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餘—職業主義之争”與足球慈善杯
維多利亞時代，英國政府很少直接提供社會福利保障，私人的慈善行為對醫院、孤兒院、遺孀、殘障人士等特殊機構和弱勢群體至關重要。恰逢19世紀60年代，業餘紳士控制足球運動，主張參加比賽不圖物質回報，這一理念與慈善事業的宗旨高度契合，足球慈善賽應運而生。
慈善賽通過門票收入和場内募捐，吸納資金用于公共福利事業。舉辦足球慈善杯能讓俱樂部、贊助人赢得美名，球員和觀衆享受體育運動，足以使“對比賽感興趣的不同群體——球員、觀衆、組織者——為某個特定的慈善機構或活動，或為一些有價值的事業做出貢獻。”
是以，各種足球慈善賽在1880年前後相繼出現并迅速得到廣泛的社會認可，與業餘主義理想共創一段佳話。從廣義上講，慈善比賽可以分為三類。第一種是最常見的，比賽募集的資金專門用于支援特定機構，例如當地的孤兒院、醫院和療養院。
這些機構的固定需求為舉辦年度慈善比賽提供了理由。第二種是為應對突發事件臨時舉辦的比賽，以籌集資金來支援受災地區和群眾。第三種是由俱樂部或協會為受傷或退役的球員、俱樂部從業人員、工會成員提供某種福利而舉辦。
第一種慈善賽通常采用年度錦标賽的形式，是足球運動為核心，發展出一些享有盛名的杯賽。1878年由謝菲爾德和哈勒姆足球協會聯合創立的沃恩克利夫慈善杯，以贊助者沃恩克利夫伯爵的名字命名，旨在為當地的公益事業籌集資金，這項賽事也是足球成為謝菲爾德地區的文化名片的原因之一。
1882年成立的羅斯伯裡慈善杯以向愛丁堡皇家醫院和利斯醫院募捐為主旨。如今作為英超聯賽揭幕賽的慈善盾杯，最初的目的就是為醫院和慈善機構募捐。據統計，著名的格拉斯哥商人慈善杯，自1876年建立以來，累計籌集了近1,100萬英鎊的資金。
第二類專門為突發事件舉辦的足球慈善賽頗為常見，這些“一次性”的賽事為災難的受害者提供了一定的支援。例如，1883年，達芙妮号在格拉斯哥造船廠下水時傾覆，近200名勞工遭遇事故，124人死亡，為了給受害者籌集資金，登巴頓隊和流浪者隊組織了一場比賽。
1893年，埃弗頓參加了一場為貧困的失業棉花勞工籌集資金的比賽。1897年，英足總将一場國際比賽的全部收入157英鎊捐給了印度饑荒救濟基金會。兩年後，英足總又為那些因布爾戰争喪偶、成為孤兒或受傷的人捐款100畿尼。
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沒後，安格爾西足球俱樂部特意舉辦慈善足球賽，其收入用于救助事故中的遇難者的家庭。第三種慈善賽的臨時性更強。比如，蘇格蘭足球協會秘書長早逝後，足協為了讓他的母親能夠安度晚年，特意安排蘇格蘭足總杯冠軍和英格蘭足總杯冠軍進行比賽來籌集資金。
1888年格拉斯哥足球協會委員會安排内部比賽，意在籌集足夠的資金将考萊爾斯俱樂部的财務主管送到澳洲療養。以業餘主義為指導，将體育和慈善活動或福利挂鈎并非足球的專利。
1872年，一群狩獵愛好者成立了“狩獵仆人福利協會”，其收入主要來自榮譽會員繳納的會費。截至1899年，會員人數約為1,800人，受益者則是其中的420名普通會員。協會規定，如果狩獵仆人生病，每周可以得到15英鎊的津貼。
60歲退休後，每周也可以得到同樣數額的津貼；他們死後，遺孀也将得到全額津貼，這一制度充分表達了業餘紳士們的家長式作風。雖然受益者通常被稱之為仆人，主顧們也總以主人的姿态對待他們，但毫無疑問，相比那些在工廠重複枯燥勞動又沒有保障的勞工，至少在陷入困境時其處境尚可。
左翼勞工體育的興衰
“業餘—職業主義之争”之是以在一戰前後逐漸平息下來，除了因為二者之間的力量平衡被打破，業餘主義不得不接受職業主義上司外，更重要的原因是19世紀後期馬克思主義與勞工體育開始結合，這種合作讓業餘主義和職業主義體育上司人必須擱置分歧，畢竟雙方都是資本主義社會統治集團的一分子。
19世紀末，一些左翼人士對體育運動漠不關心，另一些人則充滿敵意，無論是業餘還是職業，不過，總體而言，出于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批判，後者是主流觀點，大多數參與體育的共産黨人試圖揭露各種形式的資本主義體育。
在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由共産黨人接管的英國勞工體育聯合會将宣傳集中在指責商業化、業餘精英和工廠贊助的“老闆”運動上，因為這些都是不平等社會制度的标志。左翼運動對體育持批判态度，主要原因是認為它幹擾了現實政治，因為勞工階級的精力被消耗在觀賞與參加體育活動中，這導緻勞工階級的力量被稀釋，戰鬥精神被馴服。
《正義》雜志在1891年發表的一篇題為《社會主義與體育》的文章就指出，體育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樣，都被資本主義打擊了士氣，受到了詛咒。所有的賽馬、獵犬和其他運動中的事物現在都是資産階級的财産。
他們純粹是為了謀取利益而展覽、購買或出售人力和其他動物……在資本主義消亡之前，任何真正的體育都不可能有生命力，目前的體育也必須消失。1902年，考茨基在《社會革命》一文中指責英國部分勞動階級放棄了革命，隻關心實際的政治，他們的最高理想僅僅是模仿自己的主人，保持虛僞的體面和對财富的崇拜，以及對消磨時間的休閑娛樂的狂熱和沉迷。
一戰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試圖推行福利手段以緩和社會沖突、抵消共産主義的巨大影響力，體育作為重要的休閑活動被大力推廣，這種給予小恩小惠以維護資産階級統治的行為理所應當地被左翼人士視為精神鴉片，在他們看來，“20世紀20年代，以工作為基礎的福利和休閑服務在工業化世界中的巨大擴張，背後隐藏着體育可以消減革命威脅的想法。”
左翼人士對體育的深刻認識推動了勞工體育組織的成立。在英國，有前文提及的号角自行車俱樂部、英國勞工體育聯合會，還有社民黨成立的全國勞工體育協會（NationalWorkers’SportsAssociation）。1893年，德國勞工體育運動聯合會（TheArbeiter-Turn-undSportbund）成立，到1931年擁有多達120萬名成員。
在法國，巴黎勞工在1908年成立了社會主義體育運動協會（Socialistsportsandathleticassociation），其中包括32萬名勞工自行車協會的成員。英法德三國勞工體育組織的發展推動左翼體育的種子向歐洲蔓延。
1913年，來自比利時、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德國和瑞士等多個國家的社會主義者在根特召開國際會議，計劃組建國際勞工體育組織，但因為一戰爆發而擱置，1920年9月，第二國際在瑞士盧塞恩舉行會議，成立了國際體育協會，即盧塞恩體育國際（theLucerneSportsInternational）。
其目标是反對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同時向勞工提供體育設施。1925年，盧塞恩體育國際籌辦了第一屆勞工奧林匹克運動會（InternationalWorkers’Olympiads），有超過60,000人參加了這場“勞工為地球而戰”的盛會。
1928年，為應對共産黨人士的批評，盧塞恩體育國際更名為社會主義勞工體育國際（SocialistWorkers’SportsInternational），到1937年，該組織已擁有180多萬名成員。
與此同時，1921年8月，第三國際也建立了自己的勞工體育組織，即紅色體育國際（RedSportInternational），該組織比盧塞恩體育國際激進，宣稱體育是政治戰場，勞工體育運動的目标就是為那些類似十月革命的革命鬥争提供支援。
1928年，蘇聯在莫斯科舉辦了面向全世界的勞工階級的運動會，并選取古羅馬奴隸起義領袖“斯巴達克斯”的名字為賽事冠名，即斯巴達基德運動會（Spartakiad），該名稱與“奧林匹克”運動會産生了鮮明對比，因為後者在古典時代是僅限有産公民參與的活動。
斯巴達基德運動會的勞工代表在盛會上進行了振奮人心的發言：“我們從斯巴達克斯，這位古代世界的英雄、這位奴隸起義的領袖那裡得到了斯巴達基德這個詞……（我們的目标是）是革命，是為古典的物質文化和馬克思列甯主義的革命軍事文化而共同奮鬥”，對于純粹體育的追求，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左翼思潮與業餘主義體育的結合。
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為了緩和國家間競争，阻止帝國主義競争，歐洲成千上萬的勞工階級男女觀看并參與國際比賽，進一步擺脫了資本主義體育的桎梏，最重要的是這些活動不是由資本主義企業家或者右翼業餘主義的道德衛士組織，而是勞工們出于更加高尚的目的組織的國際賽事。
此舉助推歐洲形成了一種“基于社會主義和勞工運動的體育文化，旨在提供一種新模式替代過度競争的民族主義、男性沙文主義和商業體育的模式。”以共産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勞工體育組織凝聚了廣大勞工階級，其鮮明的政治鬥争目标對資本主義統治集團産生了根本性的威脅。
是以在英國，“業餘—職業主義之争”不再重要，怎樣阻止深受共産主義影響的勞工體育蔓延才是關鍵。
是以，英國在1928年禁止蘇聯足球運動員入境，在1934年禁止奧地利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勞工體育國際主席朱利葉斯·多伊奇在倫敦發表演講，卻在同年準許納粹意大利國家足球隊在倫敦的海布裡球場與英格蘭隊比賽，次年，納粹德國隊也獲準前往白鹿巷球場參加比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