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诞生的那段历史烟云中，有一位惊鸿一瞥的江南名士——曾联松。曾联松只是新中国成立时，满怀激动的亿万群众中的普通人，学的也不是美术设计。似乎是神来之笔，他“摘”下来“星星”这个璀璨的意象，与共和国的标识紧紧相连；他的后半生，也因国旗设计者这个特殊身份而波澜起伏……
他出生于一个书香人家
1917年12月17日，农历十一月初五，曾联松出生在滨海小城瑞安。这是一个山清水秀、工商繁荣、文风昌盛、名人辈出的地方。
曾联松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足的书香人家，祖父曾叙卿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父亲曾宇人是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先在杭州湾海塘水利工程处工作，后来调到了南京的“导淮委员会”。母亲沈炳娣出身名门，也粗识文字。曾联松小时候全家就住在瑞安城内水心街14号的三间轩房里，那是从亲戚家租来的。1932年冬，16岁的曾联松从瑞安初级中学毕业后，来到了南京的父亲身边。次年他考入江苏省立南京中学高中部。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地下活动，担任中央大学学生地下党支部书记。他曾任五届上海市政协委员、六届上海市政协常委，著有《陶瓷发展史提要》、《日用杂品商品知识》等书籍和部分诗词。
把自己关在阁楼里搞设计
时光回溯到1949年的夏天，在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做秘书工作的曾联松，不久前刚把妻子项佩瑜、大儿子一冲从家乡瑞安接到上海，安顿在华山路东段466号的职工宿舍里。这是一个荒芜了的小花园，树木参差，杂草丛生。曾联松一家人住在边上的一个小房间，外加一个小小的阁楼。虽然破旧，但对于当时的曾联松来说,已经十分满意了。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这家原属于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通讯社，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但他自己总觉得全身有使不完的劲，总想多做点什么。不久，《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刊登了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他仔细读了几遍：祖国新生，群策群力，我为何不能一试？！据家人回忆，那段时间，他下班以后天天把自己关在阁楼里，看看、写写、画画，就是吃饭也非得妻子三番两次地催促才肯下来，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以至于年幼儿子都对妈妈说，要不要带爸爸去看看病。在日后的谈话中，他吐露了这段心路历程：“建立新中国,一直是萦回在我心头的愿望，看到她如旭日东升般展现在面前时，我能不为之兴奋吗？因此，当我从7月份的报纸上读到全国政协筹委会关于征求国旗的通知之后，即埋头于设计之中。”
“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从事美术设计的，当时之所以不自量力，亦不计工拙，想到去设计国旗图案，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然而，仅有一腔热忱还不够，对一个非专业人士来讲，要短时间内拿出设计的成品，并非易事。曾联松在回忆时说道：“当我一进入具体构思，便感到这不是易事，十多天里时而浮想联翩，时而伏案涂画，废弃的图纸有一大堆。”那则征稿启事被他不知看了多少遍，条例中对国旗图案的四项要求，他几乎能倒背如流：第一，要有中国特征，如地理、历史、民族、文化等；第二，要有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之比是三比二；第四，色彩以红色为主。
怎样才能在国旗设计中准确而全面地体现上述的要求呢？特别是其中一、二两项，曾联松认为这是国旗设计立意中的关键问题，从美学观点来说，任何一种图案的设计首先要有立意，就像一篇文章一样，没有正确的立意，文章就没有灵魂。新中国国旗的设计更需要一个准确、贴切而深刻的立意。现在，这个难题就像一座碉堡拦在他前进的道路上，他一下子还找不到它的突破口。
灵感来自一段沪剧唱腔
冥思苦想。终于有一日。一阵委婉深情的沪剧唱腔从窗外飘来：“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中国共产党……”“星星，星星……”曾联松反复默念，突然找到了灵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当年红军帽上就有一颗红五星，用五角星这个革命的标志，来作为国旗的主体，不是很有意义吗?
经过十多天的绘图设计，他拿出初稿：以一颗大星导引于前，几颗小星环绕于后，象征众星拱北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小星象征广大人民，人民紧紧地环绕在党的周围。他还把五角星设计为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旗面红色相协调，且也表达了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接着，曾联松又经过反复推敲，苦苦构思，确定五颗金星恰当位置。他曾设想把大星置于旗面的当中，小星环绕在大星的四周。这样，视之端庄，但天地不够开阔，视觉局促、凝滞。有一次，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顿觉视野开阔：旗面犹如千里之广，金星居高临下，光彩闪耀，仿佛使人看到了星光映照大地，灿烂辉煌。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这恰恰和大陆疆土的几何图形类似，既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而有气势。
为了使整个图案更加突出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周围这一特征，曾联松设计了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跟大星的中心点连成一线，把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个历史的结论显示在旗上。凝视着这个图案，曾联松感觉庄严而显华丽，简明而具气势，顿时兴奋得手舞足蹈。事实上，曾联松确有一定的美术基础。在瑞安初中就读时，他受到美术老师、画家金作镐的熏陶，对书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中央大学读书时，曾联松经常去听宗白华教授的美学理论课，这些都为他后来设计五星红星图案，奠定了基础。
多年以后，进入人生暮年的曾联松这样回忆：“我能设计出五星红旗，从小受美术老师金作镐先生的启蒙教育，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