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下午，由人文清华和新华网主办的“胡天汉月——走读中国·丝路行”第二场直播圆满结束。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张国刚，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张小琴带领大家走进莫高窟的复制窟，探寻敦煌世家和洞窟的开凿，认识藏经洞和敦煌文书的历史故事，了解佛教入华的演变，深度探讨了中华文明的特性。
线上约500万观众跟随人文清华一起游览莫高窟，感受莫高窟的历史与变迁。
张国刚教授介绍了莫高窟开凿的历史背景，并指出莫高窟初凿时，恰逢乱世，佛窟因为给人提供心灵的安顿，成为乱世桃花源。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建元二年（366）乐僔和尚在莫高窟创凿洞窟，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和元诸朝千余年，千年营造，造就了莫高窟的辉煌。张国刚教授指出，佛窟呈现的状况与时代的历史状况息息相关，在隋唐时期，因敦煌成为丝绸之路的主要商业枢纽和重要的宗教中心，莫高窟进入鼎盛时期，所以莫高窟以唐朝的石窟居多，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渐趋衰落。
翟奉达诗作手稿
在介绍初唐220窟的历史时，张国刚教授向公众展现了极为生动的一则史料——开凿220窟的敦煌大族翟家在五代时期的供养人翟奉达在敦煌做学生时的作业手稿，这份手稿在敦煌文书中保留。翟奉达的诗作“三端俱全大丈夫，六艺堂堂世上无。男儿不学读诗赋，恰似肥菜根尽枯。”说明敦煌地区教育的价值观与长安地区一致，证明了二者在文化上的紧密联系。这也是很多公众第一次通过本人手稿认识了活灵活现的翟奉达。
敦煌是文明融合的典范，既包括宗教的融合，也包括民族的融合。西魏时期的285窟融合了中国道教、印度佛教等宗教的神仙，被誉为万神殿。榆林25窟汉藏婚礼图则反映了敦煌地区少数民族汉化的情况。陈寅恪认为“种族（民族）与文化”是研究中国中古史与文化的关键，而判别“种族（民族）”的标准是“文化”而不是“血统”。张国刚教授指出：“所以我们讲胡天汉月，不是看种族而是看文化。文明的交融在文化的统一性中展现得并不矛盾，中国文化的统一性并不妨碍多元性，大家的价值观是息息相通的。”
张国刚教授还介绍了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书，敦煌文书主要包括佛教经卷、籍帐手实、政府文件、信札书仪以及多民族语言的资料等，张国刚教授称之为“中古社会生活的宝库”。敦煌文书充分展现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佛教中国化过程是体现中华文明特性的典型案例。张国刚教授结合217窟、323窟的佛教史迹画，介绍了佛教入华的过程。佛教入华经历了冷漠期、相持期（借助老庄、儒佛冲突）和融合期三个阶段，通过对自身教义的调整，如增加孝亲观等，来追寻与儒学伦理思想的契合。
佛教入华，也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巨大影响。比如对语言的影响，我们现在熟悉的“实际”“烦恼”“世界”“作业”等词语均源自佛教。还有对音韵和近体诗的影响，汉语的平、上、去、入四声固然本来就有，但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且明确把它们定为四声，则是受到梵呗这种抑扬顿挫的读经方法的影响，我们熟悉的唐诗中的律诗绝句等近体诗即是音韵学发展后的产物。再之是对儒家的影响。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要构建自己的道统，吸纳了佛家的思维方式、论证方式。中国的儒家经过与佛教碰撞以后，不但没有消散，反而更加壮大、丰富、深入。这是文明互鉴和交流的重要典范。
张国刚教授认为，一个文明和文化要持久、创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包容、吸收其他文明的长处。几千年来，与中国文明发生碰撞的，不仅仅只有佛教，还有景教等其他宗教，以及异域各种文明，但中华文明的根基和主体文明并未动摇，这并非固步自封，而是因为它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一直在兼收并蓄，而后不断创新，由此才生生不息。
直播预告
9月28日，中秋前夜，
走进玉门关，
领略2000年汉长城的雄浑，
感受茫茫大漠的万里长风。
在汉简、史书中还原边疆治理的历史细节，
在中西交流“西方”概念的千年演变中
思考新时期的“一带一路”，
在李白、王之涣、王翰的千古名句里
欣赏玉门关的明月，
共同迎接中秋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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