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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学制度始创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发展至赵宋，古代太学达到鼎盛时期，创新了三舍法、舍选制等一系列管理和选拔制度。
皇帝的教育政策、臣僚的教育思想以及学官的教育实践，都对太学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过程中，历朝执政重臣或其他诸臣，在兴学改革的浪潮中参与到太学发展的诸项事务中，创作了大量的太学文。
臣僚制诰文
历任知制诰或中书舍人，编撰太学学官之任免事宜文书，太学制诰文由此而生。一般来说，制诰文篇幅短小，具有较固定的写作范式。
关于太学学官任免的制诰文，通常会先述学校教育的重要性，继论学官的职责所在，再论欲授官某人的品性特征，最终寄予兴学希望。虽是常规制文，但其中饱含丰富的太学思想内容，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
就太学制诰文的思想内容而言，首先，其文多有对某学官的真实评价和恪守学官职责的殷切希望。
制诰文中对学官的评价，或有夸赞之嫌，但一些评论也为推心之语。欧阳修就曾在制诰文中评价孙复与梅尧臣，这也是研究欧阳修评论他人的一个视角。
汪藻亦言：“朕惟国家之治乱，未有不由庠序之废兴者也。故古之贤君，有投戈讲艺、息马论道者，岂尝一日忘学哉？”
有关“学”与“治”的论述，欧阳修就赞同古为今用，“夫学，所以为治也”“故教人之法，必该于古今，以博其识，而成其业焉……取古之有以宜于今者而养成之，则功利广矣”（《蕲州广济县令充国子监直讲邵必可大理寺丞制》）。
制诰文中太学与科举之关系论述，多集中于选拔善于应考者为学官，以便引训诸生得中科举。刘克庄曾在制文中希望学官能在“课试之外者”教导学生。
这在刘克庄的其他制文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对策第二”“科目之高”“纸价为贵”等，都是看中学官的应举能力。
太学内部的士风情形，也是制诰文所关注的对象。这一点在苏辙制文中甚为突出。从其留存不多的太学制文可见，他对于太学生的学习现状有诸多不满之处。
太学课程罢废《春秋》，苏辙认为：“《春秋》之废，于今二十年矣。讲者不以为师，而学者不以为弟子。孔氏之遗书而陵迟至是，朕其闵之。尔能讲诵其说，遭弃而不废，盖将有见于此”（《刘绚太学博士告词》）。
太学生并未博治诸书，亦不能经世致用。太学内部文体文风之流荡更是引起苏辙的异议，“天下之士，视成均之所趋向，以为风俗。朕方患其学术之杂驳，而文体之流荡，思得知本务实之士，相与正之”（《阎木太学博士叶涛正告词》）。
由上可见，太学制诰文中包含着丰富的太学思想内容，而某些制诰文，本身就是一篇短小优美的文学作品。
有些制诰文主打感情牌，作者以真情实意的撰写态度来感动学官。而苏轼之太学制文，也多有不落俗套者。
如《处士王临试太学录制》：“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朕初不汝知也，而光论汝可用，其试之太学，汝勉之矣。朕既因光以知汝，亦将考汝所为而观光焉”，言语之间，颇显新意。
臣僚幸学文
一旦皇帝有幸学之举，朝廷诸臣、太学师生往往献诗赋颂表，歌咏幸学功绩，唱和幸学之赋表颂文由此而生。幸学前，师生常有临幸之请。
宣和四年二月，国子祭酒韦寿隆有《乞临幸太学奏》：“太学录林致用等劄子，有司崇饰先圣庙貌，轮奂一新，仰愿銮舆临幸”。是年三月，徽宗视学后有《幸太学赐韦寿隆、梁师成等诏》，以示嘉赏。
幸学文的重要部分是朝臣诸士所作贺表及颂赋。有皇帝幸学，就会有诸臣上献表、赋事，且为数不少，只是这些赋表大都已经佚失。
如刘锴献《幸太学颂》受真宗嘉赏而命直史馆，元祐时朱京《幸太学颂》“或擿其语有及先朝者”，惜其文皆已佚。从现存幸学文来看，其内容紧紧围绕“贺”“颂”而言，多为歌功颂德的“恭惟”之词，间或有个人对于太学发展、幸学重学的诸种看法。
而其华丽工巧的辞藻、以四六句式为主的语言形式也让贺文显得尤为典雅厚重。幸学表如石愗《贺车驾幸太学表》、李復《贺幸太学辟雍表》、史尧弼《代张观察贺皇帝幸学表》等。
其中，苏轼《贺驾幸太学表》两篇是代表之作。苏轼上贺表，缘于元祐六年十月十五日哲宗幸学事，当时苏轼并未跟从去太学，乃幸学过后所作。二文一献皇帝，一献太皇太后。
一些贺表一味停留在对于学校乃“儒冠云集”之地、“太学传圣主之业”的称颂上，苏文更深一层，认为重视“学校”“经术”仅为手段，其最终目的是得士、爱民。
除幸学表之外，幸学赋中，有文彦博《圣驾幸太学赋并序》值得一论。其文序中以“皇帝乃备法驾，幸于太学，诏诸儒博士，讲论前典，亲临听焉”述作文之因。
最终在激昂盛赞之语中作结，“夫然，则三代之风必能缓步而越矣，两汉之盛岂可并日而论之。伟乎！轨迹夷易，文物葳蕤，信千载而一时”。由此赋表达内容及具体程式，亦可想见大部分幸学赋的写作情形。
臣僚奏疏文
围绕太学、学官及太学生等涉及太学内部的诸多事宜，臣僚作有大量的奏疏文章。通过奏疏文的方式，臣僚与太学发展产生密切关联，影响亦渗透于太学内部。
关于太学学官的选任，臣僚意见较统一，即选取躬蹈儒训、勤晓政经的“名师”掌教太学。朱光庭《乞择名师主太学奏》（元祐元年）道出众人心声，“今上庠与州郡学校虽名为兴贤，而无养人材之实，所以然者，盖无名师之故也”。
当是时，天下学者翕然向风，所以成就人才为多，至今未见其继者。岂国家之大，四海之广无其人？患在不求之也，胡瑗正是臣僚建议择名师之典型。
在北宋重建太学的仁宗时期，择求名师受到重视。求得名师的一种重要途径就是臣僚奏疏荐举，对此，皇帝持鼓励态度甚或强令举荐。
上引朱文《乞择名师主太学奏》呈上后，哲宗于同月下举学官诏：“尚书侍郎、学士、待制及两省御史以上、国子司业，各限一月内举经明行修、堪充内外学官者二员”，而胡瑗正是在仁宗求贤若渴、臣僚屡次举荐之下任职太学的。
范仲淹主持庆历兴学，又首荐胡瑗入太学。他在《奏为荐胡瑗李觏充学官》开篇就言“臣之至忠，莫先于举士；君之盛德，莫大于求贤”，继而荐举胡瑗：“臣窃见前密州观察推官胡瑗，志穷坟典，力行礼义。”
后来胡瑗任国子监直讲数年，改充天章阁侍讲之际，欧阳修又作有《举留胡瑗管勾太学状》一文，对胡瑗的教育成就甚为赞许，并乞其仍留太学，以宏大学业。
欧阳修笔下，胡瑗任职太学的重要性几乎达到“与太学共存亡”的地步。作为有着重要影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欧阳修先后多次上呈荐举学官之文，一直为太学求得“名师”而默默努力。
吕文对王氏新学受到不公正待遇表达不满，"方安石之用事，其书立于学官，布于天下，则肤浅之士，莫不推尊信向，以为介于孔、孟。及其去位而死，则遂从之而诋毁，以为无足可考"。
盖未尝闻道，而烛理不明故也。隐亦能诵记安石《新义》，推尊而信向之久之。一旦闻朝廷欲议科举，以救学者浮薄不根之弊，则讽谕其太学诸生，凡程试文字，不可复从王氏新说，或引用者，类多黜降。
纵向联结四十年间王氏新学在太学内部辗转沉浮的不同命运，可以反窥政治、党争的残酷变化及其重大影响。
关于太学制度建设及其发展，臣僚之论述始终贯穿于两宋不同历史时期。尚在太宗至道三年（997），孙何《上真宗请申明太学》就说：“必见推于太学，方获誉于公朝。从古至今，斯道不易。东汉则诸生三万，李唐则学生八千。上所拣求，必由此出”。
可惜孙何请求重视太学的建议并未获准。宋初以来，臣僚对于学校教育多有谏言，直至仁宗庆历四年方重建太学。
宋室南渡后，国子监包括太学一时皆废置，黄龟年于绍兴三年上奏文请即驻跸所在置国子监奏，随即高宗下诏从之，以随驾学生三十六人为监生，置博士二员。可见，南北宋太学的重建也与臣僚的一再建言有关。
臣僚所论，涉及范围甚广，太学制度设置、讲授课程、考核标准皆在其中。这既有个人意见的献策，如刘挚《乞重修太学条制疏》（元祐元年五月）《乞命学官修定太学条制劄子》（元祐元年十月）等。
也有不同意见的论辩，如御史知杂事邓绾《议修广太学疏》（熙宁四年）言太学未尝营建，只有逼窄湫陋的廊屋数十间，乞修广之，而毕仲游《学校议》认为“欲丽师堂，广生舍，众徒弟以为盛，其去道愈远”，反对仅注重太学表面的丽而盛。
至于诗赋与经义之争，既是社会科场的争议重心，也是太学内部课程考核的焦点之争。关于太学生，臣僚奏疏文所论内容亦涉及甚广。
因在北宋末至南宋时期，太学生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伏阙上书弹劾大臣，爱国情怀无所畏惧。对此，朝臣的态度也分为两派，或赞或贬，各有立场。
迥异的态度，可能出于朝臣站在不同角度的见解，更可能与党派之争、政治利用等有关。
综上，通过对臣僚制诰文、幸学文与奏疏文的重点论述，意在考察宋代臣僚书写太学文的主要面貌与其独有特征。
留存至今的宋代太学文，不仅涵盖诸多文学价值甚高的作品，而且也是考论太学生活颇具文献价值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