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劳动阵线-纳粹国家整合工人阶级的最有效的工具

本文内容来自于网络，若与实际情况不相符或存在侵权行为，请联系删除。本文仅在今日头条首发，请勿搬运。

1933年4月1日的早上，德国各地的冲锋队岗哨贴着标语，呼吁民众抵制犹太商店，于商店门前威胁护士、商家和律师。这一举动在柏林尤为突出，让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回忆至今。当时，柏林的东部城区的犹太商店门可罗雀，橱窗上挂满刻薄下流的话语，多数店主隐匿不见。而4月7日针对公务员法的报道却众说纷纭。英国大使朗博尔德认为抵制活动不普遍，但一些国内的声音则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当时很多记载显示，少数有勇气的人故意在这一天去犹太商店购物，寻找犹太医生看病，或者咨询法律事务。但绝大多数人都循规蹈矩，遵从政府的规定，不去购物，站在一旁观望。对于大多数德国犹太人来说，政府全国范围内的反犹太行动如同天降霹雳，让他们措手不及。维克多·克伦佩雷尔，德累斯顿的罗马语族语言文学家，与其他认为自己是德国人的犹太人一样，以为自己生活在文明社会，毫不知情即将面临野蛮状态的威胁。抵制运动也让不支持政府的一部分人感到羞愧和震惊。哈利·凯斯勒伯爵当时住在巴黎，他已经下决心不再回德国，4月1日他发表评论：“德国国内令人厌恶的抵制犹太人活动，这种犯罪式的疯狂行为，令德国14年来获得的信任和声誉丧失殆尽。”虽然4月4日没有再次发起抵制活动，但是其后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内，地方上一再发生，冲锋队和党组织，暗中唆使的针对犹太商店的行动。此外希特勒政府又无声无息地，采取了一个排斥德国社会中的犹太人的措施：4月7日政府颁布了《重建公职人员制度法》，依据这个法律，不仅政治上不可靠的公务员可以被开除，而且“非雅利安血统”的公务员也可被勒令辞职。曾经在前线作战，或者父亲或儿子在前线牺牲的犹太公务员，可以得到豁免，暂时留在工作岗位上。这一豁免规定源自兴登堡的提议：“如果他们曾经为德国战斗和流血过，他们也应该获得在祖国的原有岗位上继续工作的待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兴登堡对歧视性的措施表示不满。当瑞典红十字会主席卡尔亲王在4月底表示对德国犹太人问题的关切时，德国总统说他拒绝任何外来的干涉，他认为“国民革命”已经“和平有序”地完成了，他还进一步指出，“过去正是犹太人和犹太马克思主义，非常不公正地对待目前大获成功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兴登堡对前犹太前线士兵的宽待，并非由于他反对希特勒政府的反犹政策，而是发自于老派忠君爱国者对战友的感情。希特勒对兴登堡来信的回复则耐人寻味。一方面他为自己的政策辩护，他指出“政府必须阻止某些职位被犹太人过度侵占”，“犹太人始终是无法被德意志民族同化的异族人”。另一方面他又热情洋溢地赞美总统，“他用宽宏大量的人道主义态度”，维护前犹太士兵们，他向兴登堡保证，“尽可能地满足这种高尚的情感”。接下去的一句话集中表现了希特勒的伪装才能：“我理解您内在的动机，其实我自己被迫做出这一决定时也深受折磨，从人情上说我根本不想这么做。”此时希特勒还不能激怒兴登堡，因此他扮演了一个最能打动兴登堡的角色：一个礼貌谦逊、乐于受教的政治家，他无私地履行沉重的责任、无奈地严厉打击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只是为了德意志民族的福祉，而非出于个人目的。德国工会联合会（ADGB）4月7日的公务员法标志着历史上的一个深刻转折。因为政府首次违背了犹太人具有平等地位的法律原则。从此之后，1871年实现的德国犹太人解放，开始了逐步后退的进程。4月份还颁布了其他歧视性法规，如律师执业法和针对德国大学和中小学学生过多的法律。只有少数德国犹太人此时已看清，国家所选择的、基于希特勒疯狂的意识形态的道路，最终将导向彻底“清除”德国犹太人的目标。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格奥尔格·索尔姆森（Georg Solmssen）属于少数人之一。“我担心”，他在4月9日致董事会主席的信中写道，“事情才刚刚开始，它将有针对性地，有条不紊地从经济上和道义上，彻底消灭德国犹太人，而且是完全无差别的消灭。”假如说1933年春，德国体制内还存在能制止，或者至少能阻抗国社党进军的社会力量的话，那么——人们认为——它只能是自由工会组成的德国工会联合会（ADGB）。但事实上还没等ADGB发起值得一提的反抗，5月初它已被击溃了——史无前例的过程，它标志着德国工会运动史的最低点。夺权后最初的两个月，希特勒对该拿工会怎么办还犹豫不定。由于ADGB拥有近四百万成员并具有发动反抗的巨大潜力，出于对它的敬畏希特勒最初采取了观望态度。但是工会领导人在被动和迎合之间，摇摆不定的态度令人感到惊讶，很快让希特勒确信，他们不会发起任何抵抗。从2月底开始，德国工会联合会一方面疏远了，几十年来有密切合作关系的社会民主党，另一方面向国社党靠拢。3月21日，ADGB主席提奥多尔·莱帕特直接和希特勒本人取得联系，并要求双方进行一次会谈。他在语气谄媚的信中（“致以最高的敬意和最恭顺的问候”），附上了ADGB全国执委会，有关工会未来角色定位的原则声明，其中包括值得注意的让步：“不管在何种形式的政府之下，工会必须完成其社会职责。”4月9日，ADGB全国执委会正式向政府提出，将工会组织“并入新政府的职能范围”，并要求政府派驻“国家专员”。这一要求——如同提奥多尔·莱帕特3月21日的信一样——没有得到总理的任何答复。国社党领导层对工会领导人的巴结迎合，采取了典型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工会办事处成为冲锋队暴力袭击的目标，很多地区的工会干部遭到逮捕和刑讯。莱帕特徒劳地向兴登堡提出请求，他以“宪法规定的人民权利的保护者和担保人”的身份，“请求中止让国内多个城市工人的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的权利暧昧状态。”这完全是孤立无援的抗议，因为工会领导人所援引的宪法基本权利早就被希特勒及其保守派同盟者取消了，而且还经过了兴登堡的首肯。另一方面，希特勒政府更加卖力地让工人与其组织分离，争取他们对“民族崛起”事业的支持。3月24日戈培尔在内阁中提出，将工人运动战斗的传统节日5月1日宣布为“全国劳动节”，其醉翁之意在于不久前举行的波茨坦大会。要想使之成为一个，象征着普鲁士和国家社会主义相结合的纪念日，首先要把即将到来的5月1日确定为一个工人阶级的节日。德国劳动阵线意识形态的洗脑和恐怖主义的一体化，属于同一概念的不同方面。4月初，国社党全国组织部长——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领导下的，“保护德国劳工行动委员会”，受命制订一个解散工会的计划。4月17日，希特勒从上萨尔茨贝格，发出了同意行动计划的信号。戈培尔再次成为决策的主角。5月1日将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他写道，“5月2日我们将占领工会办事处，‘一体化’。人们将会吵闹几天，然后他们将归顺我们。”3月21日，莱伊向党区主席戈培尔秘密汇报：“1933年5月2日，星期二，上午十点开始对自由工会的一体化行动。”在行动过程中“应当让工人和职员们感觉到，这次行动并非针对他们，而是针对一个老朽的、不再符合德意志民族利益的制度”。ADGB主席依旧沉浸在最终能与政府妥协的幻梦中。3月中旬，他表示欢迎将5月1日宣布为节日的决定，并且接受这个节日被赋予的新含义：“德国的工人应当在5月1日有阶级立场地参加游行，他们应当成为德意志民族共同体中的正式一员。”于是1933年5月1日，德国工会成员和国社党员，并肩走在卐字旗下的游行队伍里。游行主会场设立在前皇家阅兵广场滕珀尔霍夫费尔德。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由戈培尔负责，继波茨坦大会之后，这是他在宣传方面的第二个成功之作。聚光灯照亮了广场上旗帜的海洋，一百万人分成十二个游行方队走过广场中央巨大的主席台。希特勒在对全国广播的演讲中，再次提到了社会主义五月传统的象征意义，他把它融入了“民族共同体”的思想，从而剥离了其本来含义。他向“脑力和体力劳动者”——暗示阶级平等的说法——发出含有恭维意味的呼吁，言辞中巧妙地透露出阶级和解的含义，再加上组织群众活动本身，某些原本心存疑虑的工人也不由得产生了好感。“人们完全陶醉在热情中”，戈培尔也被他本人导演的大戏陶醉了，连弗兰索瓦·庞塞特这样严厉的观察家，也无法摆脱群众激情的诱惑力。在他看来，希特勒“有时嘶哑，有时又尖锐而狂热”的声音在“舞台布景”、光影效果、旗帜、制服以及扣人心弦的音乐旋律烘托下更增添了魅力。法国大使认为，他感觉到了“和解和团结的气息”。但是一天之后，这一感觉被现实打破了。冲锋队占领了工会办事处，包括莱帕特在内的工会领导人被“保护性拘留”。“一切按部就班”，戈培尔高兴地写道。工会希望通过接近于自我放弃的政策迎合国社党，以保护自己的组织，但是他们的努力失败了。几日之后建立了以罗伯特·莱伊为领导人的德国劳动阵线——它是一个大型组织，由工人和职员（后来还有企业家）的一体化联合会组成，后来发展成为纳粹国家整合工人阶级的最有效的工具。从此不再有代表工人利益的独立组织。5月19日颁布的《劳动托管法》是国家强制性的管理规定，它取代了雇员和雇主的劳资协定自主权——魏玛福利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此被取消了。

以上内容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本文作者无意针对，影射任何现实国家，政体，组织，种族，个人。相关数据，理论考证于网络资料，以上内容并不代表本文作者赞同文章中的律法，规则，观点，行为以及对相关资料的真实性负责。本文作者就以上或相关所产生的任何问题任何概不负责,亦不承担任何直接与间接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