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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虎电影具有犀利、叛逆的风格化特征，不少研究者将其电影归为后现代主义电影。
不否认管虎电影当中存在着迥异于传统现代主义的叙事方式，以及多元化的影像风格，但这些看似颠覆的“解构”表征。
其实只是管虎电影表达审美现代性反思、批判等核心主题的手段而已，究其根本“建构”才是其电影作品的真实落点。
因此分析管虎电影的艺术表征，实则是分析导演管虎是如何通过一种风格化的追求达到意义上的自然表达。
个性化的叙事方式
作为中国第六代电影导演，管虎的电影作品既有同代的叙事风格，又不失艺术个性。
不因循的秉性促使“学院派”管虎的电影创作呈现出既反骨叛逆，又遵循标准化规则的叙事风格。对于叙事空间的构建与叙事视角的设置都有别于他人，具有自己的风格。
一、叙事时空的封闭性与流动性
电影作为一种叙事艺术，故事总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何讲好故事更是电影导演表达文化追求的重要任务之一，而对叙事方式的选择显然能够体现出导演的艺术创作倾向。
对于叙事空间的设置，管虎与其他第六代导演一样倾向于“多维表意性空间”，即“在电影中通过声音、色彩、画面、构图、光线等符码化的视觉符号呈现出具有象征性、隐喻性的风格化表意视听空间（朱琳，2015）”。
与乐于设置大场景的导演相比，管虎导演则刻意地设置一个假定性的情境，这种相对封闭的叙事空间为管虎导演提供了更加自由可控的发挥空间，避免了大而空洞的叙事弊端。
正因如此，《西施眼》中三个不同年龄阶段女人在那个江南小镇演绎着各自的人生故事，《斗牛》中牛二奔走于堡垒村为观众讲述关于承诺、人性的故事。
《杀生》中生活在旧中国西南小村子里的牛结实以十足的生命力质问何为真相，《厨子戏子痞子》更是在“日本料理店”上演着另类抗日的爱国故事。
可以说，封闭性的叙事空间为管虎电影故事提供了自由的舞台，所有的嬉闹怒骂、悲欢离合都在导演圈定的范围中上演着。
此外，管虎电影叙事空间的封闭性还体现在个体与周边环境的分离之中。
当然完全封闭的叙事空间自有其弊端，难免会给观众带来刻意、做作的感受。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管虎选取了跳脱甚至离奇的非线性叙事方式，极大地扩展了叙事空间。
管虎电影的非线性叙事集中体现在叙事时间的设置上，采用杂合交叉、本末倒置的叙事时间既使整个故事更加精彩，又增强了电影的可观性。
叙事时空的封闭性与流动性，一静一动构成了管虎电影鲜明的叙事风格，同时也为管虎关注人本身的生存状态，进行审美现代性反思提供了可能与条件。
二、叙事视角的多维性
对叙事视角的选取往往意味着电影创作者的真实诉求，如选取客观化的叙事视角便可看作创作者要充当上帝的角色，将已知的一切讲给“无知”的观众。
管虎电影的叙事视角拒绝单调，呈现出多维性的特点，这样设置使叙事更贴近故事真相，也为观众“读故事”提供了不同的角度。
如在《谁动了我的幸福》中，透过失忆男主角牛飞与他未出世儿子嘟嘟两个人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关于爱与初心的故事。
管虎在这部电影中运用了牛飞和嘟嘟两个截然不同的视角讲述同一个故事。
在牛飞的视角中，他在车祸后陷入梦境，梦境中他不再是事业成功的经纪人，日常生活使得他每天都要面对一大堆糟心的事儿，淘便宜的商品、买特价的死虾，他发了疯似的想回到自己原来生活的世界。
当然叙事视角的多维性不仅仅是为了丰富情节，更是为了增强叙事的真实性，让观众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解读故事。
管虎导演在尽其所能客观地为观众讲述不同视角下发生的同一个故事，而不单方面告知观众他所理解的真相。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观者的主观能动性在管虎的电影世界中被最大程度地得到尊重、解放。
混杂化的影像风格：客观纪实与抽象表现
管虎电影一直因鲜明的影像风格被观众和研究者所关注，在管虎的电影世界中影像风格是跟着故事走的，不同的故事须要不同风格，是以也就不存在一种风格吃天下的现象。
与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倾向于造型美学的影像风格不同的是，第六代导演更乐于以纪实风格呈现庸常生活的状态和普通人的心路历程。
管虎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第六代导演，在于他的电影作品不是由单一风格一以贯之的，而是具有混杂化的特征。
一、平民化的纪实风格
从视听语言角度，《上车，走吧！》《头发乱了》《谁偷了我的幸福》《老炮儿》中的影调、人物造型、音乐等都极尽贴近寻常普通的日常生活原貌。
就内容而言，管虎电影常以较为写实的手法去表现他自身所熟悉的人和事，在影片中故意避免使用第五代导演电影中常用的象征符号。
在《上车，走吧！》《头发乱了》《老炮儿》中讲述的北京胡同故事情节与管虎的个人经历何其相似，这三部电影几乎是平铺直叙的，呈现出自然主义的风格特征。
《上车，走吧！》讲述的是两个山东小伙儿来北京闯荡受挫的故事，二人颜值欠佳，又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
也正由于他们的平凡才能引发更多观众的情感共鸣，在电影人物身上找寻到自身的影子。
管虎电影在对个体生存状态的表达方面，极力地削弱了表现主义的痕迹，对第五代导演钟爱的宏大历史叙事、寓言化书写采取疏离的姿态，力图真实记录个体的生存体验，呈现出“平民化”的纪实风格。
二、意识银幕化的抽象表现
管虎电影对人物心理的刻画深受法国新浪潮“意识银幕化”影响，不再将“物”抬至高于人的地位，而是注重刻画现代人的心理状态与情绪，以“意识银幕化”代替“画面抽象化”。
管虎电影富有人生哲理，乐于探讨人物主观心理，并将抽象化的心理活动通过音乐、色彩、镜头运动等视听语言转化为一种情绪化的“具象”，观众在这种情绪的营造中能够无限接近影片人物的精神世界。
如《杀生》中村民互相勾结谋杀牛结实的“暗号”——系着红绳的铃铛，这一符号化道具将抽象化的群氓心理转化成可视可听的实物。
《斗牛》中闫妮饰演的九儿穿着红衣，与众多穿着深色、暗淡颜色衣服的村民相比显得与众不同，同时大胆泼辣的语言也使得九儿渴望个性解放的心理鲜活地呈现在银幕当中。
同时，管虎电影始终高扬导演的主体创作精神，能够看出管虎要以电影的艺术形式重新解读社会现实生活，并借此来剖析人性。
管虎很少接现成的戏，也不允许剧本拿来就那么拍，在大多数电影作品中管虎身兼导演、编剧二职也可看出其强势的创作精神。
管虎电影“平民化”客观纪实的朴素风格体现为一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而“意识银幕化”的抽象表现风格是管虎对电影不灭的艺术追求。
客观纪实与抽象表现风格互融共生，形成了一种混杂化的影像风格。
戏谑化影像语言与严肃问题
管虎电影常会出现具有喜剧效果的戏谑化影像语言，如夸张的人物造型、暗含深意的人物对话、具有反讽意味的细节处理等等。
而这样充满游戏感的影像语言，却是为讨论人性、战争、善恶等严肃问题服务的。
管虎电影用狂欢、讥笑、嘲讽等方式批判压抑人类自由的强权、固化的秩序，使愚昧、虚伪和丑陋无所遁形，惹人发笑的同时也引人反思。
一、黑色幽默的滑稽形式
黑色幽默是一种用喜剧形式表现悲剧内容的艺术手法，此中“黑色”象征着死亡、滑稽的社会现实，而“幽默”代表一种对现实的嘲讽立场。
黑色幽默是管虎电影的一大特色，《斗牛》《杀生》《厨子戏子痞子》等作品表面上诙谐幽默，而在骨子里却满是对现实的严肃反思。
电影在“反英雄”的人物设置以及细节处理上，都体现出一种笑中有泪的幽默感。通过滑稽形式思考严肃问题所造成的戏剧性反差，明确了管虎电影绝非肤浅闹剧的真相。
《斗牛》中牛二发现日本伤兵，想杀死他给全村人报仇，但从没有碰过枪支的牛二误将自己的腿打伤。
枪响后日本伤兵恐惧地蜷缩在地上，而牛二经过一阵迟疑后竟发现子弹打伤了自己的腿。这一幕对于严肃的复仇场景而言无疑是滑稽的，甚至具有引人发笑的喜剧效果，但“人与人彼此杀害”的社会现实使得这种笑变得苦涩。
作为一种审美范畴，滑稽包含丑的因素。
《厨子戏子痞子》中将“丑”的滑稽形式表现得更为突出，四位爱国人士在日本料理店这个舞台上为了达成救国救民的重任伪装成滑稽、荒诞的喜感人物，上演着一幕幕看似可笑实则正义的另类爱国故事，改变了以往爱国题材电影一本正经的严肃态度。
如刘烨饰演的厨子一出场就是娘娘腔的模样，满是汉奸作为，但实际上他是能破译解药配方的语言专家和医学专家；
老板娘妆容夸张、行为低能，像个痴傻的怪婆子，但实际上长于破译密码、是有着极强记忆力的情报专家；
二、戏谑背后的悲凉情境
在管虎电影中，戏谑化的影像语言绝不是为了单纯地博人一笑，或为了吸引观众眼球以赚取票房。
管虎电影中的戏谑化元素都承载着沉重的文化赋予责任，从而表征出一种笑中有泪的悲凉感。
影片《杀生》，在医生探寻牛结实死亡真相的过程中当故事被重写，真相使牛结实这个遭全村人厌弃的形象变得美好起来。
他的种种行为更像是在用另类的方式挑战既定规范的制约。片中更为荒诞、讽刺的是在高悬“厚德载物”牌匾下，长寿镇的村民却在与牛医生谋划杀牛结实的计划。
这样强烈的反差对比表达出管虎电影对人心不古、优秀品质无以为继现象的批判。喜剧的本质是痛苦的。
当牛结实的乖张、与众不同引起了群氓的打压，村民们开始谋划着让牛结实彻底消失，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牛结实最终被迫接受了“自己已死”的事实。
正是这种群氓的排异态度，让牛结实在放弃了生存的权利（肉身已死）之后，又放弃了对反抗精神（心灵已死）的坚守。
在抗战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厨子戏子痞子》表现的是三位造型、行为都夸张、滑稽的“反英雄”人物却是为了得到虎烈拉病毒疫苗，解救人民。
就日本士兵看到的表层故事而言，厨子、戏子、痞子以及老板娘尽是唯利是图的小人嘴脸，但实际他们所做却是伟大的爱国事迹，与他们表面的疯癫形象反差巨大。
正是这种“反英雄”的形象特征，使管虎电影中的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离经叛道的酒神精神，敢于颠覆规则，蔑视权威，从反面批判、嘲讽了荒诞、滑稽的社会现实。
基于对戏谑与严肃的平衡把控，管虎成功地创作出了那样一部另类书写的爱国主义电影。
管虎电影在滑稽形式下讨论严肃问题的特点与塞尔维亚导演库斯图斯卡的喜剧精神相似。在库斯图里卡的电影《黑猫白猫》中，饿得吃废汽车的黑母猪，拉倒厕所木板的山羊，为钱不惜牺牲儿子爱情的马特高……整部电影又吵又闹，俨然一部不着边际的无厘头电影。
但同管虎电影一样，在荒诞的滑稽形式下，导演讨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自由的不可侵犯性以及历史背景下人的生存状态等严肃话题。
可以说，戏谑化的影像语言为管虎讨论严肃问题（如历史、人性、生命力、自由等）提供了另类的言说方式，呈现出鲜明的喜剧精神。
如《杀生》中牛结实管虎用讥笑、嘲讽来批判人们对感性的压抑和对僵死秩序的愚守行为，对宗教禁忌、等级制度勇敢说不；
具有戏谑化影像语言的管虎电影中，一切虚假、丑陋原形毕露，令人发笑，也令人深思。
导演管虎精妙的叙事安排以及纷呈的影像表达无疑成就了影片中精彩的故事，但这些故事并不是只图热闹哗众的杂耍，其中更承载着深刻的人文思考。
倚仗富有特色的艺术表征，管虎电影才有了讲好故事之外，聊些引人反思之事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