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吹“篪”？电影《封神》宣发下的粉丝控评和历史真相……
本文作者: 春梅狐狸
已出版《图解中国传统服饰》
这篇讲的是我越来越不喜欢电影《封神》的原因，主要是不喜欢电影的粉丝和电影的导演。事情起因是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人疑惑为啥同一部电影里出现了两种吹奏“篪”的姿势，是不是个BUG？
本来一件在学界并无定论的事情，电影拍摄时愿意去做一些考证工作，并尽量按照现有的学界共识进行模仿拍摄（这个不能叫“还原”），是一件很好的事。尽管，我觉得这是影视面对特定题材时应该做的事儿，就好比拍战争片要去请军事顾问一样，拍历史题材去请教相关的人怎么反而成了闪光点了呢？但鉴于目前影视以及影视粉丝双方的要求都很低，有少数人去做了，就姑且夸一下。
然而，因为导演的飘飘然和粉丝的自我pua，电影里的呈现方式竟然就开始成为某种历史定理，即便影片内就出现了不可自洽的bug，粉丝依然可以将这件事以自我脑补的方式给找补回来，并借以“教训”质疑的人。
——这不仅仅是电影《封神》的问题，而是目前大多数进行自我包装的影视的通病。
“篪”也是一笔糊涂账
电影一开始就营销了不少自己借鉴了多少文物的点。乐器方面，主打的就是“篪”。可能是“篪”的出现画面比较多（相比其他乐器），加上与伯邑考这个人气角色“捆绑”，作为“文物彩蛋”进行营销的价值加成更大一些。
（图/抖音@抖音封神第一部）
（图/豆瓣电影）
然而，那些文章没说的是，电影《封神》里伯邑考角色里的乐器叫做“篪”的前提是，他们参考的文物曾侯乙墓出土横吹单管乐器可以被定为“篪”。目前学界的共识就是，那两件横吹单管乐器是“篪”。
（曾侯乙墓出土的两支“篪”，图/中国考古文物之美）
（图/豆瓣电影）
还记得「学术」越来越难以走向「科普」？从许宏新书的胎死腹中聊起……里提到过许宏为什么不愿意为“夏”下定论的原因吗？是因为文物大多数是自己不会告诉你它是啥的，曾侯乙墓出土的横吹单管乐器是通过它的外貌特征、所处的时代等从文献里翻出较为匹配的乐名称来推定的它是“篪”。
（1979年，黄翔鹏发表《先秦音乐文化的光辉创造——曾侯乙墓的古乐器》首次对该乐器进行了考释，并得到学界广泛认同。）
然而，对文献解读不同，也会从文献中总结出不同的特征，又或者对文物的分析不同，从而影响对这些“哑巴文物”的命名。所以，持别的说法的学者也有，比如觉得“篪”应该是“簧管”乐器（比如巴乌），又或者觉得曾侯乙墓的这件是“篴”。
（其中一个推测认为“篪”近似如今的“巴乌”。巴乌流行于云南省哈尼族、彝族地区，是一种横吹的单簧发音乐器，形制类似竹笛，以簧片震动发音。图/中国民族乐器数字博物馆）
（巴乌的吹奏方式，图/民族乐器网）
然而，人们对于“篪”不算完全没有认知，因为早在曾侯乙墓发掘之前就有不少人试图制作过一些古乐器，比如我们之前《「箜篌」的民国往事：湮灭在战火中的仿古和创新……》提到过的郑觐文。
但在他之前，清道光年间浏阳孔庙首席教习邱之稑就研制出一套仿古乐器（而后“时损时补”），被称作“浏阳古乐”。这其中保存至今的有6件“篪”，均为光绪年间制造。这6支篪不管是否符合古意，至少是可以拿出来吹奏的。
（1937年，《中华月报》上的浏阳古乐照片，最下方的就是“篪”）
（浏阳古乐中的6支篪，图/《中国音乐文物大系》）
（浏阳文庙“八佾乐生” ）
郑觐文当然也做过“篪”，并且做了两种形制，一种是吹孔在一端的（这类形制也被称作“楚篪”），另一种是吹孔在中间、两侧各三孔、符合朱载堉《乐律全书》的七孔篪（这类形制也被称作“周篪”）。
（郑觐文所制的两种形制“篪”，图/陈正生《谈谈大同乐会的“篪”》）
（李家安制作的“楚篪”，图/广陵散社区）
（李家安制作的“周篪”，图/广陵散社区）
会探案的人这会儿已经发现了，文献里对于“篪”的记载一定是有点模糊或混乱的，否则不至于郑觐文做了两种视觉上演奏方式完全不同的篪。目前呢，“楚篪”的相似款已经有了出土，有也只有曾侯乙墓里的，“周篪”没有出土实物，但它有相似的图像，而“楚篪”没有图像（这哥俩真是绝了）。
然而，这俩甚至不是“篪”的唯二选择，毕竟不少学者有其他主张。而且提到“篪”的文献出现得很早，但记述“篪”形制的文献却比较晚且混乱，“均出于汉魏之后”，连孔数都有6、7、8、10等数。更颠覆的是，毛贞磊在《篪之疑说》里提到，“篪”必须是有底的这个显著特征最早只能追溯到刘宋时期。如果连这条都推翻了，那真的几乎就难以寻迹了。
怎么吹“篪”其实没有记载！
促使我写这篇的原因是我看到了一篇小红书，po主截图表示，同样是“篪”为什么同一部电影里伯邑考和殷寿两个角色的姿势是不一样的？
（图/小红书）
（图/小红书）
伯邑考角色是双手的手心都朝向自己，这个方式与现在的笛子有明显差别，而殷寿角色则是一手朝外一手朝内，与现代的笛子相似。
来了，具有粉丝鲜明特征的“信息差”解释来了！这题又叫《乌尔善到底有没有解释过这个BUG？》
（图/小红书）
（图/小红书）
（图/小红书）
（图/小红书）
尤其是下面这个评论，太典了，不由让我想起之前《电影《封神》的服饰美学：一部失败的“创世”之作》评论区也有粉丝骂我“文章里提到的团队的研究比之还要深入，团队只是选择了这种呈现方式”，只能说，祝大家脑补愉快！
（图/小红书）
虽然粉丝们给的解释看起来很重复又很混乱，但可以归纳为两种（不少粉丝表达的时候将这两种混杂了）：
第一种，伯邑考正确，而殷寿错误。导致殷寿错误的原因是，他是王，可以所心所欲。（这种解释指向“篪”的演奏方式是有定式的，电影安排殷寿故意破坏这种定式以完成某种表达）
第二种，手心朝内表示尊重，伯邑考需要表示尊重殷寿，殷寿需要表达不屑。（这种解释指向“篪”的演奏方式没有定式，演奏者需要根据自己与听者之间的身份和关系选择自己的演奏方式）
我没吹过“篪”，但五音不全的我小时候因为手指条件被抓去学过梆笛。乐器演奏的手法是根据乐器来的，不是按照什么尊卑礼法随随便便就能改的。而且学乐器要勤练，要形成肌肉记忆，不是我今天内心想表达个什么或放飞个什么就能说改就改的。难道称王了还得从头学乐器，这王当得也太遭罪了吧！按照习惯，难道不是应该连夜改礼法，让天下人为我改指法吗？还是说，所有人学“篪”都得先学两种，然后跟领导上台排位次一样，看看周围人的位阶和彼此最近的交往关系来选一种进行表演？
有意思的是，尽管粉丝常常以自己看过更多营销内容的信息差教训普通观众“不懂”，但很明显从这个很小的点就可以看出，他们其实靠的也只是互相瞎传话的。因为我去看了他们提到的这段乌尔善拉片，只提到了这个演奏方式与笛子不同，是值得留意的细节。
（网络视频截图）
（网络视频截图）
（网络视频截图）
至于“篪”到底怎么吹奏，从前面关于“篪”应该是啥样的争论里也可以看出，其实根本没怎么记载过。
前面提到“楚篪”有物，“周篪”有图，因为篪的演奏方式是从疑似“周篪”的图像来推测的，从图片看所谓手心朝向自己的演奏方式可能只是两只手分别放在脑袋的两侧并且朝里。
（毛贞磊在《篪之疑说》里整理被用来考释篪演奏方式的图，我也的确找不出这些图线图以外更清晰的图像了）
可以看出图像里的乐器都比曾侯乙墓出土的“篪”要长，那个只有30厘米上下，比现在的笛子还要短很多。
关于篪的演奏方式图像资料里，最有力的是长沙杨家湾M006号墓中的乐俑，因为算是实物，但应该保存状态不好，除了当年的清理简报再也没看到更进一步的资料了。毛贞磊认为，这件木俑所用乐器虽然是实物，但仅仅只是竹管，没有刻画吹孔、按孔以及“篪”最明显的有“底”的特征，如何认定这就是在演奏“篪”？
毛贞磊举例了一件民族乐器“吐良”，吹孔在中间，没有按孔，演奏时也是双手分别那在两侧，视觉上也是与此相似。
（吐良，景颇族吹奏乐器。竹制,横吹。用一根竹管,打通竹节,中间偏左开一吹孔;或用两支竹管插接,在中间插口附近较粗的管上开一吹孔。无按音孔。全长约50厘米。吹奏时,左手握管的一端,用拇指开闭管口;右手用掌心开闭另一端管口,由吹气的缓急和左右手开闭的不同配合,吹出不同音高。用平吹和超吹的技巧,音域可达两个八度以上。图/中国民族乐器数字博物馆）
（景颇乐器传承人鲍勒况演示吐良吹奏法，图/瑞丽市融媒体中心）
赵松庭曾在90年代初根据典籍和图像创制过“雁飞篪”，长度和演奏方式都跟图像资料里比较相似。
（赵松庭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成功研制出雁飞篪，因开孔位于管腔的中间，两端闭管，独特的造形设计，造成了气流在管腔内的左右回旋，形成低音似埙、中音似箫，高音似笛的音色特点，图/《砥砺前行，不改初心——记董啸的箫笛制作及雁飞篪探索之路》）
（杜如松演奏雁飞篪）
并且，赵松庭将这类“吹孔在中部，把笛管一分为二，管中无阻隔，左右两侧笛管相互联系而又可以分别加以控制”的乐器取了一个学名，叫“同管双笛”（也就是“周篪”样式）。除了上面提到的“吐良”，类似乐器还有“拱辰管”“口笛”“叉手笛”等。
其中的“拱辰管”“叉手笛”见于文献，得名的原因是吹奏的时候“其执持之状如拱揖然”，可能是电影《封神》粉丝口中所谓符合礼数的说法来源。那也就难怪普通观众看不出电影里伯邑考的吹奏方式是如何表现礼数的，因为只有“周篪”双手向内才比较像行礼，“楚篪”双手全在同一侧是看不出来的。（不过我懒得去找是谁把这个话传到粉丝群体中去了，以及只有“周篪”样式才能形成这种效果，电影里那种“楚篪”样式是做不到的。）
即便是吹口在一端的“楚篪”形制，毛贞磊也举例了1956年影像记录的浏阳古乐，其中的“篪”演奏方式是和笛子一样的。虽然浏阳古乐是仿制的，算不上还原，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先秦古乐几乎没有逆向参考价值，但提供了我们一种思路。
（图/毛贞磊《篪之疑说》）
无独有偶，宁保生也在90年代初创制过一款“新篪”，“音色与洞箫、长笛惟肖”。这是一款“楚篪”，“为了使笛子演奏者更好上手，改成了像笛子这样双手相对的姿势”，可见双手朝内的姿势更多是一种推导，而非吹奏必要。
（宁保生新篪演奏。1992年，对中国已失传数百年的边棱吹管乐器古篪进行研究，在摸清开管和闭管不同的泛音序列、不同的发声规律的基础上，从理论上解决了尾翘孔的定位问题，终于研制出“新篪”。图/《中国乐器博物馆》）
所以，在目前没有明确史料的基础上，谈论“篪”必然是双手掌心向内演奏时缺乏证据的。
影视的傲慢与粉丝的无知
以上，也不是说电影《封神》的道具模仿对象选择有错误。拍电影，采纳具有共识的结论进行模仿拍摄，是没有问题的。除非，主创团队非常愿意自己去花时间去了解更多的知识背景，从而形成自己的选择，又或者非共识的结论正好更符合剧情安排或更利于电影拍摄的一些手法展示，那也是没有问题。
比如，乌尔善说是出于戏剧性考虑，把原著中的古琴换成了篪，也方便后面一场戏由殷寿携带。
（网络视频截图）
（网络视频截图）
其实更符合导演需求和剧本安排的古乐是“埙”，毕竟有“伯埙仲篪”的典故，后面剧情还可以安排一个呼应。不知道是因为埙太普及以至于没有古乐的神秘感带来的宣传价值，还是剧组压根没想到这个典故，毕竟选“篪”的理由剧组也没说。
用“埙”也更符合导演想象中“更低沉更浑厚”的音色。
（网络视频截图）
因为这里是存在明显误导的，至少有三重误导，虽然乌尔善和粉丝们并不这么觉得——
① 乌尔善自诩“篪”是“还原”的，实际上就是做了个样子货，并且这个样子货还跟文物不是一个样子（之前《电影《封神》的服饰美学：一部失败的“创世”之作》的评论区还有人说“片子的美术这一块……不允许出现任何文物复刻或者直接套用的情况存在”，请看导演亲自打脸）。
（网络视频截图）
（网络视频截图）
（曾侯乙墓出土“篪”的细节，图/中国考古文物之美）
（曾侯乙墓出土“篪”线图，图/《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 曾侯乙墓》）
（图/豆瓣电影）
② 乌尔善令人以为出土古乐器只能靠想象它的声音。然而早在1981年吴钊在《篪笛辩》里就提到过仿制和试奏，“按最简单的按孔法”“能奏出一个五声音阶加一个变化音”，可见是有可参考对象的。
（图/吴钊《篪笛辩》）
③ 乌尔善故意略去或者根本没看足够的资料，“篪”的音色其实有过记述，声如婴啼，这也是一些学者主张“篪”有簧片的理由之一（也就是不认同曾侯乙出土的为“篪”）。如果根据这个描述进行演绎，用在电影里也是无妨的。
（图/释名）
所以本文要说的“通病”就是，电影主创团队开始飘飘然地觉得自己采纳的“共识”是绝对正确的结论。不仅如此，他们还会进一步认为并宣传自己影视里的模仿呈现是一种具有文物还原高度的历史标准答案。这样，就非常非常之糟糕了！
而获取更多电影营销信息的粉丝也因此开始觉得，不了解电影宣传里这些内容的普通观众等于不懂历史的无知者，对电影提出疑问的普通观众是质疑历史的肇事者。这样，就糟糕透顶了！
就好比，上班社畜靠周末都能随便逛下来的博物馆参观数量，封神剧组也做到了却被粉丝夸上天，夸得剧组去参观过博物馆就能跟直接写历史书一样，夸得这个剧组的所有服化道都是从博物馆现拿出来的文物给整上了一般不可质疑，就显得有些找骂了。
又好比那条小红书，其实再正常不过的一个观众疑问，粉丝评论了一大堆也没说清楚个所以然，但由于“人多势众”，就觉得可以教育别人，甚至要求改掉标题“封神BUG 为啥他俩拿笛子姿势不一样”。什么叫“控评”？这就叫控评！
（图/小红书）
（图/小红书）
（图/小红书）
（图/小红书）
粉丝似乎忘记了一些事：不了解“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就跟不认识生僻字一样，没有什么可羞耻的，这些就是罕见、就是非必须的知识。换汽车轮胎在生产生活里都比这些常见多了，不会的人也多了去了。而作为一种与生活里另一种极为常见的乐器“笛”很相似的乐器，提出疑惑也很正常。更何况，从电影画面看，除了演奏方式不同也看不出这个道具的更多信息了呀，观众又不是开了天眼。
粉丝和被他们追捧的电影主创们更是忘记了，观众是没有义务去看幕后特辑、宣发小作文，乃至导演的所谓拉片。影片出现在影院里，它就应该是独立的完整的作品，爆米花爽片更是要做到老少咸宜。赚着爆米花的钱，挂着纪录片的旗，竟然还组了一个内娱流量粉圈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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