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拓展与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历史作为在近代中国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学术文化形式，在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史研究面临着如何深化、拓展和创新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左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开始形成并逐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占主导地位，形成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导的中国历史研究格局和更加健全、系统化的学科体系。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科建设更加完善、学术内涵日益充实的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历史的社会功能，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提供理论支撑和历史解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当务之急。进一步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百年的发展历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导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体系，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主要方向。

社会性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话语的核心理论问题

社会性质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面临的首要实际问题，也是理论的核心问题。对中国古代历史不同时期社会性的判断和对近代史"两半"理论的确定，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系统地解读中国古代和近代史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实践中提出和展示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同阶段，从学术上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改革开放后，"无奴论"在中国古代历史阶段重新出现，"新理论"在中国古代历史时期出现，对"封建主义"真正问题的论述一度非常激烈，其核心问题仍然指向社会本质。"奴隶制论"更倾向于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的特殊性出发进行论证，一些学者结合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材料，论证中国古代社会的形成模式和发展特点，反思如何打破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中存在的公式化问题。虽然有学者以极端的观点讨论这些问题，但"无奴理论"却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有学者对"无奴理论"的回应是，马克思提出了亚洲的四种生产方式，即历史上的古代生产方式、封建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而社会经济变革理论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唯物主义历史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奴隶社会不一定是奴隶人口的大多数，但以奴隶制为主导的生产方式作为中国古代奴隶制的基本特征是家庭奴隶制全面发展的重要特征，我国历史上存在一个发展奴隶制的阶段。虽然很难说是哪一种认识获得了"共识"，但对奴隶制社会本质的讨论促使学者们探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社会形态学的理论内涵，推动唯物主义历史观与中国历史观相结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研究。

对"封建主义"真正问题的讨论，直接关系到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本质的分析。有学者认为，"封建"一词在"封建社会"中使用的含义并不古老，名称错位，导致秦汉之后出现"泛封建观"，是"封建主义"的误用。其他学者认为，自近代以来，使用许多概念不能对应的情况并不少见，使用古代和现代进化论的概念有其合理性，历史研究不应片面地坚持古代意义而否定现在的意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并没有偏离社会形态理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点的原意， 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创新成果。与"无奴论"和"奴理论"更多的是从历史事实来考察"奴隶社会"的存在，在中国古代的研究特点是不一样的，"封建"一词从历史的概念层面出发，而是较少关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的真实领域，而是客观地遵循"封建"的名称和责任"封建社会"是否存在真正的怀疑。

总之，"无奴论"只是否定了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的存在，试图从中国历史更具特色的宗族、父权制、个人依恋、土地制度、政权形式等历史事实中总结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特征，认为中国古代也可以成为直接进入封建社会的"特例"。这一理论并没有超越唯物主义历史社会形态学的总体理论框架。相对而言，以"封建主义"之名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折磨和质疑所带来的影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中国古代史的上演问题上，可能更值得关注。究其原因，是跨越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构成了中国古代马克思主义史的叙事主体，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会延长，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问题也就由此而来。同时，中国现代社会的性质被确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理论基础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性质密切相关，这种社会社会以前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社会形态理论基础上的，如果否定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封建社会阶段， 它将打断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社会形态的社会本质的叙事链条。

还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古代历史的分期，存在着一个持久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古史的分期问题不能长期解决呢？这种历史理论或研究模式本身有问题吗？其实，这类问题本身就带有明显的非人文色彩。在国内外古今学术史上，有多种不同影响的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旨在总结历史发展动机，总结历史变迁规律，构建文明格局，展望历史发展的未来。作为人文科学基本属性的历史，寻求可以解决所有历史问题或像自然科学那样得出"科学定律"的结论，是与历史相悖的。

中国现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所作的理论建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创造。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学者对"两半"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主义分别是指国家地位和社会经济形态，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发展并继续向殖民地发展的过程是"沉沦"的过程，从封建社会向半封建社会过渡和向资本主义演进的过程是"向上发展"的趋势。 这不应该并排折衷或混淆。这种认识也成为现代史研究领域"革命历史范式"与"现代范式"斗争的原因之一。"两半"理论的本质点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半殖民化、半封建化是中国衰落的根本原因，相应的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是现代中国崛起进程的主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现代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整个概念。只有建立在"两半"理论和完成反帝反封建主义历史任务的基础上，才能把中国近代史的叙事与"革命史"和"现代化"两种范式结合起来，对中国近代史作出更全面的解读，这应该是近年来更多学者经过研究和讨论后形成的共识。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正确认识中国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基础上，确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方针和政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虽然由于形势的变化，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不一定像单线推理那样直接，但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事实应该是检验唯物主义历史理论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适应性"的重要砝码。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中对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社会本质的研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逐步客观评估和研究视野拓展

自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本质的辩论、关于社会史的辩论和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从形成到发展，再到在中国历史上的主导地位，已经走过了近百年，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它见证了许多历史趋势和流派。20世纪90年代以后，20世纪中国学术史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但有一段时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在关注度和成就数量上都低于非马克思主义史。与郭沫若、范文兰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实力和评价相比，与胡石、傅欣、陈玉科等史学家的研究力度和评价相比，差异明显。近年来，这种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显然受到更多学者的重视，在深入探索材料的基础上，探讨了不同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的发展趋势，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思想和社会影响进行了更全面的研究和评价，结果大大增加。数量的积累必然导致对质量的新要求，而关注度的提高将带来对问题的更多维度意识。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是在展示中国革命道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掌握思想文化领域历史话语等多重现实需要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探索中国历史中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本质，以明确中国革命的现实目的，构建唯物主义历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研究模式，以显示对中国历史宏大叙事的学术追求，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从建立之初就具有双重特征，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与中华民国其他历史学派的主要区别。由于其多重特点，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的评价是分歧的。研究历史资料与理论、学术与现实的相互作用，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不应只突出其实际需要，削弱其学术内涵，也不应只注重其学术分量而忽视其现实目的。

研究有两种倾向：一是用所谓"学术独立"的单一标准看马克思主义历史，突出其现实功能，无视马克思主义史的内在学术逻辑，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课题批评为"假问题"和"伪问题";二是用所谓"学术独立"的单一标准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历史，突出其现实功能，无视马克思主义史的内在学术逻辑，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课题批评为"假问题"和"伪问题";第二，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内在逻辑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历史，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课题批评为"假问题"和"伪问题";第二，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一些重要课题为"假问题"和"伪问题"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历史。有意或无意地避免了这种方式对历史本身的负面影响，并接受了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中的问题和缺点的学术批评。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后，历史界有重视历史资料检验、弱化宏大叙事的倾向，辅之以清末时期实证史研究的肯定，"历史就是历史资料"等概念，评价体系更倾向于具体研究和历史证据， 马克思主义历史不断被边缘化。这两种现象都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在中国的正常发展和评价。

事实上，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前提下，受制于不同的现实氛围或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经常总结经验教训，自我调整。比如社会史辩论中出现的公式化倾向，即被贺干志、绯伯赞等学者及时总结，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影射历史倾向，在1950年代受到郭沫若、范文兰等学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新中国成立后，对马克思主义史领域一系列重要历史理论问题的热烈讨论，实际上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主导的新条件下，过去出现或积累的理论与历史相结合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大规模讨论和纠正。 客观地达到丰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术内涵的实际效果。

近年来，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加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促使研究者进行更深入的思考。过去，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更多的是关于历史著作，忽视了史学家著作背后的各种研究动机和现实背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研究开始改变文本的单一定性模式，将文本呈现与时代背景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历史中的历史资料与理论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家根本不重视历史资料的偏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纠正，探索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何处理历史资料与理论的关系，已成为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但是，如果不离开不同时期的政治背景，只从学术层面研究问题，就不可能清楚地阐述这个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需要从历史资料、理论和时代三个维度上考虑。

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组而言，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点讨论社会历史辩论前后的中国历史问题的人员背景比较复杂，一些非中共学者理论素养较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历史的介绍、翻译和研究，不应完全排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外。从李大昭到郭沫若，从马克思主义史家"五老"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广大史学家再到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代际谱系及其前后的学术观点，也需要认真对待。过去，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史家塑造成一个观点和立场完全相同的学术团体，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史家们对许多学术问题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有过许多激烈的辩论，对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中不同学术观点的形成和争议，将有很大的帮助。对社会历史发展、社会经济、土地制度、萌芽资本主义、农民战争、阶级分析、历史主义与思想史、朱子研究等研究领域、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中，应归纳和评价，如何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的现有研究成果融入到问题意识和研究话语中去 已开发或更新。

构建中国历史"三个体系"

中国特色历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是以中国历史百年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为基础，成为中国历史界的共识。中国历史"三个体系"的建设，当然需要借鉴中国传统历史积累的要素，同时也要积极借鉴国外的历史理论和研究方法，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是构建中国历史"三个体系"最重要的学术资源。一方面，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发展起来，形成了初步的研究体系和基础学科的规模，新中国成立后，占统治地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和突出的学术创造力，证明了它有能力承担中国历史的历史责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展创新。

中国现存的史学科体系，无论是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级学科，还是通史、破历史、特史等分支历史学科，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史之后不断被主流丰富或创造出来的。继续完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科体系，探索新文科建设道路，应该是构建中国历史学科体系的主要思路。学科体系是学术体系的支撑，学术体系的形成需要历史理论和历史理论的支撑，中国特色历史理论是中国历史学术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中国历史学术体系的建设离不开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导下的理论创新。同时，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探索理论与历史现实、成就和经验相结合的过程，是构建中国历史学术体系的主要资源。话语体系是中国历史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展示体系，是中国特色历史的有效体现，涵盖了中国历史掌握学术话语权，展示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学术前沿和学术特色，传播历史知识，普及历史教育等功能，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话语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的主导地位更为突出。 其意义更加突出。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理论与历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 作者：张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