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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學制度始創于漢武帝元朔五年，發展至趙宋，古代太學達到鼎盛時期，創新了三舍法、舍選制等一系列管理和選拔制度。
皇帝的教育政策、臣僚的教育思想以及學官的教育實踐，都對太學教育産生了重要影響。在此過程中，曆朝執政重臣或其他諸臣，在興學改革的浪潮中參與到太學發展的諸項事務中，創作了大量的太學文。
臣僚制诰文
曆任知制诰或中書舍人，編撰太學學官之任免事宜文書，太學制诰文由此而生。一般來說，制诰文篇幅短小，具有較固定的寫作範式。
關于太學學官任免的制诰文，通常會先述學校教育的重要性，繼論學官的職責所在，再論欲授官某人的品性特征，最終寄予興學希望。雖是正常制文，但其中飽含豐富的太學思想内容，具有一定的文學色彩。
就太學制诰文的思想内容而言，首先，其文多有對某學官的真實評價和恪守學官職責的殷切希望。
制诰文中對學官的評價，或有誇贊之嫌，但一些評論也為推心之語。歐陽修就曾在制诰文中評價孫複與梅堯臣，這也是研究歐陽修評論他人的一個視角。
汪藻亦言：“朕惟國家之治亂，未有不由庠序之廢興者也。故古之賢君，有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者，豈嘗一日忘學哉？”
有關“學”與“治”的論述，歐陽修就贊同古為今用，“夫學，是以為治也”“故教人之法，必該于古今，以博其識，而成其業焉……取古之有以宜于今者而養成之，則功利廣矣”（《蕲州廣濟縣令充國子監直講邵必可大理寺丞制》）。
制诰文中太學與科舉之關系論述，多集中于選拔善于應考者為學官，以便引訓諸生得中科舉。劉克莊曾在制文中希望學官能在“課試之外者”教導學生。
這在劉克莊的其他制文中表現得更為明顯， “對策第二”“科目之高”“紙價為貴”等，都是看中學官的應舉能力。
太學内部的士風情形，也是制诰文所關注的對象。這一點在蘇轍制文中甚為突出。從其留存不多的太學制文可見，他對于太學生的學習現狀有諸多不滿之處。
太學課程罷廢《春秋》，蘇轍認為：“《春秋》之廢，于今二十年矣。講者不以為師，而學者不以為弟子。孔氏之遺書而陵遲至是，朕其闵之。爾能講誦其說，遭棄而不廢，蓋将有見于此”（《劉絢太學博士告詞》）。
太學生并未博治諸書，亦不能經世緻用。太學内部文體文風之流蕩更是引起蘇轍的異議，“天下之士，視成均之所趨向，以為風俗。朕方患其學術之雜駁，而文體之流蕩，思得知本務實之士，相與正之”（《閻木太學博士葉濤正告詞》）。
由上可見，太學制诰文中包含着豐富的太學思想内容，而某些制诰文，本身就是一篇短小優美的文學作品。
有些制诰文主打感情牌，作者以真情實意的撰寫态度來感動學官。而蘇轼之太學制文，也多有不落俗套者。
如《處士王臨試太學錄制》：“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朕初不汝知也，而光論汝可用，其試之太學，汝勉之矣。朕既因光以知汝，亦将考汝所為而觀光焉”，言語之間，頗顯新意。
臣僚幸學文
一旦皇帝有幸學之舉，朝廷諸臣、太學師生往往獻詩賦頌表，歌詠幸學功績，唱和幸學之賦表頌文由此而生。幸學前，師生常有臨幸之請。
宣和四年二月，國子祭酒韋壽隆有《乞臨幸太學奏》：“太學錄林緻用等劄子，有司崇飾先聖廟貌，輪奂一新，仰願銮輿臨幸”。是年三月，徽宗視學後有《幸太學賜韋壽隆、梁師成等诏》，以示嘉賞。
幸學文的重要部分是朝臣諸士所作賀表及頌賦。有皇帝幸學，就會有諸臣上獻表、賦事，且為數不少，隻是這些賦表大都已經佚失。
如劉锴獻《幸太學頌》受真宗嘉賞而命直史館，元祐時朱京《幸太學頌》“或擿其語有及先朝者”，惜其文皆已佚。從現存幸學文來看，其内容緊緊圍繞“賀”“頌”而言，多為歌功頌德的“恭惟”之詞，間或有個人對于太學發展、幸學重學的諸種看法。
而其華麗工巧的辭藻、以四六句式為主的語言形式也讓賀文顯得尤為典雅厚重。幸學表如石愗《賀車駕幸太學表》、李復《賀幸太學辟雍表》、史堯弼《代張觀察賀皇帝幸學表》等。
其中，蘇轼《賀駕幸太學表》兩篇是代表之作。蘇轼上賀表，緣于元祐六年十月十五日哲宗幸學事，當時蘇轼并未跟從去太學，乃幸學過後所作。二文一獻皇帝，一獻太皇太後。
一些賀表一味停留在對于學校乃“儒冠雲集”之地、“太學傳聖主之業”的稱頌上，蘇文更深一層，認為重視“學校”“經術”僅為手段，其最終目的是得士、愛民。
除幸學表之外，幸學賦中，有文彥博《聖駕幸太學賦并序》值得一論。其文序中以“皇帝乃備法駕，幸于太學，诏諸儒博士，講論前典，親臨聽焉”述作文之因。
最終在激昂盛贊之語中作結，“夫然，則三代之風必能緩步而越矣，兩漢之盛豈可并日而論之。偉乎！軌迹夷易，文物葳蕤，信千載而一時”。由此賦表達内容及具體程式，亦可想見大部分幸學賦的寫作情形。
臣僚奏疏文
圍繞太學、學官及太學生等涉及太學内部的諸多事宜，臣僚作有大量的奏疏文章。通過奏疏文的方式，臣僚與太學發展産生密切關聯，影響亦滲透于太學内部。
關于太學學官的選任，臣僚意見較統一，即選取躬蹈儒訓、勤曉政經的“名師”掌教太學。朱光庭《乞擇名師主太學奏》（元祐元年）道出衆人心聲，“今上庠與州郡學校雖名為興賢，而無養人材之實，是以然者，蓋無名師之故也”。
當是時，天下學者翕然向風，是以成就人才為多，至今未見其繼者。豈國家之大，四海之廣無其人？患在不求之也，胡瑗正是臣僚建議擇名師之典型。
在北宋重建太學的仁宗時期，擇求名師受到重視。求得名師的一種重要途徑就是臣僚奏疏薦舉，對此，皇帝持鼓勵态度甚或強令舉薦。
上引朱文《乞擇名師主太學奏》呈上後，哲宗于同月下舉學官诏：“尚書侍郎、學士、待制及兩省禦史以上、國子司業，各限一月内舉經明行修、堪充内外學官者二員”，而胡瑗正是在仁宗求賢若渴、臣僚屢次舉薦之下任職太學的。
範仲淹主持慶曆興學，又首薦胡瑗入太學。他在《奏為薦胡瑗李觏充學官》開篇就言“臣之至忠，莫先于舉士；君之盛德，莫大于求賢”，繼而薦舉胡瑗：“臣竊見前密州觀察推官胡瑗，志窮墳典，力行禮義。”
後來胡瑗任國子監直講數年，改充天章閣侍講之際，歐陽修又作有《舉留胡瑗管勾太學狀》一文，對胡瑗的教育成就甚為贊許，并乞其仍留太學，以宏大學業。
歐陽修筆下，胡瑗任職太學的重要性幾乎達到“與太學共存亡”的地步。作為有着重要影響的政治家和文學家，範仲淹、歐陽修先後多次上呈薦舉學官之文，一直為太學求得“名師”而默默努力。
呂文對王氏新學受到不公正待遇表達不滿，"方安石之用事，其書立于學官，布于天下，則膚淺之士，莫不推尊信向，以為介于孔、孟。及其去位而死，則遂從之而诋毀，以為無足可考"。
蓋未嘗聞道，而燭理不明故也。隐亦能誦記安石《新義》，推尊而信向之久之。一旦聞朝廷欲議科舉，以救學者浮薄不根之弊，則諷谕其太學諸生，凡程試文字，不可複從王氏新說，或引用者，類多黜降。
縱向聯結四十年間王氏新學在太學内部輾轉沉浮的不同命運，可以反窺政治、黨争的殘酷變化及其重大影響。
關于太學制度建設及其發展，臣僚之論述始終貫穿于兩宋不同曆史時期。尚在太宗至道三年（997），孫何《上真宗請申明太學》就說：“必見推于太學，方獲譽于公朝。從古至今，斯道不易。東漢則諸生三萬，李唐則學生八千。上所揀求，必由此出”。
可惜孫何請求重視太學的建議并未獲準。宋初以來，臣僚對于學校教育多有谏言，直至仁宗慶曆四年方重建太學。
宋室南渡後，國子監包括太學一時皆廢置，黃龜年于紹興三年上奏文請即駐跸所在置國子監奏，随即高宗下诏從之，以随駕學生三十六人為監生，置博士二員。可見，南北宋太學的重建也與臣僚的一再建言有關。
臣僚所論，涉及範圍甚廣，太學制度設定、講授課程、考核标準皆在其中。這既有個人意見的獻策，如劉摯《乞重修太學條制疏》（元祐元年五月）《乞命學官修定太學條制劄子》（元祐元年十月）等。
也有不同意見的論辯，如禦史知雜事鄧绾《議修廣太學疏》（熙甯四年）言太學未嘗營建，隻有逼窄湫陋的廊屋數十間，乞修廣之，而畢仲遊《學校議》認為“欲麗師堂，廣生舍，衆徒弟以為盛，其去道愈遠”，反對僅注重太學表面的麗而盛。
至于詩賦與經義之争，既是社會科場的争議重心，也是太學内部課程考核的焦點之争。關于太學生，臣僚奏疏文所論内容亦涉及甚廣。
因在北宋末至南宋時期，太學生成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伏阙上書彈劾大臣，愛國情懷無所畏懼。對此，朝臣的态度也分為兩派，或贊或貶，各有立場。
迥異的态度，可能出于朝臣站在不同角度的見解，更可能與黨派之争、政治利用等有關。
綜上，通過對臣僚制诰文、幸學文與奏疏文的重點論述，意在考察宋代臣僚書寫太學文的主要面貌與其獨有特征。
留存至今的宋代太學文，不僅涵蓋諸多文學價值甚高的作品，而且也是考論太學生活頗具文獻價值的曆史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