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娩至今仍是危险的。在迎接外孙女降生的同时，盖茨基金会的两位创始人把视线聚焦在了母婴健康领域。过去几十年间，母婴生存情况的改善一度是全球进步最明显的领域之一，但2015年以来，改善陷入停滞，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一些国家甚至有所恶化。
“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分娩也会带来身体和心理的巨大消耗。”大女儿的生育让梅琳达·弗兰奇·盖茨回想起自己的经历——整个产程持续了14个小时，让我精疲力竭，几乎无法走路。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分娩可能是致命的。
在9月12日发布的《目标守卫者报告》中，梅琳达引述了一批令人不安的数据：全球每两分钟就有一名母亲死于分娩并发症，每年全球约有500万儿童在五岁以前死亡，74%的儿童死亡发生在他们出生后的第一年。
在改善陷入停滞的同时，一个特殊现象是，技术的进步让研究人员对母婴健康有了更多了解，问题开始变得容易解决了。“然而不幸的是，这些解决方案并没有惠及最有需要的母亲和孩子们。这种情况需要得到改变。”梅琳达说。
也是说，让创新落地在当下变得比创新本身更为迫切。盖茨基金会认为，一些低成本的创新技术如果能在中低收入国家广泛应用，到2030年有望多挽救200万人的生命。
2023年8月5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央省的一个村庄里，第12批援巴新中国医疗队副队长、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刘振球为当地婴儿听诊检查。从2002年起，中国连续向巴新派出12批医疗队，为提高巴新医疗卫生水平、促进中巴新友好作出积极贡献。 新华社发（第12批援巴新中国医疗队供图）
新技术与不平等
此次报告中，梅琳达·弗兰奇·盖茨主要撰写了与母亲健康有关的部门，比尔·盖茨更多关注婴儿健康。两者共同交叉点均是用低成本技术解决导致母婴死亡的小切口问题。
报告主要关注了产后出血导致的产妇死亡。报告表示，产后出血是导致产妇死亡的首要原因，每年导致约7万例死亡，幸存者也可能面临并发症的长期影响。产后出血指的是分娩后24小时内失血超过500毫升，而卫生工作者很难判断失血多少才算是失血过多。在非洲国家的一项研究发现，约有一半经历过产后出血的女性从未被确诊，因此也从未得到相应的治疗。
报告介绍了一种应对“诊断难”的低成本技术，即一个V 形塑料收集袋，将其挂在产床旁可直观看到收集到的出血量，医生可据此及时采用子宫按摩、宫缩剂、止血酸、静脉输液和阴道检查等措施。研究发现，在参加研究的20万名女性中，卫生工作者使用V形收集袋并遵循新版E-MOTIVE指南建议，能够将严重出血病例降低60%。
与应对产后出血同等重要的是预防产生出血，报告表示，产后出血的一个常见原因是贫血，或严重缺铁性贫血，而全球多达37%的孕妇患有贫血症。在南亚的一些地区，这一比例高达80%。应对贫血的传统方法是吃补铁片，但口服药剂可能产生不适反应，且需要坚持服用180天。这对可及性和依从性都是很大的挑战。
报告介绍，为应对这一问题，尼日利亚的学者正在研究一种单次15分钟的静脉注射铁剂。其不仅能够补充女性在怀孕期间甚至怀孕后的铁储备，还能用于快速有效地治疗严重贫血病例。
类似的新技术也可能改善婴儿的生存环境。比尔·盖茨说，在过去十年中，儿童健康领域的发展速度和程度比预期的要更快、 更高。如果研究人员不断开发新方法的同时，卫生工作者能够将这些创新提供给每位有需要的母亲和儿童，那么医生就能够保证婴儿平稳地度过生命里最关键的头几天。
“死亡是一种连锁反应，”报告表示，一个死于肺炎的婴儿很可能是早产或者营养不良。只治疗肺炎不能保证孩子存活，更应该设法阻止因果链中第一个环节的形成，即解决营养不良。
报告谈到了人体消化道内菌群的影响。儿童健康领域过去认为母乳只是新生儿的食物，但是现在发现，婴儿肠道中天然的细菌也以它为食。这些细菌中最常见的是双歧杆菌，它能将母乳中的特定糖分分解，转化为营养物质。没有这些益生菌，给宝宝喂得再多也没有用，他们的消化系统很难将这些营养吸收。因此医生们现在建议给予婴儿——尤其是早产儿或者发育不良的婴儿——含有双歧杆菌的益生菌补充剂。
另一项最新发现认为，提供补冲剂的新时机可以从分娩后提前到子宫时期。报告介绍，医学界过去认为，在孩子6个月大并开始进食之前是无法治疗营养不良的。但新的研究发现，婴儿和母亲的微生物群是相互关联的。如果孕妇体内有丰富的双歧杆菌，这些益生菌就能从母亲的消化道传递到孩子的消化道。这样一来，婴儿出生时就已经有健康的肠道。
“低成本创新可以防止中低收入国家数百万的死产和婴儿死亡。”报告再次强调。
5月31日，在沈阳工学院婴儿照顾实训室，学前教育学院的同学进行婴儿照顾培训。新华社记者 杨青 摄
重塑妇幼保健系统
除了推广新技术的落地应用，同样关键的是搭建一套强有力的执行系统。“随着研究人员进一步 了解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改善孕产妇健康，未来还会涌现更多创新。 当然，这些突破本身无法解决所有问题，”梅琳达说，各个国家需要持续招募和培训医护人员，并支付他们平等的薪酬——尤其是助产士；各国还应建立更具韧性的卫生保健系统。
在同期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蒋泓介绍了中国降低产妇死亡率的模式。数据显示，从1991年到2021年间，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地区孕产妇死亡率都有明显下降，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也有明显下降。蒋泓表示，这与数十年来大量循证决策和项目的实施有关。
数据显示，从1991年到2021年间，中国婴儿和孕产妇的死亡率都有明显下降。
如何为偏远落后地区提供有质量的服务？蒋泓谈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转变农村传统接生员职责的例子。当时广西109个县中有一半左右是国家贫困县，孕产妇死亡率比较高，超过当时国家的平均水平。
据介绍，20世纪90年代时，孕产妇死亡最最主要、接近60%的原因是产后出血。出血跟医疗服务质量、卫生服务体系的合理性非常有关。国际推荐的一个做法是，确保分娩时有专业产时保健服务人员在每个孕妇身边，且提供技术的服务人员可以跟卫生体系进行链接。一旦有紧急情况发生，可以把孕妇转运到提供有质量保证的产科服务体系中。
蒋泓说，当时在农村偏远地区，有很多传统的接生员提供这样的服务，但其独立于卫生系统之外，且大多数都接受的是非正式培训，缺乏相关技能和转运渠道。与此同时，受制于人力也不可能在每个村庄都建设具备接生能力的卫生站，只有把孕妇送到医院住院分娩，才能使每个孕妇都能享有专业的助产服务。
蒋泓表示，在住院分娩的政策背景下，当地政策制定者开始考虑怎样转变农村接生员的历史角色，让她承担新的职能。她们熟悉当地人文环境，熟悉村庄里的每一家、每一户，经过适当的能力提升，可以担任村级妇幼保健人员，作为家庭和卫生体系、医疗机构的链接者，促进家庭及时利用产科，包括产前、产时、产后的卫生服务。
“首先，给传统家庭接生员提供相对来说比较正规的培训，之后要能够经过考核获得证书，逐渐转变为村级妇幼保健员。由于在边远地区一时难以取消所有家庭传统接生员，就仍然保留一部分，这是个政策逐步转化的过程。对于那些经过考核培训仍然没有办法获得证书的、一些文化水平比较低的传统接生员，可能就直接取消了。”她说。
在培训村级妇幼保健人员的同时，卫生系统也做出了改变。蒋泓介绍，为了解决山村转运问题，一旦有孕妇在偏远山区山下有路的地方派救护车去接，村里则成立担架队；由于当地少数民族较多，不喜欢白颜色，医院就试验性改变，把床被、褥子都变成粉红色，减弱医院的感觉等。
据介绍，经过职能转变，传统接生员的数量从1997年项目开始前的13万人，降到2006年的不到2000人，到2013年进行项目研究时，“基本上已经没有了”。这也间接影响到了住院分娩率，1998年为46%，到2013年接近100%；孕产妇死亡率从2013年的千分之八十六，下降到十万分之十四，变化显著。
在回顾这段历史，蒋泓也谈到了中国母婴健康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地域辽阔的西部地区的孕产妇死亡率水平仍然较高，当地有很多牧场，很难追踪、随访孕产妇的保健管理，很多本应及时运用孕产保健服务、及时进行产前体检就可以发现的并发症和早期可以处理的问题，会一直拖到很晚才被发现。同时，如何提高卫生信息准确性、提高居民自身的健康素养也是目前仍然面对的重要问题。
“非常需要创新方案进一步改善母婴健康。”她说，“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去积极努力做的领域。”
这也回应了此次报告的呼声：只有当所有的母亲和婴儿都获得高质量的卫生保健服务和报告中提到的各种创新时，这些生命才能得到挽救。
“为此，我们需要政策改变、政治意愿，以及对女性健康和卫生工作者 （包括助产士）的更多投入。我们需要倾听女性的声音，确保她们对自身的健康有发言权。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共同承诺，我们不能再接受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母亲和婴儿因为可预防的原因而死亡。”梅琳达·弗兰奇·盖茨和比尔·盖茨在报告中写道。
采写：南都记者 宋承翰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