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职业主义之争”与足球慈善杯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政府很少直接提供社会福利保障，私人的慈善行为对医院、孤儿院、遗孀、残疾人等特殊机构和弱势群体至关重要。恰逢19世纪60年代，业余绅士控制足球运动，主张参加比赛不图物质回报，这一理念与慈善事业的宗旨高度契合，足球慈善赛应运而生。
慈善赛通过门票收入和场内募捐，吸纳资金用于公共福利事业。举办足球慈善杯能让俱乐部、赞助人赢得美名，球员和观众享受体育运动，足以使“对比赛感兴趣的不同群体——球员、观众、组织者——为某个特定的慈善机构或活动，或为一些有价值的事业做出贡献。”
因此，各种足球慈善赛在1880年前后相继出现并迅速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可，与业余主义理想共创一段佳话。从广义上讲，慈善比赛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种是最常见的，比赛募集的资金专门用于支持特定机构，例如当地的孤儿院、医院和疗养院。
这些机构的固定需求为举办年度慈善比赛提供了理由。第二种是为应对突发事件临时举办的比赛，以筹集资金来支持受灾地区和民众。第三种是由俱乐部或协会为受伤或退役的球员、俱乐部工作人员、工会成员提供某种福利而举办。
第一种慈善赛通常采用年度锦标赛的形式，是足球运动为核心，发展出一些享有盛名的杯赛。1878年由谢菲尔德和哈勒姆足球协会联合创立的沃恩克利夫慈善杯，以赞助者沃恩克利夫伯爵的名字命名，旨在为当地的公益事业筹集资金，这项赛事也是足球成为谢菲尔德地区的文化名片的原因之一。
1882年成立的罗斯伯里慈善杯以向爱丁堡皇家医院和利斯医院募捐为主旨。如今作为英超联赛揭幕赛的慈善盾杯，最初的目的就是为医院和慈善机构募捐。据统计，著名的格拉斯哥商人慈善杯，自1876年创建以来，累计筹集了近1,100万英镑的资金。
第二类专门为突发事件举办的足球慈善赛颇为常见，这些“一次性”的赛事为灾难的受害者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例如，1883年，达芙妮号在格拉斯哥造船厂下水时倾覆，近200名工人遭遇事故，124人死亡，为了给受害者筹集资金，登巴顿队和流浪者队组织了一场比赛。
1893年，埃弗顿参加了一场为贫困的失业棉花工人筹集资金的比赛。1897年，英足总将一场国际比赛的全部收入157英镑捐给了印度饥荒救济基金会。两年后，英足总又为那些因布尔战争丧偶、成为孤儿或受伤的人捐款100畿尼。
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没后，安格尔西足球俱乐部特意举办慈善足球赛，其收入用于救助事故中的遇难者的家庭。第三种慈善赛的临时性更强。比如，苏格兰足球协会秘书长早逝后，足协为了让他的母亲能够安度晚年，特意安排苏格兰足总杯冠军和英格兰足总杯冠军进行比赛来筹集资金。
1888年格拉斯哥足球协会委员会安排内部比赛，意在筹集足够的资金将考莱尔斯俱乐部的财务主管送到澳大利亚疗养。以业余主义为指导，将体育和慈善活动或福利挂钩并非足球的专利。
1872年，一群狩猎爱好者成立了“狩猎仆人福利协会”，其收入主要来自荣誉会员缴纳的会费。截至1899年，会员人数约为1,800人，受益者则是其中的420名普通会员。协会规定，如果狩猎仆人生病，每周可以得到15英镑的津贴。
60岁退休后，每周也可以得到同样数额的津贴；他们死后，遗孀也将得到全额津贴，这一制度充分表达了业余绅士们的家长式作风。虽然受益者通常被称之为仆人，主顾们也总以主人的姿态对待他们，但毫无疑问，相比那些在工厂重复枯燥劳动又没有保障的工人，至少在陷入困境时其处境尚可。
左翼工人体育的兴衰
“业余—职业主义之争”之所以在一战前后逐渐平息下来，除了因为二者之间的力量平衡被打破，业余主义不得不接受职业主义领导外，更重要的原因是19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与工人体育开始结合，这种合作让业余主义和职业主义体育领导人必须搁置分歧，毕竟双方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集团的一分子。
19世纪末，一些左翼人士对体育运动漠不关心，另一些人则充满敌意，无论是业余还是职业，不过，总体而言，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后者是主流观点，大多数参与体育的共产党人试图揭露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体育。
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由共产党人接管的英国工人体育联合会将宣传集中在指责商业化、业余精英和工厂赞助的“老板”运动上，因为这些都是不平等社会制度的标志。左翼运动对体育持批判态度，主要原因是认为它干扰了现实政治，因为工人阶级的精力被消耗在观赏与参加体育活动中，这导致工人阶级的力量被稀释，战斗精神被驯服。
《正义》杂志在1891年发表的一篇题为《社会主义与体育》的文章就指出，体育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都被资本主义打击了士气，受到了诅咒。所有的赛马、猎犬和其他运动中的事物现在都是资产阶级的财产。
他们纯粹是为了谋取利益而展览、购买或出售人力和其他动物……在资本主义消亡之前，任何真正的体育都不可能有生命力，目前的体育也必须消失。1902年，考茨基在《社会革命》一文中指责英国部分劳动阶级放弃了革命，只关心实际的政治，他们的最高理想仅仅是模仿自己的主人，保持虚伪的体面和对财富的崇拜，以及对消磨时间的休闲娱乐的狂热和沉迷。
一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试图推行福利手段以缓和社会矛盾、抵消共产主义的巨大影响力，体育作为重要的休闲活动被大力推广，这种给予小恩小惠以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行为理所应当地被左翼人士视为精神鸦片，在他们看来，“20世纪20年代，以工作为基础的福利和休闲服务在工业化世界中的巨大扩张，背后隐藏着体育可以消减革命威胁的想法。”
左翼人士对体育的深刻认识推动了工人体育组织的成立。在英国，有前文提及的号角自行车俱乐部、英国工人体育联合会，还有社民党成立的全国工人体育协会（NationalWorkers’SportsAssociation）。1893年，德国工人体育运动联合会（TheArbeiter-Turn-undSportbund）成立，到1931年拥有多达120万名成员。
在法国，巴黎工人在1908年成立了社会主义体育运动协会（Socialistsportsandathleticassociation），其中包括32万名工人自行车协会的成员。英法德三国工人体育组织的发展推动左翼体育的种子向欧洲蔓延。
1913年，来自比利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德国和瑞士等多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在根特召开国际会议，计划组建国际工人体育组织，但因为一战爆发而搁置，1920年9月，第二国际在瑞士卢塞恩举行会议，成立了国际体育协会，即卢塞恩体育国际（theLucerneSportsInternational）。
其目标是反对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同时向工人提供体育设施。1925年，卢塞恩体育国际筹办了第一届工人奥林匹克运动会（InternationalWorkers’Olympiads），有超过60,000人参加了这场“工人为地球而战”的盛会。
1928年，为应对共产党人士的批评，卢塞恩体育国际更名为社会主义工人体育国际（SocialistWorkers’SportsInternational），到1937年，该组织已拥有180多万名成员。
与此同时，1921年8月，第三国际也建立了自己的工人体育组织，即红色体育国际（RedSportInternational），该组织比卢塞恩体育国际激进，宣称体育是政治战场，工人体育运动的目标就是为那些类似十月革命的革命斗争提供支持。
1928年，苏联在莫斯科举办了面向全世界的工人阶级的运动会，并选取古罗马奴隶起义领袖“斯巴达克斯”的名字为赛事冠名，即斯巴达基德运动会（Spartakiad），该名称与“奥林匹克”运动会产生了鲜明对比，因为后者在古典时代是仅限有产公民参与的活动。
斯巴达基德运动会的工人代表在盛会上进行了振奋人心的发言：“我们从斯巴达克斯，这位古代世界的英雄、这位奴隶起义的领袖那里得到了斯巴达基德这个词……（我们的目标是）是革命，是为古典的物质文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军事文化而共同奋斗”，对于纯粹体育的追求，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左翼思潮与业余主义体育的结合。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为了缓和国家间竞争，阻止帝国主义竞争，欧洲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男女观看并参与国际比赛，进一步摆脱了资本主义体育的桎梏，最重要的是这些活动不是由资本主义企业家或者右翼业余主义的道德卫士组织，而是工人们出于更加高尚的目的组织的国际赛事。
此举助推欧洲形成了一种“基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体育文化，旨在提供一种新模式替代过度竞争的民族主义、男性沙文主义和商业体育的模式。”以共产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体育组织凝聚了广大工人阶级，其鲜明的政治斗争目标对资本主义统治集团产生了根本性的威胁。
所以在英国，“业余—职业主义之争”不再重要，怎样阻止深受共产主义影响的工人体育蔓延才是关键。
因此，英国在1928年禁止苏联足球运动员入境，在1934年禁止奥地利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工人体育国际主席朱利叶斯·多伊奇在伦敦发表演讲，却在同年准许纳粹意大利国家足球队在伦敦的海布里球场与英格兰队比赛，次年，纳粹德国队也获准前往白鹿巷球场参加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