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世俗国王颁布法令设立StudiumGenerale
13世纪上半叶，许多学校便以大学（StudiumGenerale）自居，致使大学（StudiumGenerale）泛化，不过这种肆意繁衍的情况在13世纪后半叶得到了控制。
此外，1233年图卢兹大学特许状、1243年萨拉曼卡大学特许状、1245年罗马大学特许状、1289年蒙彼利埃大学特许状、1290年博洛尼亚大学特许状和1292年巴黎大学特许状均使用了“StudiumGenerale”一词，并且无一例外地声明特许权适用于所有院系（inQuavislicetFacultate）。
有鉴于此，学者认为有必要更加严格地界定或限定学术环境的特许权。
德尼弗尔对不同时代的“StudiumGenerale”加以具体考察，更倾向于认为大学（StudiumGenerale）由教皇设立，即由教皇颁布特许状方能成立大学（StudiumGenerale），所以大学得以成立的法律依据是有教皇授予的特许权。
而教皇赋予的各种特许权以及不受限制的接收学生正是区分开大学（StudiumGenerale）与特定讲习所（StudiumParticulare）最重要的法律依据。
正如埃尓米尼所指出的，不是各种特许权孕育了大学（StudiumGenerale）的普遍性，而是普遍权威被承认才产生了各种特许权。
而普遍权威被承认的直接证明，自然就是教皇的特许状。
1224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PhilipIIofSpain，1527-1598）自行建立“StudiumGenerale”。
只是由国王所承认设立的“StudiumGenerale”，“StudiumGenerale”的普遍性范围理所当然仅限定在王国境内，故而王国型“StudiumGenerale”与其他“StudiumGenerale”也理应明确区分。
因此，一般来说，研究者对“StudiumGenerale”的概念所属也不尽相同。
但是德尼弗尔不承认由国王设立的“StudiumGenerale”与由教皇设立的“StudiumGenerale”有明确区别，考夫曼则特别重视这种区分。
考夫曼指出，在意大利设立的“StudiumGenerale”属于城镇学校，那不勒斯学校是国家教育机关（Staatsanstalt），而西班牙是王国学校（Landesschule）。
埃尓米尼倾向于把“StudiumGenerale”视为民族国家发展的产物。
自13世纪50年代起，“StudiumGenerale”被表述为大学，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受到广泛认可。
大学自身、大学所在城镇、皇权或王权以及教廷都使用它来指称中世纪大学，特别是13世纪后半叶至15世纪末，皇权、王权、各地诸侯、城市或地方教会组建新的大学时，在特许状上无一例外地使用“StudiumGenerale”一词来指称所要组建的大学。
由于各方的相互借鉴和对“StudiumGenerale”约定俗成的使用，“StudiumGenerale”这个拉丁语新词获得了当时社会的普遍认可。
这时，“StudiumGenerale”的性质开始发生改变，不再是自发创办的，而是成为教权、皇权和王权的特许权，若是学校没有获取教皇颁布的特许状，则不能称为“StudiumGenerale”，牛津大学和帕多瓦大学除外。
14世纪的法学家根据中世纪人对大学理念的理解惯例，宣称牛津大学和帕多瓦大学属于自治型的“StudiumGenerale”。
但这只是特例，“StudiumGenerale”的本质特征仍在于，它是由教皇或皇帝所颁布特许状而创建，大学从而有权力授予学者通行执教资格。
德尼勒夫也指出，“StudiumGenerale”的毕业生享有执教的权利。
在法律上，中世纪大学必须有教皇的诏令才算合法，但德国史学家考曼夫不认同该观点，他讲述了一个案例：教皇格里高利九世授予图卢兹大学特许状，图卢兹大学的毕业生享有通行执教资格，而这一特许权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巴黎大学的利益，巴黎大学进行了强烈抵抗。
因为这一特许权，影响了由习惯法成立的“StudiumGenerale”的地位，最终迫使教皇承认了由习惯法成立的“StudiumGenerale”，赋予了大学合法地位。
这个概括也比较符合当时的事实情况，14世纪之后，尚未接受教皇授予特许权的大学便会遭受质疑。
大学（StudiumGenerale）教师拥有在任何地方执教的资格，从而使大学教师的自由流动成为可能，也使得欧洲范围内的学术界能够超越种族和地区，去追求与传播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