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勞動陣線-納粹國家整合勞工階級的最有效的工具

本文内容來自于網絡，若與實際情況不相符或存在侵權行為，請聯系删除。本文僅在今日頭條首發，請勿搬運。

1933年4月1日的早上，德國各地的沖鋒隊崗哨貼着智語，呼籲群眾抵制猶太商店，于商店門前威脅護士、商家和律師。這一舉動在柏林尤為突出，讓塞巴斯蒂安·哈夫納回憶至今。當時，柏林的東部城區的猶太商店門可羅雀，櫥窗上挂滿刻薄下流的話語，多數店主隐匿不見。而4月7日針對公務員法的報道卻衆說紛纭。英國大使朗博爾德認為抵制活動不普遍，但一些國内的聲音則表現出不同的态度。當時很多記載顯示，少數有勇氣的人故意在這一天去猶太商店購物，尋找猶太醫生看病，或者咨詢法律事務。但絕大多數人都循規蹈矩，遵從政府的規定，不去購物，站在一旁觀望。對于大多數德國猶太人來說，政府全國範圍内的反猶太行動如同天降霹靂，讓他們措手不及。維克多·克倫佩雷爾，德累斯頓的羅馬語族語言文學家，與其他認為自己是德國人的猶太人一樣，以為自己生活在文明社會，毫不知情即将面臨野蠻狀态的威脅。抵制運動也讓不支援政府的一部分人感到羞愧和震驚。哈利·凱斯勒伯爵當時住在巴黎，他已經下決心不再回德國，4月1日他發表評論：“德國國内令人厭惡的抵制猶太人活動，這種犯罪式的瘋狂行為，令德國14年來獲得的信任和聲譽喪失殆盡。”雖然4月4日沒有再次發起抵制活動，但是其後的幾個星期和幾個月内，地方上一再發生，沖鋒隊和黨組織，暗中唆使的針對猶太商店的行動。此外希特勒政府又無聲無息地，采取了一個排斥德國社會中的猶太人的措施：4月7日政府頒布了《重建公職人員制度法》，依據這個法律，不僅政治上不可靠的公務員可以被開除，而且“非雅利安血統”的公務員也可被勒令辭職。曾經在前線作戰，或者父親或兒子在前線犧牲的猶太公務員，可以得到豁免，暫時留在工作崗位上。這一豁免規定源自興登堡的提議：“如果他們曾經為德國戰鬥和流血過，他們也應該獲得在祖國的原有崗位上繼續工作的待遇。”但是這并不意味着興登堡對歧視性的措施表示不滿。當瑞典紅十字會主席卡爾親王在4月底表示對德國猶太人問題的關切時，德國總統說他拒絕任何外來的幹涉，他認為“國民革命”已經“和平有序”地完成了，他還進一步指出，“過去正是猶太人和猶太馬克思主義，非常不公正地對待目前大獲成功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興登堡對前猶太前線士兵的寬待，并非由于他反對希特勒政府的反猶政策，而是發自于老派忠君愛國者對戰友的感情。希特勒對興登堡來信的回複則耐人尋味。一方面他為自己的政策辯護，他指出“政府必須阻止某些職位被猶太人過度侵占”，“猶太人始終是無法被德意志民族同化的異族人”。另一方面他又熱情洋溢地贊美總統，“他用寬宏大量的人道主義态度”，維護前猶太士兵們，他向興登堡保證，“盡可能地滿足這種高尚的情感”。接下去的一句話集中表現了希特勒的僞裝才能：“我了解您内在的動機，其實我自己被迫做出這一決定時也深受折磨，從人情上說我根本不想這麼做。”此時希特勒還不能激怒興登堡，是以他扮演了一個最能打動興登堡的角色：一個禮貌謙遜、樂于受教的政治家，他無私地履行沉重的責任、無奈地嚴厲打擊猶太人和馬克思主義，隻是為了德意志民族的福祉，而非出于個人目的。德國工會聯合會（ADGB）4月7日的公務員法标志着曆史上的一個深刻轉折。因為政府首次違背了猶太人具有平等地位的法律原則。從此之後，1871年實作的德國猶太人解放，開始了逐漸後退的程序。4月份還頒布了其他歧視性法規，如律師執業法和針對德國大學和中國小學生過多的法律。隻有少數德國猶太人此時已看清，國家所選擇的、基于希特勒瘋狂的意識形态的道路，最終将導向徹底“清除”德國猶太人的目标。德意志銀行首席執行官——格奧爾格·索爾姆森（Georg Solmssen）屬于少數人之一。“我擔心”，他在4月9日緻董事會主席的信中寫道，“事情才剛剛開始，它将有針對性地，有條不紊地從經濟上和道義上，徹底消滅德國猶太人，而且是完全無差别的消滅。”假如說1933年春，德國體制内還存在能制止，或者至少能阻抗國社黨進軍的社會力量的話，那麼——人們認為——它隻能是自由工會組成的德國工會聯合會（ADGB）。但事實上還沒等ADGB發起值得一提的反抗，5月初它已被擊潰了——史無前例的過程，它标志着德國工會運動史的最低點。奪權後最初的兩個月，希特勒對該拿工會怎麼辦還猶豫不定。由于ADGB擁有近四百萬成員并具有發動反抗的巨大潛力，出于對它的敬畏希特勒最初采取了觀望态度。但是工會上司人在被動和迎合之間，搖擺不定的态度令人感到驚訝，很快讓希特勒确信，他們不會發起任何抵抗。從2月底開始，德國工會聯合會一方面疏遠了，幾十年來有密切合作關系的社會民主黨，另一方面向國社黨靠攏。3月21日，ADGB主席提奧多爾·萊帕特直接和希特勒本人取得聯系，并要求雙方進行一次會談。他在語氣谄媚的信中（“緻以最高的敬意和最恭順的問候”），附上了ADGB全國執委會，有關工會未來角色定位的原則聲明，其中包括值得注意的讓步：“不管在何種形式的政府之下，工會必須完成其社會職責。”4月9日，ADGB全國執委會正式向政府提出，将工會組織“并入新政府的職能範圍”，并要求政府派駐“國家專員”。這一要求——如同提奧多爾·萊帕特3月21日的信一樣——沒有得到總理的任何答複。國社黨上司層對工會上司人的巴結迎合，采取了典型的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工會辦事處成為沖鋒隊暴力襲擊的目标，很多地區的工會幹部遭到逮捕和刑訊。萊帕特徒勞地向興登堡提出請求，他以“憲法規定的人民權利的保護者和擔保人”的身份，“請求中止讓國内多個城市勞工的生命和财産受到威脅的權利暧昧狀态。”這完全是孤立無援的抗議，因為工會上司人所援引的憲法基本權利早就被希特勒及其保守派同盟者取消了，而且還經過了興登堡的首肯。另一方面，希特勒政府更加賣力地讓勞工與其組織分離，争取他們對“民族崛起”事業的支援。3月24日戈培爾在内閣中提出，将勞工運動戰鬥的傳統節日5月1日宣布為“全國勞動節”，其醉翁之意在于不久前舉行的波茨坦大會。要想使之成為一個，象征着普魯士和國家社會主義相結合的紀念日，首先要把即将到來的5月1日确定為一個勞工階級的節日。德國勞動陣線意識形态的洗腦和恐怖主義的一體化，屬于同一概念的不同方面。4月初，國社黨全國組織部長——羅伯特·萊伊（Robert Ley）上司下的，“保護德國勞工行動委員會”，受命制訂一個解散工會的計劃。4月17日，希特勒從上薩爾茨貝格，發出了同意行動計劃的信号。戈培爾再次成為決策的主角。5月1日将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他寫道，“5月2日我們将占領工會辦事處，‘一體化’。人們将會吵鬧幾天，然後他們将歸順我們。”3月21日，萊伊向黨區主席戈培爾秘密彙報：“1933年5月2日，星期二，上午十點開始對自由工會的一體化行動。”在行動過程中“應當讓勞工和職員們感覺到，這次行動并非針對他們，而是針對一個老朽的、不再符合德意志民族利益的制度”。ADGB主席依舊沉浸在最終能與政府妥協的幻夢中。3月中旬，他表示歡迎将5月1日宣布為節日的決定，并且接受這個節日被賦予的新含義：“德國的勞工應當在5月1日有階級立場地參加遊行，他們應當成為德意志民族共同體中的正式一員。”于是1933年5月1日，德國工會成員和國社黨員，并肩走在卐字旗下的遊行隊伍裡。遊行主會場設立在前皇家閱兵廣場滕珀爾霍夫費爾德。大會的籌備工作主要由戈培爾負責，繼波茨坦大會之後，這是他在宣傳方面的第二個成功之作。聚光燈照亮了廣場上旗幟的海洋，一百萬人分成十二個遊行方隊走過廣場中央巨大的主席台。希特勒在對全國廣播的演講中，再次提到了社會主義五月傳統的象征意義，他把它融入了“民族共同體”的思想，進而剝離了其本來含義。他向“腦力和體力勞動者”——暗示階級平等的說法——發出含有恭維意味的呼籲，言辭中巧妙地透露出階級和解的含義，再加上組織群衆活動本身，某些原本心存疑慮的勞工也不由得産生了好感。“人們完全陶醉在熱情中”，戈培爾也被他本人導演的大戲陶醉了，連弗蘭索瓦·龐塞特這樣嚴厲的觀察家，也無法擺脫群衆激情的誘惑力。在他看來，希特勒“有時嘶啞，有時又尖銳而狂熱”的聲音在“舞台布景”、光影效果、旗幟、制服以及扣人心弦的音樂旋律烘托下更增添了魅力。法國大使認為，他感覺到了“和解和團結的氣息”。但是一天之後，這一感覺被現實打破了。沖鋒隊占領了工會辦事處，包括萊帕特在内的工會上司人被“保護性拘留”。“一切按部就班”，戈培爾高興地寫道。工會希望通過接近于自我放棄的政策迎合國社黨，以保護自己的組織，但是他們的努力失敗了。幾日之後建立了以羅伯特·萊伊為上司人的德國勞動陣線——它是一個大型組織，由勞工和職員（後來還有企業家）的一體化聯合會組成，後來發展成為納粹國家整合勞工階級的最有效的工具。從此不再有代表勞工利益的獨立組織。5月19日頒布的《勞動托管法》是國家強制性的管理規定，它取代了雇員和雇主的勞資協定自主權——魏瑪福利國家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此被取消了。

以上内容資料均來源于網絡，本文作者無意針對，影射任何現實國家，政體，組織，種族，個人。相關資料，理論考證于網絡資料，以上内容并不代表本文作者贊同文章中的律法，規則，觀點，行為以及對相關資料的真實性負責。本文作者就以上或相關所産生的任何問題任何概不負責,亦不承擔任何直接與間接的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