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电影成为了人们见证真实灾难、认识现实灾难的一大重要窗口。鉴于此，本文基于电影文本探索基于真实事件创作的灾难电影中的创伤叙事策略。最终，研究发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生命创伤叙事部分，本文探究了何为赤裸生命和免疫共同体，指出在基于真实事件创作的灾难电影中的受难者并非都沦为了赤裸生命，而受到极端环境、底层群体、外来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作为赤裸生命的受难者既无法律的束缚，也失去了文明的庇佑，以赤裸的肉身状态困于荒无人烟的雪川、海洋之间，只能依靠着食人肉、倚残木等动物性行为来延续纯粹的肉体生存。
与之相对的，那些所谓被豁免的免疫共同体则是凭借自身的阶层优势、家庭羁绊、知识能力等优势，达成了彼此间的求生共识。究其本质，无论是赤裸生命还是免疫共同体，群体的构型都不是随机的，甚至是通过剥削乃至牺牲赤裸生命为前提，隐秘地完成了延续免疫群体的目的。
但群体间分化的创伤过程在酒神精神的修辞赋魅中，潜藏于爱情纠葛以及亲情羁绊等矛盾之间，最终通过受难者生命的升华达成了和解，却也淡化了创伤。
在自然灾害的冲击下，基于真实事件创作的灾难电影中的受难者看似偶然的灾难经历，实则内涵着清晰的因果脉络。例如泰坦尼克号作为工业革命的代表性产物，被视作人类挑战自然的重要成果，却在首航过程中沉没于茫茫大海之下。当然，除了宏观历史进程外，生命创伤叙事中的受难者更为钱财、家人等原因，而不得不前往危险之地。
人们尝试建构轮船、房屋等“诺亚方舟”，以抵抗自然灾害的侵袭、挽救受难者的生命。然而，所谓坚固的诺亚方舟在巨大的灾难破坏力冲击下被顷刻间瓦解，甚至沦为了禁锢人类的次生灾难空间，成为埋葬受难者的坟墓。在生命创伤叙事下，宿命般的自然灾难本质上是对人类欲望的惩罚，不仅打破了人类对诺亚方舟的幻想，同时也警示着那些违反自然规律的越轨行为。
随后，受难者在经历了一系列窒息、食人等非人化的遭遇后，其内心遗留了不可见的“隐秘”创伤。观众在目睹了家人分离以及生命逝去等情节后，产生了有关于个体孤独、生存恐惧等创伤性反应。“它与安全受到威胁的创伤性经历这种状况有着内在的关联。有一种思辨的设想认为，一种天生的创伤使人具有一定潜力以保持持续焦虑姿态”，这构成了受难群体长期的创伤隐痛，乃至沉淀为隐秘的创伤基因被延续。
其次，英雄创伤叙事以抵抗者为承载群体而展开，由此形成了三类典型的英雄形象：一是成长型英雄；他们从日常生活进入到灾难情景，经历了普通人到抵抗者的身份转变，又临危受命迅速成长为了英雄。
二是悲剧型英雄；该类型的英雄一出场即兼具了牺牲精神、职业素养、高尚声誉，为更多他人的生命与利益而不顾自身安危，最终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升华。三是救赎型英雄；相较于上述两类英雄相对“完美”的形象，救赎型英雄的内心在一开始便是残缺的，这导致他们在面对灾难时总是逃避。
但从退缩到抵抗的反转过程，也为救赎型英雄增添了几分人性化魅力。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类抵抗者多以英雄形象示人，反而掩盖了其神话修辞之下的肉身存在，成为了隐秘的创伤承载群体。
不同于生命创伤叙事中宿命般的创伤缘由，英雄创伤叙事中有关公共卫生、事故灾难等多元事故类型，嵌入了人类信仰的图腾文化框架之中。自古以来，“图腾”广泛存在于各民族的神话故事之中，具象化为动物、植物、性别等多样形态。
其中，英雄创伤叙事中的灾难也以图腾隐喻的形式投射于银幕之上：其一是动物图腾；“猴子”作为人类的化身，其作为病毒载体的情节设置，暗喻了人类自食恶果的结局。同时，动物并不单指生物学领域的存在，还包含了现代技术的异型——飞机。作为现代的“鸟”，飞机承载了人类飞翔的梦想，却在失事后成为了掩埋尸体的“棺材”。其二是以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为原型的自然图腾；以油罐爆炸（火）、台风侵袭（风）等为代表的图腾灾难的发生，不仅对人们的生命安全构成了威胁，更侵袭了人类的文明成果。
其三是技术图腾；技术至上的价值观念在现代社会占据着主导位置，也是衡量国家实力的重要象征。但核电站爆炸、核辐射污染等后果，却构成了对人类的反噬。总之，英雄创伤叙事中的事故框架通过图腾隐喻的修饰，指向了对宗教、科学、政治的质疑乃至批判。
受此影响，图腾文化作用下的灾难后果投射为了宏观社会和微观身体上难以磨灭的伤疤：一方面，皮肤作为人类形象的外在表征，其颜色和形态的异变都反映出灾难的创伤后果；另一方面，以废墟形态出现的创伤空间构成了心理与物质两个层面的“孤岛”，不仅标明了社会秩序的破坏，也暗示了人类精神的衰败。
但在灾难之后，无论是英雄皮肤的愈合，还是空间废墟的重塑，都宣告了英雄战胜了灾难，向处于风险背景下的观众传递出了积极的信号，却也弱化了灾难给承载群体可能造成的创伤影响。
再次，在幽灵创伤叙事部分，作为未亡者的承载群体不仅是灾难中的受难者，更是幸存者。具体到未亡者形象来看，就多数男性未亡者而言，他们生命的延续并没有实现心灵和解，反而因战争冲击、家庭矛盾、初恋破碎等原因而陷入了难以逃离的幽灵阴影，甚至在长期的创伤折磨下丧失了继续生活的期待，沦为了行尸走肉。
与之相反，女性未亡者尽管受尽灾难的折磨，也缺乏英雄般的抵抗能力，但承担着延续生命的任务，由此构成了家庭内部的代际幽灵，构成了隐秘的创伤基因。与未亡者身份同时出现的还有离散且反复的循环灾难叙事，由此形成了自反灾难框架：一是“战争与海难”的交织；为了逃避战争，众多国民党未亡者乘着“太平轮”前往了他们所谓的“理想之地”——台湾，却被裹挟坠入了深海之下。
二是“战争与饥荒”的交织；在饥荒的灾难表征之下，国内外的争斗、科学与宗教的争夺、上层与下层的矛盾等，不断挤压着难民们的生存空隙。三是“地震与地震”的复沓；如果说上述多重灾难存在时空层面的交织，那么从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则强调了时间流逝下创伤沉积对个体成长以及家庭离散的影响。
未亡者隐秘的伤疤投射为了长期的创伤记忆与具象的创伤物件：一方面，创伤以倒叙、闪回等形式不断打乱线性叙事，将主角以及观众不断拉入创伤回忆之中；另一方面，无论是《太平轮(下)·彼岸》中的信件、《泰坦尼克号》里的项链，还是《唐山大地震》内的旧屋，物件都凝固了流失的时间，成为未亡者与过去和解的重要中介。
当下，多层次、多领域的灾难正突破时空界限，对人类的生活乃至生存构成威胁。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电影成为人们记录灾难，进而反思灾难的重要中介。观众在观看基于真实事件创作的灾难电影的过程中，也在体验灾难事件、回溯灾难历史，可能产生应激性反应、抑郁性症状，甚至沉淀为集体性的文化创伤记忆。
本文选择豆瓣网作为样本库，遴选出了22部豆瓣评分一分以上的基于真实事件创作的灾难电影。
在参考杰弗瑞·亚历山大（AlexonderJeffrey）的文化创伤理论和电影创伤叙事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梳理电影中的主要人物得到了受难者、抵抗者、未亡者三类形象，并依据此对真实事件创作的灾难电影进行归类，继而分别洞悉各类电影背后的创伤承载群体、创伤源建构、创伤表征呈现，最终总结出了生命创伤叙事、英雄创伤叙事以及幽灵创伤叙事。
研究发现，在基于真实事件创作的灾难电影的生命创伤叙事中，冰山撞击、空难事故等因自然因素所引发的灾难在顷刻之间瓦解了人类所建构的“诺亚方舟”，对受难者的生命构成了严重威胁。
在灾难中，受难者作为芸芸众生，却被隐秘地分化为了赤裸生命与免疫群体，遭遇了思想冲击、家庭破碎乃至生命逝去等不幸。在基于真实事件创作的灾难电影的英雄创伤叙事中，抵抗者加冕为了一系列成长型、悲剧型、救赎型的英雄，他们在面对动物图腾、自然图腾乃至技术图腾等灾难中，完成了他者拯救、自我升华等使命，弱化了自身的创伤遭遇，借此传递出人定胜天、事在人为的价值观念。
在基于真实事件创作的灾难电影的幽灵创伤叙事中，未亡人群体虽在灾难中存活，但出于对亲友的思念、对过去的悔恨等原因，导致他们拖着行尸走肉般的身体、伤痕累累的内心和注定残缺的家庭苟活，沦为了幽灵般的存在。随之而来的复调灾难既引发了未亡者的耻感回溯，又以死亡或新生的方式，延续着隐秘的代际创伤。
从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俄乌战争的爆发到3·21东航客机的坠毁，当下多层次、多领域的灾难正威胁着人类的生活乃至生存。
在灾难笼罩的阴影下，媒介作为信息传递与沟通的重要载体，具有展示与建构灾难事件的双重功能，刺激着人们对灾难的认知与想象。基于真实事件创作的灾难电影作为重要的灾难媒介文本，其中仪式化的观影环境、视听性的媒介符码，既具有深厚的美学价值，又与现实灾难情景同频共振，为观众带来了身临其境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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