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部非洲，白人商人持续从开普敦、伊丽莎白港赶着牛车进入内陆，从奥兰治河到林波波河，从林波波河再到赞比西河。
在南部非洲行商的人中，最具特点的是一批猎商，他们通过自己狩猎和从非洲人手中收购获取动物产品，然后带回白人世界出售。
猎商中比较知名的有威廉·哈里斯、劳林·卡明、威廉·鲍德温、弗里德里克·塞卢斯等。
哈里斯著有《1836、1837年南部非洲行记》和《南部非洲的荒野狩猎》， 卡明著有《在南部非洲的五年狩猎与冒险》， 鲍德温著有《从纳塔尔到赞比西的狩猎与冒险》，塞卢斯则有《在东南非的旅行与冒险》《一个猎人在非洲的漫游》。
这些记录记载了象牙等动物产品和枪支等的贸易，以及这些贸易活动对非洲经济社会的影响等内容。
在殖民征服和殖民统治建立之前，英国在非洲活动的军人和官员主要是为了打击奴隶贸易。
亨利·亨特利曾参与打击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行动，他留有两卷本的《在西非奴隶海岸的七年》。
苏利文指挥军舰在东非海域巡行搜捕运奴船，后来他将相关经历写成《在桑给巴尔海域和非洲东海岸追踪运奴船：打击奴隶贸易五年的经历》。
这些记录对当时“禁而不止”的东非-印度洋奴隶贸易有较多的描述和剖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开始在非洲多个地方进行殖民征服和占领，并开始殖民统治的草创工作，一些参与其中的殖民军人和官员贡献了丰富多样的记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弗里德里克·卢加德和哈里·约翰斯顿两人。
前者参加了征服乌干达的工作并曾担任乌干达军政长官，后又在尼日利亚任职；后者曾在大湖地区镇压掠奴武装，又在乌干达担任特派专员。
卢加德著有《我们的东非帝国》，书中讲述卢加德在尼亚萨兰、乌干达与东非多个地区的军事、政治活动，以及其个人的游历和观察，对这些地区的商业发展状况和机会、奴隶贸易状况等进行了叙述。
约翰斯顿则有《乌干达保护地》一书，对乌干达的地理条件、居民、历史、语言、动植物等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述。
上述由探险家、传教士、商人、殖民军人和官员等贡献的记录，或为公开出版的书籍，或可从公开渠道获得。
而在这些之外，还有众多藏于机构或个人处尚未公开者，往往需要去机构或个人所在的实地，从相关人士后人的收藏室、传教会等机构的档案室、英国以及部分非洲国家的各类图书馆和档案馆等处搜寻。
19世纪英国人非洲行记内容涉及非洲自然、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多方面，而其中最为丰富的是经济史资料，包含非洲相关地区的土地和物产、经济活动和生产技术、内部经济体系、对外经济关系等，此外还有一些直接明了的数据和图片资料。
在非洲行走或居留的英国人往往会记录所到或所在处的土地和物产。
克拉伯顿曾进入尼日尔河中游流域，称卡诺城外有耕种状况良好的种植玉米、小米、高粱、靛青、棉花等的土地。
奉命去东非调查农业投资可行性的一位专家则详细讲述了东非沿海的土壤、河流、已种植农产品和未来可种植农产品的情况，特别讲到桑给巴尔的丁香、椰子、芒果、纤维用棕榈、染料植物等已有物产，同时提议可发展种植纤维作物、可可、肉豆蔻、肉桂、甜椒、胡椒、生姜等。
利文斯顿到过濒卡拉哈里的茨瓦纳人地区，说茨瓦纳人居住的地方没有多少可供贸易的东西，除了皮毯（南部非洲的一种大张皮制品，常用作披肩、裹毯)外，只有象牙，以及一些兽皮、兽角和牛。
而在赞比西河流域行进时，利文斯顿却深为赞比西河谷地区的优良土地和丰富物产所吸引，他描述了赞比西河流域多处河谷地带的肥沃土地、非洲人的田园种植以及牛羊放牧，往西至安哥拉所见的葡萄牙人的咖啡和棉花，往东至莫桑比克所见的棉花和甘蔗，以及在一些地方看到的铁矿露头和煤矿露头等。
在赞比西河中上游地区，利文斯顿讲当地酋长可收取的贡品包括谷物、高粱、花生、铁锄、铁矛、蜂蜜、独木舟、木桨、木器皿、烟草、野果干、皮张、象牙等。
而在第二次由东海岸出发对赞比西河及其支流进行探查后，利文斯顿进一步明确了赞比西河中下游地区的土地条件和经济潜力。
他指出，东南非海岸有港口和从港口到内陆宜居、宜产高地的通道；赞比西河谷地带和临近河谷的高原地带土地肥沃，适合种植靛青、棉花、烟草、油料作物、甘蔗等，也可以养牛，还有量质俱佳的林木。
根据各地情况的不同，英国人会在非洲遭遇渔猎采集者、农业种植者、牲畜养殖者、手工业者、商人等多种人群，并记录他们各不相同的经济活动和生产技术。
在西非，帕克记录曼丁哥人的纺棉、织布、染布和缝纫，并很具体地描述他们用的纺织工具、染布流程和缝纫工艺； 在东非沿海，伯顿记录桑给巴尔居民混合贝壳、石灰、海沙等做建筑材料；在东非内陆，格兰特记录非洲人制作树皮布和用脚踩、棒抽的方式为谷物脱粒； 在南部非洲，则有众多旅行者和居留者记录非洲人牧养牛群的情况，以及记录荷兰殖民者、英国移民、有色人的经济活动，特别是讲到这些人群相对于非洲其他人群的一些长处。
利文斯顿在刚果河流域以南的广大地区行走，可谓当时最见多识广者。
他记录布须曼人用一种毛虫制毒箭狩猎，奥卡万戈三角洲一带的叶伊人用一种强韧的麻制网打鱼，库鲁策人则用芦苇扎制小舟捕鱼，赞比西河中上游地区的科洛洛人用动物脑髓、奶或油鞣制松软如布的皮张， 东非内陆的尼扬姆维齐人用蚁丘做炉炼制铜锭，大湖地区的渔民使用以芦苇劈片制成的鱼罾捕鱼。
他还记录了赞比西河中下游地区颇为有效的传统农业技术：非洲人会挖洞引水，然后在洞地播种玉米，可在干旱的季节收获单株2~3个玉米棒、每棒约360粒的不错产量，还可在旱季产出豆类、南瓜等；他们还会以土覆草沤烧制作灰肥，然后在灰肥地播种，产量也比较高。
旅行者或居留者也会在自己的记录中呈现他们所见或所在的某个区域内部的经济格局，或诸族群间的经济关系。
在中西部非洲内陆，19世纪欧洲旅行者所见的主要是豪萨城邦、索科托国家、博尔努国家等成型的政治经济实体。
克拉伯顿讲述了豪萨城邦卡诺的主要商帮、商人和商业运行的情况，他还从从事跨越撒哈拉商道贸易的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到费赞、的黎波里和卡诺之间的贸易等相关情况。
而在索科托居留时，克拉伯顿从一些商人那里了解到廷巴克图的情况：廷巴克图所在的地区大体上由图阿雷格人控制，廷巴克图城的黄金来自阿散蒂、贡加和班巴拉，那里的商人以黄金从图阿雷格人手中换取盐，从来自非斯、加达麦斯和的黎波里等北非地区的商人那里换取布匹。
廷巴克图并不出产黄金，却以黄金为纽带缔造了一个大市场，来自北方和东方的商品与来自南方和西方的商品在这里实现交换。
在东非，沿海—内陆一线的商队和贸易网络最引人注目，斯皮克、伯顿、格兰特以及后来的斯坦利等对此多有描述。
从沿海到内陆，有阿拉伯人主导的商路和商队，还有波斯人、印度人等。
斯瓦希里人和尼扬姆维齐人有的做阿拉伯人的代理，但大部分还是为阿拉伯人商队打工———特别是做搬运工。
至于内陆地区的黑人，上层者供应奴隶，或坐收过路费、保护费，下层者则往往被买为奴。
他们在从沿海往内陆的一路上会遭遇多种人群：有由阿拉伯人或有阿拉伯血统的混血人、土耳其人等带领的商队，他们主要掠奴、猎象以及从事各种贸易；有黑人的商帮，比如尼扬姆维齐人商帮；有大大小小从事劫掠的流动武装；还有多个组织严密、力量强大的黑人酋邦或者王国，它们可以控制商路来征收贡礼、向商队提供商品和服务，有的还自己参与到商路贸易中去。
而斯皮克、伯顿这样的人也会成为商路和贸易的一分子，他们沿商路行进，通过贸易获得给养；他们会用珠子、棉布、铜丝之类的商品与沿途的人交换南瓜、小米、家畜、家禽等食物，或者在向王国或酋邦的统治者提供礼品后获取后者的“慷慨赠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