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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两位领导者，虽然时间在“班长”的职位上并不长，但他们的影响却异常深远。其中，李立三的影响尤为显著，尽管他仅实际掌握了三个月的权力。这两位领导者的崭露头角与中国共产党六大会址密切相关，这个关键时刻塑造了他们的非凡经历。
六大会址：
六大会址，1928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中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同时批评了党内的右倾和左倾倾向。会后，三位候补常委被派往莫斯科，参加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另外三人回国，其中包括向忠发、蔡和森以及候补的李立三。他们被指定负责回国后的党务工作。
这三位中，向忠发并非出身于领导干部家庭，他没有太多的文化背景，直到1925年才加入党组织。他之所以被选为"班子"成员，主要是因为当时党强调要加强工人阶级在党内的地位。然而，尽管他身居"班长"位置，他的实际领导能力相对较弱，很难胜任重任。李立三则是长期从事工运活动的经验丰富者，但在当时并不是常务领导。因此，实际的领导工作落在了蔡和森肩上，因为他既是常务领导，还兼任中宣部长。向忠发也很乐意将工作推给蔡和森，自己只愿意担任挂名的"班长"。
然而，蔡和森在上海工作仅仅十几天，就因顺直省委的问题而被指控为"右倾"，国际组织迅速罢免了他的职务并将他调往莫斯科。蔡和森的职务被完全由李立三接管。然而，此时周公已经回国，他具有强大的威信和领导能力，因此李立三虽然升任"班长"，却没有实际权力，而向忠发仍然处于边缘位置。
这种局面持续了一年多，周公的坚强领导下，瞿秋白的盲动被遏制，尽管李立三提出了一些激进的建议，但都被周公压制。1929年整体形势看似非常有利：朱毛红军在农村扩张，其他地方也建立了武装力量和红色根据地。到了1930年初，已经建立了15个红色根据地，拥有13个正规红军，总兵力超过6万人。白区的地下组织也在快速恢复和发展，组织成员达4万多人，另有2万多名赤色工会会员。这些成就既是正确路线、辛勤工作和英勇战斗的结果，也是新旧军阀混战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李立三对这些客观因素理解不足，他坚信这是革命即将到来的迹象。因此，他一直向组织提出激进的建议，但大多数都没有被采纳。
然而，不久后机会降临。1930年3月，周公被"国际"召唤前往苏联汇报，预计将离开两个月。当时，"国际"强调右倾是主要危险，要求加紧反右，这一指导思想助长了李立三"左倾"思想的发展。因此，各地开始动员，上海的"红五月"在李立三的直接领导下展开。然而，理想的愿望无法改变严酷的现实。
江苏在上海召开第一次"总示威筹备会"时，百余人被捕。上海各区工人纠察队近400人公开检阅，遭受了重大损失。江苏在第二次"总示威筹备会"时，又有200多人被捕。这些失败并非偶然，根本原因很简单，组织者只是遵循了李立三的判断，他认为革命前夜已经到来，革命力量不再需要隐藏，可以公开行动，因此会议和检阅都是公开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当时的白色恐怖蔓延的条件下，上海组织了红军招考救护队宣传员和红军军医的工作。这本应是高度机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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