決定自己栽種鴉片，既可以解決自己家中吸食，又可以賣出一部分增加收入，他在西寨外標明一兩畝地，開始他的種煙計劃。夏天，到了收獲鴉片時候，各種顔色的罂粟花滿地開放，十分好看。罂粟花一邊開放，一邊有果子成熟。每天上午，父親帶着夥計們來到地裡，加上我的母親和兩個童年的哥哥，各人帶一把小刀和一個杯子，用小刀将圓形或橢圓形的果子劃破，使果皮的傷口處流出來白色的汁液，收到杯子裡。然後集中起來，凝結後便是鴉片，制成大塊，叫作煙土，也簡稱“土”。
我的父親為要家業中興，還努力栽種煙草。那時許昌和襄縣的美國煙草和烘烤煙葉的方法尚未出現，鄧縣是河南省有名的煙葉産地，也是我們那一帶最重要的經濟作物。除他自己督率雇農們栽種煙草外，還将一部分适宜栽煙的土地交給專門栽煙的佃農經營。這是一種季節性佃農，叫作“栽煙的”，從春天整治土地，培育煙苗，到栽種煙苗，精心耕耘、施肥，采下煙葉曬幹，直到秋天結束了煙季，完成了生産的全部過程。
但是我父親的“中興大業”并沒有如願以償，原因很多，不用在此細談。總之，整個封建性農村社會和經濟處于迅速的崩潰之中，個别中小地主不可能憑自己努力掙紮挽救曆史傾倒的狂瀾。到了民國7年秋天，由于土匪蜂起和姚營寨地主之間的互相鬥争，一群土匪攻入寨中，對全寨中的地主，包括最富的大地主秋毫不犯；獨将我家的房屋一把火燒光，三代單傳所積蓄的雜物都化為灰燼。
我的童年生活一半在姚營寨，一半在逃進城内居住之後。盡管我在文學上的成就不大，但是如果說我還有一定的獨特貢獻，這種獨特之處同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的特殊環境有密切關系。
我對于中國的封建社會風貌，特别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風貌，有相當了解。我的了解中國封建和半封建社會，一部分來自書本知識，一部分來自感性知識。而由生活提供的感性知識，往往是自然而來，不能強求，也不能重新體驗。作家都認為童年和少年的生活特别可貴，原因可以了解。
抗日戰争後期，我計劃寫三部小說，總名為“農村三部曲”，包括《黃昏》、《長夜》、《黎明》。我僅将《長夜》寫成，1947年在上海出版，沒有引起評論家的注意，甚至沒有得到了解，而受到重視是近幾年的新書，甚至得到國外好評。在本文的後邊還要用專節談到這部作品，此處不多談了。十分遺憾的是，解放以後，《黃昏》和《黎明》的寫作心願都隻能放棄了。《黃昏》的題材就植根于我的童年和少年的生活，從清末寫到民國初年的農村人物和生活，反映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農村社會的崩潰過程。
現在可以說，我在童年和少年時代從中國半封建社會獲得的各種感性知識，是我能夠寫出《李自成》的各種條件中的一個重要條件。
很不正規的學習道路
我上學很晚，正式上學讀書的年月不多，從根本上說是依靠自學。我走過的學習道路，具有兩個明顯的特點：第一，我沒有經過從國小、中學到大學的正規道路。第二，我在青年時代沒有專心一意地寫小說，總在操心研究學問，與許多在30年代同時出現的青年作家們的路子不完全相同。
當我在姚營寨度過7周歲的時候，還沒有正式學識字、讀書。1918年姚營寨的宅子化為焦土之後，大約是初冬時節，我随母親離開了暫時避難的親戚家，到城裡尋找我的父親。我的兩個哥哥大約在一個月前已經進城，跟父親在一起了。這年冬天，由父親教我們兄弟三人讀書，這是我讀書學習的開始。第二年（1919年）我們到東大寺（正式名稱為開元寺）讀私塾，先生是我父親的同學。他按照我父親的囑咐，不讓我們讀四書，而讀當時教育部審定的高等國小“國文”（不稱“國語”）課本。課本是較淺的文言文，必須背熟。是否另外還背誦《古文觀止》，我現在記不清了。到了1920年春季，我們轉到離家較近的北城門樓上讀私塾。老師遵照我父親的意見，不讓我們讀四書五經，而讀高等國小校的《國文》、《曆史》、《修身》等課本，另外還背誦一本書《論說文範》。我從這年春季開始學習寫作文言文，老師規定每隔一天寫一篇。這樣的學習辦法雖然隻有短短的半年時間，但對我一生的關系很大。
這年秋季開學時，我們兄弟三人都考入了教會辦的鴻文高等國小讀書。那時行的是舊學制，國小分高初兩等，都是3年。我在鴻文高等國小讀滿3年畢業，這是一生中最完整的一段學曆。
那時候内地教育十分落後，在我的同班中，多數學生是十六七歲，還有的年紀在20左右。我在同班中論年紀還算小的，比我小一歲的孩子隻有一個。在功課方面，我的國文程度較好，既會作白話文，也會作文言文。顯然是出于老師的鼓勵，我在高小時的作文竟然不止一次吃100分。
1924年，我在鴻文高等國小畢業之後，到500裡外的信陽去上教會辦的信義初級中學，我的二哥也去了，都插入國中二年級。讀了不到半年，由于軍閥戰争波及信陽，學校提前放假。我和二哥，還有另外兩個學生，結伴繞道駐馬店回家。大概在唐河縣境内，離鄧縣還有200多裡，被土匪李水沫的杆子在路上拉去，成了肉票。到了土匪中兩三天後，有一位姓王的小頭目将我從票房中要去做幹兒子。過了10來天，姓王的小頭目離開了李水沫的杆子。我被一位姓薛的頭目要去做幹兒子。這位姓薛的頭目為人正派，不吃煙（更不抽大煙），不喝酒，不賭博，不奸淫婦女。而且他手下的10來個青年土匪，槍支齊全，都不抽大煙，作戰勇敢，在李水沫的杆子中是一股重要力量。姓薛的頭目在兄弟中排行老二，他不讓我稱他幹爹或幹老子，隻要我稱他二伯，對他手下的土匪稱叔叔。這一群土匪對我非常好，都不叫我的名字，而是親密地喚我“娃兒”。
按照杆子上的規矩，如果票子的家中長久不能拿錢來贖，就要将票子殺死，叫作“撕票”。我的家中很窮，沒錢贖票，也根本沒有派人帶禮物到杆子中“說票”。由于我同土匪建立了親密感情，不僅保全了我同二哥的性命，而且避免了被放到票房中過地獄般的生活。到了1925年初春，李水沫的杆子被軍隊和紅槍會聯合起來圍攻、追擊，被打散和消滅了。我義父的那股土匪雖然也被打死了一兩個人，但基本上突圍成功，逃到一家官僚地主的寨子邊潛伏起來，受到了官僚地主家的保護。我的義父派一個妥當人将我送回鄧縣，交給我的父母。
我在土匪中生活了大約100天，親眼看着一支土匪如何由小到大，又如何被消滅，這是一部社會生活的奇書、大書，包含的問題複雜，學問很深。這一段奇特生活，除使我後來寫出了被認為“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傑作”《長夜》之外，對我寫《李自成》也有很大幫助。
我經過這一段生活回到家中後，短期失學了。這年暑假後，我到了湖北樊城，進入教會辦的鴻文書院（國中性質）重讀二年級。不到一學期，北伐大革命已經在南方發動，波及湖南，震動了湖北和河南。這時，我的大哥已死，二哥從家中逃出，不知下落，我成了家中的獨子。父親和母親害怕我會被革命的洪流卷走，派人到樊城詭稱我母親病重，将我叫了回去，不允許我再離開家。我又失學了。但是不到一年，樊鐘秀率領建國軍駐軍南陽，我跑去當了兵。大概不到三個月，樊鐘秀被打着“舍川救吳”旗号，由川東來到南陽境内的直系于學忠部隊打敗，我又回家了。
這次回到家中，長期失學。假如我家在姚營寨的全部房屋不被燒光，家中總會有些書籍供我閱讀。然而我父親的書已全部化為灰燼，在鄧縣城中我也沒有“書香門第”的親戚。家中也沒錢供買書。即令想買書，也沒有書店。南關街隻有一家文具店，字号“一文堂”，兼賣一些線裝書。論我當時的處境，想自修可以說根本沒有條件。多好的少年時代，想讀書卻沒有讀書機會。
1929年春天，我這個長期失學在家的小青年不能不為一生的前途焦急。得到父母的同意後，我盲目地往開封尋找上學的機會，也就是尋找出路。我在家中，雖然隻讀過三年國小和不到一學期的國中，但是說來奇怪，竟然背了個有“才華”的虛名。才到開封，正苦于沒有出路，在大街上遇到一個比我大幾歲的同鄉學生，跟我隻是泛泛相識，竭力撺掇我投考河南大學預科，而另外不相識的同鄉學生保證為我假造一張國中畢業證書。于是，這年秋季，我果然進河大預科讀書了。
河大預科等于高中，規定學完三年畢業，畢業考試及格可以直接升入大學。可惜，我在河大預科隻讀了兩年。考入河大預科以後，我認識了一些進步同學，在中共地下組織的上司下，我積極地參加了學生運動，到第二年（1930年）暑假被國民黨的開封警備司令部逮捕。被釋放後，繼續回學校讀書。到1931年暑假，被學校以“言行荒謬，思想錯誤”的罪名挂牌開除。聽說國民黨又要逮捕我，我于被學校開除的當天離開開封，逃到北平，從此以後，不再上學。
決定終身事業的年月
從鄧縣到開封，在河南大學讀了兩年預科，對我這一生的事業關系重大。雖然我是河大預科未卒業就被挂牌開除的學生，但現在河南大學認為我是該校創辦70多年來較有成就、在社會上聲望較高的一位校友，對我十分尊重，而我也十分樂意承認自己是河大校友。我既然是半個世紀前被河大開除的預科學生，為什麼樂于承認自己是河大的老校友呢？因為，在河大預科的兩年，決定了我這一生的道路。其道理，有以下數端：
首先，我入學以後，很快地結識了一些進步同學，在中共開封黨的上司下搞些工作。這是我的思想和性格上可塑性最強的年齡，是以兩年的地下政治活動決定了我一生的政治立場和世界觀。其次，入學以後，我開始接觸了進步的理論書籍和介紹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翻譯著作。後來我一直沒有放棄這方面的學習。如果我不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我不可能有自己的文學道路，有自己的曆史見解和文學見解，更不可能寫出像《李自成》這樣的曆史小說。再次，1930年前後是大陸史學界思想十分活躍時期，而當時的史學界情況對我這個小青年的成長發生過強烈影響，在相當程度上決定我以後的文學創作道路。尤其是我在47歲時，即1957年被迫突然轉上創作曆史小說的道路，而且在曆史小說方面做出了我自己的獨特貢獻。這與當時我在河大時所受的影響有密切關系。
當時的中國史學界，大體分為三派：第一派是傳統史學派，注重廣泛地收集資料，繼承了清代學者的嚴謹學風。方法細密，将淵博與專精相結合，不追求标新立異，更反對嘩衆取寵，不少人在史學領域做出了傑出貢獻。一般說來，這一派史學家沒有接受曆史唯物主義對史學思想的影響，但受到了進化論思想或深或淺的影響。我雖然是一個共産主義的擁護者，但對于這一派的許多史學家始終懷着深深的敬意。第二派是正在興旺的古史辨派。大陸史學，自古就有去僞存真的思想方法，唐宋以來逐漸發展和深化，到清代的崔述達到高峰，而晚清的維新變法運動将史學作為政治思想鬥争的有力武器，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康有為。古史辨派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在批判儒家經典的權威性、破除禁忌、大膽疑古等方面，掀起來一個新的高潮。雖然這一派的代表人物自稱是繼承從唐宋到乾嘉時代崔述的辨僞思想，但他們走得更遠。古史辨派開始幾年在中國上古史研究方面乘着反封建、反儒家（反孔）新文化思潮的東風，猛烈地鼓吹疑古（錢玄同甚至改姓“疑古”）思想，集中在懷疑和否定儒家經典所記載和宣傳的上古曆史。古史辨的出現和努力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對上古史的研究起到了撥開迷霧、振聾發聩的作用。然而這一派有緻命弱點，是以在當時就有人搖頭，而到30年代中期以後就黯然失色了。他們的第一個弱點是不懂得曆史唯物主義，不懂得上古文明史的發展規律和程序。還有一個弱點是犯了中國上古史的虛無主義。例如，雖然當時的地下發掘遠不像解放後的收獲豐富，但是通過一個學者對甲骨文、金文與古書文字記載的結合研究，已經對殷商曆史基本清楚，進而可以推斷夏代絕非虛構，夏代以前的古史也不會全是虛構，而是古史和傳說混雜，須待進一步研究。顧颉剛說夏禹僅是一隻爬蟲，已夠荒唐，而胡适說希臘的荷馬是傳說人物，大概屈原也是傳說人物。這一派的學者多數是我終身佩服的學者，隻是由于在研究上古史方面缺少科學的治學态度和方法，為疑古而疑古，将疑古思想絕對化，由追求真理走入上古史的虛無主義。第三派是提倡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研究曆史的新史學派。1927年大革命失敗之後，中國的進步思想界，尤其是對古代史和近代史，以及對中國革命問題具有較多興趣的人們，不會不對近代和現代中國的革命性質進行重新認識，這就産生了連續數年的頗為熱烈的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大讨論。這一讨論必然影響到要對中國古代史上的幾個重要問題求得新的認識。當時政治上的右派否認中國社會有階級，即：中國社會特殊論，馬克思主義不适合中國國情。傳統的舊史學一派脫離了（實際上他們往往是脫離不了）政治鬥争，因襲舊軌，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史學思想不去理睬。看起來他們為治學問而治學問，實際不自覺地适應了政治上右派的需要。當然也有少數人自覺地做國民黨官方的禦用學者。
進步史學界對古代史的讨論，集中在中國曆史的分期問題上，而争論最熱烈的是商、周兩代的社會性質。甲骨文字被發現于19世紀之末，研究工作由孫诒讓開其端緒。到了20世紀最初20年，繼孫诒讓之後，羅振玉和王國維二人在甲骨文研究上做出了重大貢獻。30年代左右，出現了第二代甲骨文學者。從當時水準看，南陽的董作賓貢獻較大。目前成就較大的甲骨文學者是胡厚軒，已屬第三代了。與羅振玉、王國維同時，日本學者在甲骨文研究上也做出了一定成績。另一方面，關于鐘鼎彜器款式的文字稱為金文。将收集和研究金文作為學術，萌芽于清初顧炎武，正式開始于清中葉以後的阮元和吳榮光。到了晚清，學者輩出，而吳大澄、羅振玉都有卓著成就。從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20年代，許多學者已經取得對金文和甲骨文研究的成果，以及少數被發掘的殷周墓葬，為馬克思主義新史學派研究殷商和西周的社會性質提供了極其寶貴的資料。是以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許多新史學派的學者們對讨論殷周社會的性質最感興趣。
1927年大革命失敗之後，郭沫若僑居日本，受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摩根的《古代社會》兩書思想的啟發，利用幾十年中國學者們對甲骨文和金文研究的成果，加上他對先秦古籍的豐富知識，寫出了《中國古典社會研究》一書，成為馬克思新史學派研究中國奴隸社會的開山之作，但當時和其後參加古代史讨論的許多年輕學者的功底比郭沫若差得很遠，他們既不懂金文，也不懂甲骨文，對先秦古籍也讀不大懂，更談不上熟悉，是以常常受到正統派史學家們的譏笑，認為是海派學風。然而當時正是馬克思新史學派“筚路藍縷，以啟山林”的時代，許多幼稚毛病，很難避免。經過十幾年的努力，有些學者逐漸成熟，如今新史學派早已成為中國史學的主流了。
在河大預科的兩年内，為強烈的求知欲所驅，我們用課餘時間，除閱讀新文學和中國古典文學的著作外，還閱讀了許多普及性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讀物和史學方面的許多著作。而這些書籍，一般人都不讀。例如，《古史辨》四大冊，前三冊都從頭到尾看了一遍，第四冊挑着看了一部分。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和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我都仔細讀了。前一書對我這一生都有幫助。後一書，我在封面上工工整整地寫了這樣幾個字：“我所心愛的一本書。”但是在我30歲以後，我讀書多了，對郭沫若的治學态度逐漸感到不滿，在某些方面私下談話時持批評态度。在這兩年中，我還讀由老一代考古學家李濟主持發掘，由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出版的《殷墟發掘報告》兩三冊。這樣的書，我很感興趣，一般讀者是決不讀的。
文學方面，在開封的兩年多時間也開始顯示出我的特點。開封有一份當時全省唯一的對開版大報，叫《河南民報》。雖然隻有一張，卻有1/4版面的副刊登載新文學作品。入學考試之後，我有了時間，試寫了一篇短篇小說，投給《河南民報》副刊，題目叫作《兩個孤墳》，居然發表了，這是我的“處女作”，對研究我的創作道路有特殊意義。前幾年河南大學教授劉增傑竟然從圖書館收藏的将近半個世紀前的殘缺的《河南民報》中找到了這篇小說。我重讀了這篇19歲時發表的處女作，事隔已久，出我意料，小說中除個别用字受五四時代某些小說的影響之外，通篇看來有這樣幾個特點：第一，走的是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第二，同情被壓迫的勞動人民，揭露和鞭撻封建地主的罪惡；第三，富于激情，有感人力量；第四，很講究小說的結構藝術。
入學以後，我對同班的一位國文程度較好、容貌也相當漂亮的女生發生了愛慕之情。開封是内地城市，那時候自由戀愛之風還不盛行，青年男女單獨相處時心情緊張，不敢說話。是以我對這位女同學的愛慕隻能停留在單戀階段，沒有向前發展。我完全用心理描寫的手法寫成了一篇小說，文筆細膩，充滿激情。由于單戀的對象是我的一位同班女生，每日課堂上見面，為避免雙方尴尬，我沒有将這篇小說送《河南民報》發表，也沒有在同學中公開。我當時不懂得什麼叫“意識流”，隻認為心理描寫的方法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兼可采用的。這種認識在我以後的創作實踐中不斷被得到證明。
還有一種情況，不妨在這裡順便一提。我入學的這年冬天，放寒假前，下了一場小雪。我的座位靠着教室的南窗，窗外的樹枝上和地上處處白色。恰逢作文課，可以自由命題。我就這場小雪，寫了一篇抒情文言體的散文，有寬泛的韻腳，偶有對仗但比較自由。國文老師對這篇散文大為贊賞，批語中有“直追漢魏”的話。他任大學“大一國文”的課，兼在預科授課。他在上課時對同學們說：“像mr.姚這樣的文章，在大學中文系同學中也很少人能夠寫出。他的國文程度，可以做一般同學的老師教幾年。”是以雖然我進預科一年級不滿一學期，而我的“文名”已為預科各年級和大學同學所知。原來我在少年失學期間，依靠自己的學習，不但能寫幹淨的白話文，在文言文方面也打好了一定根基，而這種本領對我以後寫小說很有幫助，尤其是對我寫曆史小說更為必要。
走上文壇的艱難道路
30年代，全國文藝刊物很少，出版社也少，青年人發表作品很難。那時争取發表作品，從無名變為有名，成為作家，十分艱難。這個過程稱為“爬文壇”，一個“爬”字很富于形象性。現在的青年，生活在社會主義社會，起碼在生活上有保障，一時發表不了作品也有飯吃。如今，各級報刊很多，出版社很多，發表和出版作品的機會很多，而且隻要有培養前途的苗頭，就會得到愛護和培養。今天，執政的共産黨和其所上司的各文藝團體，鼓勵和幫助青年作者到工廠、礦山、部隊、農村中去，深入群衆，深入生活。但在30年代，一般具有進步思想的有志于文學創作的知識分子，總是受到當時執政黨各級黨政機關及軍、警、憲、特的監視和迫害，不允你接近勞動群衆，可以随便說你是圖謀不軌，将你逮捕。是以在30年代，想爬上文壇的青年很多，而能夠爬上去的很少。
從1931年我第一次來到北平，到1937年北平淪陷，我一共四次來北平居住。兩次住在東城沙灘的蓬萊較高價的電梯大廈，生活極其困難。因為在北平的貧病交迫的生活對我一生的文學事業有相當重要的關系，我願意在這裡簡略一談，也許對于有志于自學成才的青年讀者不無幫助。
我被河南大學開除學籍後，借到十幾塊現洋，立即逃到北平，住在沙灘的蓬萊較高價的電梯大廈。這一次在北平住的不久，一則因“九一八”事變後，我估計中日戰争即将爆發；二則經濟上沒有接濟，生活不能維持，是以大約不到三個月就回河南了。過了大約兩年，重來北平，仍住在蓬萊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大約不到一年，因患肺結核病嚴重，而且大口吐血，隻好離開北平，回到河南。過了大約一年，第三次來到北平，住在沙灘附近的東老胡同。後來又因為大口吐血，隻好回到河南養病。第四次來北平，同妻子住在沙灘附近的中老胡同。但不久，發生了“七七”事變，抗戰爆發。北平淪陷後，我從天津乘海船由龍口登岸，回到開封，而我的妻子事前由門頭溝騎毛驢繞過盧溝橋，從長辛店乘火車回到河南。
既然我在1929年秋天就發表了處女作短篇小說《兩個孤墳》，以今天的眼光看來并不算壞，為什麼以後有幾年不再繼續寫小說，到了1934年才開始不斷有小說和雜文在上海、天津和北平的報刊上發表呢？研究我的前期（所謂現代文學階段），由于不清楚我所走過的特殊道路，是以他們對這個問題說不清楚。原來我進入河南預科讀書的時候，由于喜歡讀課外書刊，接觸了曆史唯物的哲學思想，又接觸了當時中國的各派史學思潮，我的眼界和思路突然打開了。我一生的一個很大的特點是經常有一些不切實際的追求，也就是狂妄想法。這一特點，從少年到暮年，不曾改變，這種積極浪漫主義和富于開拓事業精神的英雄主義是我從少年時代起就顯露出的性格上的一個特點，是以我在20歲左右那兩三年内不是夢想自己日後能成為一個有較高成就的作家，而是夢想自己日後能夠成為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家。是以，在那兩三年内，我沒有努力追求創作，而是用功讀書。到了第二次到北平，我為解決生活困難，才不得不較多地寫小說和雜文，于是在兩三年中我就變成了稍稍知名的青年作家了。假若我出生在一稍微富裕的家庭，能夠資助我住在北平，安心利用北平圖書館讀幾年書，也許我這一生的成就不在文學創作方面了。
北平生活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小的蓬萊較高價的電梯大廈。我住在蓬萊較高價的電梯大廈，除坐房間裡寫東西之外，經常到文津街北平圖書館看書。有時吃過早飯去，中午在圖書館附近随便吃點東西，繼續進館看書。當時該館是晚上9時閉館，當第一遍閉館鈴聲響過之後，我到閱覽的櫃台前還書，然後離館。那時北海和中南海之間的橋面是石頭鋪的，比現在窄得多，橋的兩邊都有荷花。橋兩頭都有美麗的朱漆彩繪木牌坊，東頭的牌坊上寫着“金鳌”二字，西頭的牌坊上寫着“玉”二字，是以這座建築在皇家禦苑中的漢白玉石橋就叫作“金鳌玉橋”。當時最友善的交通工具是洋車，又稱黃包車，要價很低。我因為很窮，從沙灘到北圖來回全是步行。那時，晚上9時後，從文津街到沙灘的一路上已很冷清，行人稀少。留在我腦海裡印象最深的是，有幾次我回來時走到金鳌玉橋上，憑着漢白玉欄杆停留一陣。冷月高照，北海和中南海燈火稀疏，偶有微風吹過，石橋附近的片片枯荷飒飒作聲。我不但沒有毛線衣或毛背心，甚至連棉毛衫也沒有，而是在襯衣外罩一件暗暗藍洋布大褂。一陣秋風吹來，身上頓時感到森森寒意。原來在圖書館中專心讀書的興味頓失，不能不考慮下月的生活如何維持。
在蓬萊較高價的電梯大廈的大門前邊，有一個賣小米粥的大布篷。我同人力車夫們擠在一起，喝了一碗小米粥，然後回蓬萊較高價的電梯大廈睡覺。
1929年春天我到了開封以後，接受同鄉學生的建議，決定投考河大預科。可是我兩次插班讀國中二年級都沒有讀滿一學期，随後又失學三四年，原來學過的功課差不多都忘了，我現在準備考學，必須在三四個月内将國中的全部主要功課學習一遍，還要“無師自通”。我得拼命用功，舍此别無他途。由于我的家庭經濟困難，彙款常常接濟不上。有時我沒有錢到小飯鋪買飯吃，便在街邊買一個甜瓜（又稱香瓜）帶回去充饑。吃甜瓜照例必須削皮，但我有時為着節約，連瓜皮也吃了。在開封的各街道旁邊，有擺挑子賣雜面丸子的，價錢最賤，我到該吃飯的時候，常常買一碗雜面丸子，站着吃了，趕快回住處用功。那時我才18歲半，正是需要營養發育身體的時候，而我當時既要拼命用功，又常常陷于饑餓之中，身體就折騰垮了。在學校時候，我已經發現偶爾痰中帶有血絲，但我沒有告人知道，也沒有設法醫治。倘若是别人，很可能寫信告訴家中，暫時休學，回家養病，然而我隻能有進無退，甯肯豁出去年輕輕的生命，也不能休學回家。
我第二次來到北平，已經确定走小說創作道路。但開始的時候，發表作品較少，生活仍困難。我除寫作外還刻苦讀書，是以原來就有的肺結核病嚴重了。我不僅每天下午發燒，夜晚盜汗，經常咳嗽，痰中帶血，而且往往隔幾個月要大口吐血。在30年代，醫治肺結核病的特效藥尚未出世，隻能依靠療養，死亡率很高，我無錢療養，每次想着我大概活不到30歲了，心中不免凄然。但是我沒有停止努力，每次在大吐血之後，躺在床上休息幾天，又重新坐起來用功。我當時懷着兩種想法：第一，縱然我活不長久，也要努力在死之前做出一點成績。第二，倘若我能夠戰勝病魔，我為着一生抱負，不應該為怕死而虛度青春，應該争取在二十幾歲時為一生的事業打好基礎。
我的肺結核病，在“七七”事變之前糊裡糊塗地見輕了，抗日戰争期間又竟然糊裡糊塗地好了，隻在肺部留下了結疤的病竈。解放前走過的創作道路
大陸解放以後，學術界和文藝理論界都将“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的文學發展曆史劃分為兩個階段：從“五四”到大陸解放，大約30年，算作一個曆史階段，被稱為現代文學史；從大陸解放以後，直到今天，将近40年，又是一個曆史階段，被稱為當代文學史。
按照這樣曆史階段的劃分，我是屬于那種貫穿着現代文學史和當代文學史的老作家之一。有的和我同時代出現的老作家，按照丁玲同志晚年所說的“五世同堂”，均屬第二代作家。這一代作家，出現于30年代，有的80多歲，有的接近80，最年輕的也在70以上。這第二代作家，活躍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做出了不同貢獻。有一部分較有才能的作家，他們在現代文學史階段，創作比較旺盛，也寫出了較有光彩的作品，但是進入當代曆史階段，在創作上不能夠繼續發展，或者寫不出能夠引起重視的作品，或者幹脆擱筆了。形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複雜的，這裡可以不談。就我自己說，我跋涉在文學創作的坎坷長途上，愈走愈有信心，愈燃燒創作熱情，愈憧憬着藝術的高山險峰，直到我的生命終止。
由于我的許多發表和出版于30—40年代的作品在解放後沒有重印，而且總在受批判，是以當《李自成》震撼着廣大讀者心弦的時候，許多年輕讀者由于沒有讀過我解放以前的作品，誤以為我是文壇上的暴發戶，好像《李自成》是我的唯一作品。
現在，我簡略地談談我解放前走過的創作道路。
1929年秋我在發表了《兩個孤墳》後，又寫了一篇純粹心理描寫的短篇小說，但沒有寄出去發表。以後三四年，我夢想日後能夠做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家，将寫小說的興趣放下了。到了30年代中期，我第二次到北平，才決心走文學創作道路，發表的短篇小說和雜文多了，漸漸地有了點“知名度”，就成了青年作家。到了1937年春天，我覺得依靠稿費可以維持在北平的簡單生活，是以在“七七”事變前不到一個月，我帶着妻子第四次來到北平，住在中老胡同，打算動筆寫長篇小說。盧溝橋事變爆發，突然終止了我的一切計劃，開始了生活和創作的新道路。中華民族和我個人，都忽然轉入抗日戰争的曆史狂潮之中了。
1938年春天，我離開了河南地下黨上司的風雨周刊社，因工作問題從開封來到抗戰的政治中心武漢。當時進步青年從事革命或救亡工作，生活費和旅費都得自己設法解決。我在武漢的短短時間，于參加社會活動之暇，很快地寫了一本報告文學小冊子《戰地書簡》和兩篇短篇小說《白龍港》、《差半車麥稭》。《差半車麥稭》交給一個刊物，主編人認為寫得不好，不願發表。我将稿子取回，投給茅盾在香港主編的刊物《文藝陣地》，便匆匆地離開武漢了。
我沒有料到，《差半車麥稭》不但很快被發表出來，而且得到茅盾好評，在國内引起了轟動，有的評論者譽其為抗戰小說的“裡程碑”，有的認為是劃時代之作。不管怎麼說，《差半車麥稭》的發表，初步奠定了我的文學創作地位，是以研究現代文學史的人們，都将《差半車麥稭》看成我的成名之作。
發表了《差半車麥稭》之後，我的興趣轉向中、長篇小說。1939年秋天，我在湖北老河口，在日寇飛機的狂轟濫炸之下，開始寫一部反映抗戰初期内地知識青年從事抗日救亡鬥争生活的長篇小說，書名叫作《春暖花開的時候》（以下簡稱《春暖》）。我一邊寫，一邊将稿寄往重慶，在胡繩主編的《讀書月報》連載。《春暖》開始連載之後，在讀者中引起了強烈反響。由于皖南事變的影響，停寫了很長時間。1943年春天，我從大别山到了重慶，匆匆地将《春暖》接着寫了一部分，分作三個分冊出版。《春暖》原計劃寫三部，這三個分冊算是第一部。《春暖》第一部一出版就成為轟動一時的暢銷書。解放以前，新小說出版時一般隻印2000冊。《春暖》第一部出版時國統區已經大大縮小，被稱為抗日大後方的二三十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隻剩下重慶、成都、昆明、桂林和西安，這種曆史情況跟解放後發展起來的面貌不能相比，而且各大小城市之間的交通十分不便。在這樣的發行條件之下，《春暖》第一版（現在通稱為第一次印刷）印了1萬部，不到兩星期銷售一空，趕快重印。《春暖》出版之後，抗日大後方的讀者紛紛談論，成了一個熱鬧話題，尤其是小說中塑造的三個青年女性，更使廣大讀者深感興趣。
當《春暖》第一部出版了一年之後，左翼文藝戰線上較有影響的一份刊物發表文章，批判《春暖》是所謂色情文學。幾十年來，在大陸的特殊土壤上，容易産生激烈的“左”的論調。而且由于時代的原因，往往愈“左”的論調愈能夠迷惑讀者。40年代某一派人對《春暖》的所謂“批判”，一直影響到解放以後許多年。直到進入80年代，才有現代文學史的研究者本着實事求是的精神，在他們寫出的論文或新編著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為《春暖》平反，說它不但不是色情文學，而且連挑逗性的字句也沒有。
《春暖》第一卷共印了四次，40年代後期在诽謗聲中絕版了。但在香港有三種翻印本，其中高原出版社的翻印本印了四次。由于香港的多次翻印，是以這部小說在香港和南洋的華文讀者中曾經深入人心，1984年1月我訪新加坡，有讀者幾次問我：“聽說中國大陸上禁止《春暖花開的時候》出版，真的麼？”我當然否定這種謠傳。但是我自己心中明白，在解放以後，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前，我對此書隻有進行自我檢讨的資格，根本不能提出重新出版的問題。
《春暖》既然一不是“色情文學”，二不是戀愛小說，三不是追求情節曲折的作品。為什麼當它的第一部在重慶出版之後能成為轟動一時的暢銷書呢？近幾年的評論文章和新編現代文學史都沒有講明白這一個确實存在過的曆史現象。據我看來，至今還沒有人将《春暖》放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解釋上述的客觀現象，進而得出适當的評價。由于《春暖》是我的第一部對廣大讀者發生過強烈影響的長篇小說，也是我在青年時代發表的作品，是以我決定将《春暖》的修訂本作為《姚雪垠文集》的第一卷，使它能夠盡快地同當代的讀者見面。解放後，由于極左思潮盛行，許多人常在運動中說我寫的《差半車麥稭》和《牛全德與紅蘿蔔》是好作品，其餘的都是壞作品。現在我在談過《春暖》之後，接着談一談我的其他幾部中、長篇作品。
在《春暖》第一部出版前後，也就是40年代前期，我另外出版了幾部中、長篇小說，反映了我35歲以前創作的不同色彩，也反映了我當時的創作精力。在這些作品中，對讀者較有影響的是《牛全德與紅蘿蔔》和《戎馬戀》。前一部小說受到較多的稱贊，尤其為茅盾同志所欣賞，在語言和文筆上具有獨特的風格。而後一部小說，通過一個在國民黨戰地發生的戀愛故事，寫出一對青年男女在民族解放戰争的大時代中的不同發展道路。《重逢》不是我的重要作品，但是銷路很好。我在寫這部中篇小說時，隻是想發揮我所追求的散文美，是以人們因為它的文體美，稱它是“可讀的小說”。《新苗》是一部計劃寫的大部頭長篇小說的第一卷，出版後沒有繼續往下寫。
以上各書都出版于40年代前期，1945年初我到東北大學（遷至四川三台）教書，暫時停筆。抗日戰争勝利之後，我按照寫“農村三部曲”的計劃，動筆寫《長夜》。1947年，《長夜》在上海出版，隻印了2000冊。那時解放戰争已經開始，《長夜》不但沒有受到重視，而且文藝界的進步陣營中因為《長夜》中沒有寫出有覺悟的農民形象，談起來頗有微詞。解放後沒有人提到這部小說，幾乎不為人知。1981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新出版，印了11萬冊。售完以後，我因為決定修訂，函請人民文學出版社不要再印。1984年1月，《長夜》的法譯本在巴黎出版，引起法國許多報刊、電台的紛紛好評。在國内，因為開始克服了“左”的思潮，《長夜》也開始得到了認識，但不是普遍認識。少數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同志不懷任何成見，給予《長夜》較高的評價，有的在文章中稱它是“現代文學中的傑出作品”。最近倫敦劍橋“世界傳記中心”即将出版的《世界名人錄》中關于姚雪垠條目的拟稿中也稱《長夜》是“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的傑作”。（“the masterpice of Chinese novels”）最近大陸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文學卷有“姚雪垠”一個條目，其中介紹《長夜》的一段話是這樣寫的：《長夜》以20年代軍閥混戰時豫西山區農村為背景，描寫了李水沫這支土匪隊伍的傳奇式的生活，塑造了一些有血有肉的強人形象，真實有力地揭示出許多農民在破産和饑餓的絕境中淪為盜賊的社會根源，同時也表現了他們身上蘊藏着反抗惡勢力的巨大潛在力量。像《長夜》這樣以寫實主義筆法真實描寫綠林人物和綠林生活的長篇小說，是“五四”以後新文學中絕無僅有的。
我自己對于《長夜》一直感到不很惬意，出版之後，我在上海浦東局住時，曾打算修改。後因忙于寫《崇祯皇帝傳》和《明代的特務政治》（兩書均未完成），是以修改《長夜》的心願沒有付諸實踐。
在出版《長夜》的時候，我還出版了一本傳記文學作品《記盧熔軒》。我對于傳記文學是很有興趣的。《崇祯皇帝傳》在解放前發表了一部分，一直沒有完成，頗覺遺憾。我還懷着多年的心願想寫一部《杜甫傳》，這一心願也落空了。
從我發表《差半車麥稭》到出版《長夜》，這10年可以看成是一段完整的創作曆程。回顧這10年的創作活動，表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從1939年起，我的創作興趣由短篇小說轉移到中、長篇小說。從此以後，我不是不再寫短篇小說，而隻是偶爾為之。我在解放前對于中、長篇小說創作方面積累的實踐經驗，加上我在大學中教過“小說原理”的課程，思考過許多有關長篇小說的理論問題，這些實踐經驗與理論認識，包括長篇小說的一些美學問題，為我解放後寫《李自成》打了個必要的基礎。
第二，我的創作方法一直是以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為基礎，有時也适當地吸收浪漫主義方法，在《春暖》中最為顯著。《春暖》中有不少充滿詩情畫意和激情噴湧的細節，還有像“紅燈籠故事”那樣一章，運用象征手法（也屬于浪漫主義），曾經激動了廣大讀者的感情。這一創作道路，經過《戎馬戀》和《長夜》，到了解放後的《李自成》，得到了深化和發展。
第三，我這10年的小說創作，很重視人物性格描寫，這是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一個基本要求。吸收了一部分浪漫主義手法，更加強了對人物性格（通過人物行動和環境描寫）的渲染。在描寫人物性格方面的十載辛苦探索，不是白搭，而是為《李自成》中幾百個曆史人物的性格描寫取得了部分經驗。
第四，通過這10年創作，我在文學語言方面作了很有意義的探索，收到了成果。關于這個問題，内容比較多，我已經在别處專門談過，此處從略。正是由于我在這10年創作道路上對文學語言問題有我的獨特探索，取得了正面經驗，這就為《李自成》的語言運用開辟了道路。
第五，我在青少年時代，通過自修，對于中國古典文學的學習，有了一定基礎，這一比較好的條件，對我這10年的創作發生了積極影響。這個問題，在個别現代文學史家研究我的前期作品的論文中開始被注意，但隻是開端而已。在這裡我不想深談，僅僅提一筆算了。
“我完了！我完了！”
假若你向我的老朋友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姚雪垠的性格特點是什麼？你準定會得到各種不同的回答，甚至是毀譽互異。假若是問我自己，我會告訴你，我的性格有各種弱點和各種毛病，但有一個十分重要的特點使我在一生中能夠屢經挫折而不曾消沉和倒下。我的這個十分重要的性格特點是：非常堅強的事業心和永不消沉的進取心。
回想幾十年的生活曆史，每到關鍵時刻，我的最基本的性格特點都起了決定性的積極作用。較遠的事例不談，隻談與我下半生創作生涯（尤其是創作《李自成》最有關系的兩次關鍵時刻）。
1949年上海解放後，我一邊下工廠一邊在大夏大學擔任兼職教授。第二年春天，我離開工廠，到大夏專任教授兼副教務長和代理文學院長。這一年我已經40歲了，年紀迫使我日夜考慮一個重要問題：下半生如何才能夠更好地發揮我的才能，對國家和人民做出更好的貢獻。
我對教書也有興趣，而且也重視教育工作。如果繼續邊教書邊做學術研究工作，我就從此放棄多年來對于文學創作的遠大夢想。但是我反複多次分析和衡量我的主觀條件，如果下半生走研究學問這條路，我也可以做出成績，但是想獲得我所希望的成就很難。為什麼？因為我一不是受正規學校教育出身，二不是在“家學淵源”的優良條件中成長，如果再認真研究學術，我缺少許多必備的條件。僅僅依靠浮光掠影的知識是不會有多大出息的。40歲以後開始從頭打基礎，顯然已經晚了。
重回到創作隊伍，能不能比我研究學術較有發展前途呢？雖然從40年代中期開始，我成了“左翼”陣線上某些人“批判”與誣蔑的對象，由于所謂“三人成虎”的道理，形成了一股社會輿論，不少人認為我已經被打倒了，甚至我的老朋友中也有人于三年暌隔之後，乍然我去訪他，他不是親熱地讓我進去，而是一隻腳踏在門檻上，仰着臉，擺着右手說：“你完了，你完了，你已經完了！”我現在重提這件小事，是要借以說明我曾經有過多麼困難的處境。然而我思考了半年多，終于下決心重返創作戰線，向文學的殿堂進軍，實作我的夙願。
1950年下半年就有将上海幾家私立大學合并為華東師範大學的消息。到了1951年春天，合并的工作已經在積極進行。我必須在華東師大成立之前，趁着人事安排未定，争取離開。1951年暑假，我懷着美麗的創作幻想，離開上海回開封了。路過南京，南大中文系主任方光焘請我吃飯，想留我在南大教書，答應我可以半年教書，半年體驗生活和創作。我堅決謝絕，懷着對故鄉的滿腔熱情回河南了。
回到河南以後，我才知道我在創作方面的想法與現實情況格格不入，我原來的一切想法都是幻想，迅速化為泡影。1953年夏天，我從開封調到武漢，即由河南省文聯調到新成立的中南文聯。當時将豫、鄂、湘、贛、粵、桂六省和武漢、廣州兩市劃為中南行政區，黨的上司機關是中南局，黨和政權的上司機關都在武漢。沒有我發揮力量的機會。當時河南的文藝上司，在思想上受極左思潮和簡單化的教條主義的影響較重。其實，不僅是文藝上司思想，根子在政治上司思想。可作證明的是，在“反右派鬥争”的運動中，河南對知識分子的打擊較為嚴重；大刮“浮誇風”和“共産風”，河南較早而突出；三年災害中，河南是重災區。文藝上司同志們的極左思想和簡單化的上司方法是一緻的，一個地方的文藝上司不僅受全國的曆史條件的巨大影響，而且受全國的尤其是本地區的政治上司思想和政治氣氛的直接影響。
在解放初的特定的曆史條件下，擔負上司工作的同志們是有成績的。但是片面地強調普及，不了解解放後面臨着發展新中國文藝的複雜任務，它既要面向沒有文化和文化層次很低的勞動人民，也要面向文化層次較高的各類幹部、知識分子，而且還要建立大陸新文學在國際上的應有地位。還有，對于所有從事文藝創作的同志，應該根據他們的不同條件，提出不同要求，盡量使各人發揮不同才能，決不應一刀切，作出同樣要求。可以說，當時在擔負文藝上司工作的主要上司同志中，由于本人的修養和時代的各種條件，從考慮問題到上司方法，習慣于用形而上學和教條主義代替實事求是和生動活潑的辯證唯物主義。
1953年夏天轉到武漢後，處境有所改善，但從根本上說，我沒有機會發揮我的創作潛力。在開封時，一位擔負省文聯主要上司工作的同志也是朋友，經常好意地對我提出批評：“雪垠，我勸你不要再讀線裝書啦。你的腦子裡裝的封建知識夠多啦，這對你很不好。現在，我們隻要把《幹部必讀》讀一遍就夠用啦。”又說：“你的文藝思想上的毛病是不肯寫通俗的文藝作品，為群衆‘雪裡送炭’，總想着寫長篇小說，為個人在文學史上樹碑立傳。其實，連環畫也可以産生米開朗琪羅和托爾斯泰。”我們同時轉到中南以後，這位朋友仍擔任上司工作，對我的這些善意的批評依然存在，隻是又增加了一個意見：“雪垠，你過去寫小說，文筆過于細膩，是一個毛病。如今是社會主義革命時代，社會主義文學風格應該是粗犷的，而不是資産階級文學的細膩風格。”對我提出這些批評意見的同志不僅擔負着上司工作，而且在50年代的中南地區也是有相當知名度的作家兼理論家，是以他的意見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并在許多青年作者中有影響力。
由于我的創作道路和文藝思想同“時代”格格不入，是以我原來認為自己作為一個作家所具有的比較好的條件，不但不能發揮，反而被别人看成了長在我身上的“封、資”包袱。
在1957年“反右派鬥争”之前，關于文藝必須為目前政治服務、為“中心服務”的思想彌漫各地，還有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問題，如何處理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問題，如何深入生活問題，如何寫英雄人物問題，如何處理正面、反面和中間人物問題，文藝作品如何反映階級鬥争問題，如何培養新生力量問題，如何上司文藝創作問題等等，愈來愈顯出左的教條主義、簡單化的思想和上司作風，不利于發展、繁榮社會主義的文藝事業。但是，由于曆史的複雜因素，這一時代的傾向還在繼續發展。當時已經看到，文藝創作普遍存在着的現象是：題材範圍狹窄，思想缺乏深度，藝術粗糙，人物公式化和概念化，作品圖解政策。由于這些原因，是以許多作品不可能不思想雷同，人物雷同，故事情節大同小異，當時把這種在全國相當普遍存在的現象叫作“撞車”。我們還不能說當時的文學道路已經走進了死胡同，确實還不斷有較好的作品出現。但是就一般情況看，使創作走進死胡同的傾向已經存在。一方面是違反創作規律，按照十分簡單化的左的教條主義的文藝指導思想，加上行政指令的上司方法，控制着新中國文藝事業的發展，一方面是希望按照發展文學藝術的應有規律，多少給作家一點兒創作上的自由，兩種思想在解放後本來就深刻地存在于曆史現實之中。随着形勢的發展，這兩種思想的沖突不能得到合理激化，隻能在暗中日漸激化，不久就在短暫的特殊曆史氣候中變成了公開沖突，即文藝界的一部分人響應“百家争鳴”和幫助黨整風提意見的号召，對文藝戰線上的極左教條主義的上司思想和新官僚主義的上司方法提出了批評意見。由于大陸在50年代缺乏起碼的民主空氣和法律制度，許多方面都受到代表那個時代特色的極左思潮和唯心主義的思維方法的控制，于是終于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反右派鬥争”。我所談的隻是我親身經曆的文藝戰線上的思想鬥争罷了。
在50年代前期曆史條件下，我采取了一個十分天真的辦法，即不經過上司準許，秘密地按照自己選好的題材進行創作。然而這條路是走不通的。
我從1952年開始就到新鄉通豐面粉廠體驗生活，前後大約有三年之久。我決定根據我在面粉廠中收集到的材料（包括我所熟悉的一些人物），寫一部長篇小說，曆史地、藝術地反映内地輕工業的出現，如何在艱難中成長。具體說，我要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各主要帝國主義國家都在傾全力于歐洲戰場，中國的輕工業得到了發展機會，特别是紡織和面粉工業。安徽壽縣一家大地主家庭中分化出一部分人轉化為民族資本家，派人到新鄉創辦面粉廠，同時一部分農民進工廠當了勞工。面粉廠在發展過程中，曾受到軍閥混戰的嚴重影響，30年代前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蕭條，美國面粉向中國廉價傾銷，通豐面粉廠被迫關閉，解散了勞工，勞工方面曾受到京漢鐵路勞工“二七”大罷工的巨大影響。新鄉車站上的饑民掀起冒死搶糧風潮，面粉廠的勞工家屬和親戚也有人參加進去。日軍占領期間，面粉廠由日本人軍管。勞工起初出于樸素的愛國心，自發地同占領軍進行鬥争，後來同中共地下黨取得聯系，鬥争更有了組織性，也更有力了。日軍投降以後，國民黨接管了工廠。豫北解放時，勞工們在中共地下黨的上司下，進行了護廠鬥争，迎接解放。
我同時寫兩部長篇小說，一部的書名是《捕虎記》，另一部書名是《白楊樹》。前一部小說的寫作計劃是上司肯定的，已經由作家出版社決定出版，是以是我的“合法”創作。但是我的不公開的工作重點是寫《白楊樹》，而且是秘密進行。我相信利用我在通豐面粉廠所收集到的材料，加上我對河南社會生活的熟悉，又有中國現代史的豐富知識，這部《白楊樹》有可能寫得比較成功。現在大家有理由可以相信，我從青年時代起就善于塑造人物性格，善于藝術地處理小說的情節和細節，在我中年時代寫《白楊樹》應該是得心應手。我确實常常在寫作的時候，被我筆下的人物命運和虛構的情節感動得熱淚盈眶。
大概寫到将近20萬字時，被上司知道了。一天晚上，一位上司同志派人請我到他的房間裡談話，雖然是上司和被上司關系，但也是老朋友。他問我是不是正在寫一部長篇小說，題目叫作《白楊樹》。我當然很高興地告訴他說，我是在寫，而且已經寫了十幾萬字。我将故事梗概和主題思想都告訴了他。我原以為他聽了會很高興，給我打氣，沒料到适得其反，他反對我繼續寫下去，語氣十分肯定。他的理由有兩條，大意是：
第一，你寫勞工，一直沒有寫黨的上司。我們目前強調寫黨的上司，你的長篇小說不寫黨的上司，這一點就不能通過。
第二，你的小說中雖然後面寫到了黨的上司，例如在日軍占領期間，勞工們開始同地下黨發生了聯系，在豫北解放時，在地下黨的上司下進行護廠鬥争。但是你不是地下黨員，沒有上司地下鬥争的經驗，如何能寫得好？
這兩條意見，我當然很不同意。我認為在1921年中國共産黨成立以後，并不是每個地方、每個工廠中都有共産黨存在。在勞工群衆存在的地方，就有勞工的日常生活，有不斷的自發鬥争。不應該認為不管在什麼條件下都存在共産黨的上司。至于我雖不是地下黨員，沒有上司地下鬥争的生活經驗，但這種鬥争并不神秘，而且在《白楊樹》中不需要寫得很多、很細，不存在我不能試一試的問題。
他堅持他的意見，我堅持我的意見，互不相讓，争吵起來。
假若我不是一個性格倔強的人，當時不必同上司同志頂牛，過幾天以後，嘻嘻哈哈地找一次上司，請他有閑工夫時看一看我的稿子，也許他開始時不願看，但很可能看了一部分稿子之後，會被我的藝術感動，不但不執意槍斃我的稿子，反而回心轉意，給我支援。我一生吃了性格倔強的大虧，至今已是暮年，秉性難移，悔亦無及！
這一次事件發生之後，我确實十分痛心和憤慨。我想不通，一怒之下，噙着眼淚将稿子撕毀，燒了。這是在暴怒之下，做出了一大錯事，永留後悔，假如我不要激怒，忍耐一時，保留了這半部稿子，等待條件許可，補寫完成，該有多好！
解放後，我幻想在文學創作上做出更高的成就，對祖國人民做出較高的貢獻，是以我堅決離開了教育戰線。回到河南後，有許多地方，包括名牌大學，邀請我前去教書，我都堅決拒絕了。離開大學以後，幾年中我在創作道路上一直是“水牛掉井裡，有力沒處使”。可能是由于我到中年時候已經讀書較多，對于應如何發展大陸的文學事業，有我自己的看法，不肯随流就落，是以我常常成為某些人批評、嘲笑和誣蔑的對象。有人在文章中公然點名指出我不求進步，“依然固步自封”。是以經過《白楊樹》的挫折之後，我常常感到在這樣的時代環境中，我在文學上的前途完了。我從青年時代起就是一個有很高追求，事業心非常強的人。快到30歲時，我經常想到中國和外國的許多古今人物，包括詩人、作家、學者，在20多歲時，就已經做出很好成績，不禁胸背冒汗，默默吟誦屈原的詩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白楊樹》被上司“槍斃”時，我已經45歲，對我的精神打擊之重可想而知。有許多天，我有時正在路上走着，或在夜間醒來，小聲地自言自語：“我完了！我完了！完了！”有時我的妻子詫異地問道：“你說的什麼？”我隻好凄苦地一笑，拿别的話掩飾過去。
如今黨中央給全國作家以創作自由，不允許負文藝上司責任的同志們對創作橫加幹涉。這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劃時代的變化，影響最深遠的變革，大大地解放了作家們的“生産力”。我想，我離開大學教書工作重新從事創作的1951年，剛剛41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假若當時我能夠自由地進行創作，我後半生能夠為祖國做出的貢獻決不僅僅是一部《李自成》。
“置之死地而後生”的關鍵時刻
作為一個文學創作人員，根據我在解放後幾年中的痛苦經驗和耳聞目睹的文藝上司問題上許多不合理現象，從1956年起，到1957年上半年，我連着發表了幾篇文章，如《打破清規戒律》、《創作問題雜談》、《打開窗戶說亮話》等。我的批評意見在幾年前發表的回憶錄《創作追求五十年》中重新發表，并沒有錯，我在本文中不詳談了。1957年下半年，我受到大會小會的多次批鬥，被劃為“極右派”，受到“監督勞動”處分。
在接受大小會批鬥期間，我還以為所謂“反右派鬥争”也是一次“整風運動”，運動過去以後，一切工作繼續進行。不料這要戴一頂“右派帽子”，要影響到子女家屬，要被劃入階級敵人一邊。（當時說是“外部問題作内部處理”，實際是将所謂“地、富、反、壞、右”都作為階級敵人。）後來公開宣布，右派分子不能寫文章，不能出書；給你們一碗飯吃，留着你們作“反面教員”；将你們作為毒草鏟除，使毒草化為肥料，壯大香花。不要說你們有學問、有本領，打倒你們以後地球照樣自轉，太陽照樣從東邊出來。把你們打倒之後，革命統一戰線不是縮小了，而是大大地擴大了……這些話都是在會上公開宣布的，看來我這一輩子别妄想再搞創作了。
當時既沒有民主，也沒有法制，故所謂“大批判”，實際是單方面的批判；所謂“上綱”和“揭發”，實際往往是任意歪曲事實，惡意攻擊，進行栽贓，毀壞名譽，對于社會知名人士，在地方以及全國報紙上點名批判和報道，并不考慮文明社會應該有賠償名譽的法律問題。例如當時在我故鄉的《河南日報》上，關于我受批判的報道中，竟然說我是“國民黨的文化特務”。用毫不實事求是的态度在報刊上點名批判，名之曰“對‘右派分子’批倒批臭”。另外一種最冷酷無情的對待辦法叫作“孤立”。這個詞兒是個他動詞，意思是指将他孤立起來。是以某人一旦被劃為“右派”，朋友和同志們就不能随便同他談話，見面時不打招呼。據說，受到這種極其冷酷的待遇，責任不在别人，而在“右派”自己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罪惡言行，自絕于社會主義大家庭。
由于《李自成》的開始創作與“反右派鬥争”有密切關系，我不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就不會有《李自成》。是以我把當時的真實情況向年輕的讀者們做如上簡略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