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错的世界是许多黑色电影中角色无法挣脱的环境。在好菜坞经典时期诸多黑色电影里，这个出了错的世界是工业化带来的城市扩张;在战后则是那个丧失信念的社会环境以及对战争恐惧心理的延展。
除美国这些战胜国家以外，战后的社会变化以及悲观情绪更体现在战败国家的电影中。黑泽明的《野良犬》聚焦的是日本战后的社会状况，却是一部在形式和内容上极为“黑色”的电影。
观众随着侦探这一角色的变体即一老一少的警察在寻枪办案的过程中，通过他们的视角展现的是战后日本的社会状况以及普通人的生活状况，那个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下产生的可怖世界。
而对于政治的恐惧则体现在《死吻》这部影片之中，影片上映的时间已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有十年之久，然而这 部影片却反映了了冷战时美国民众的受害者幻想以及核恐惧。
那个代表未知的、具有巨大危险的神秘物件是私人侦探麦克想要苦苦追寻想要揭秘的最终答案，也是贯穿全片引起观众注意的麦高芬。
而最后当一切似乎被揭晓，也就是那个代表危险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则宣告了世界的毁灭 (有意思的是，在反面人物打开盒子的室内空间中，墙壁上贴着的海报有着苏联宣传的绘画风格)。
此时，迷题的解开不仅没有使秩序得到重建，而是招致了更大的毁灭，世界不再存在安全的角落通过考察那些传统意义上的爱情电影，其情节的发展以及恋人们遇到的障码大多来自连接两人的情感之外的因素：阶级差异、外人的反对、命运的不公.....
但是即使是像《魂断蓝桥》一样极度低落结局的电影，其悲剧性最终也强化了爱情的纯洁和永固。
爱情至上论所产生的爱情片经久不衰，是永恒的人类情感和艺术主题。而在类型电影中动摇这一“永恒情感的”正是黑色电影中的男女感情。
黑色电影中的爱情像是传统爱情电影中的一个反面，用讽刺的姿态怀疑着爱情这一人类情感的真伪和可经考验的程度。
男女主角的情感本身就经受着欺骗、背叛以及人性的贪婪的考验，而且大多数时候以失败告终，或许有那么一两个时刻观众能从演员的动作台词以及表演中看出真情流露，但很快会被前期的累累罪恶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吞噬。
被认为是黑色电影开山之作的《马耳他之鹰》从一开始就贯彻了爱情终将失败这一主题，而且在人物设置上也确立了硬汉侦探和蛇蝎美女的程式化的人物设置。
影片开始第一场的对话就开始塑造亨弗菜·鲍嘉饰演的私家侦探斯佩德，在他漫不经心地卷着烟时，女秘书自作聪明地向他说:“有位伍德莉的女子找你，你一定会愿意见他，因为她是迷人的 (knockout)”。
随着剧情发展，当斯佩德的搭档阿切尔被杀后，影片这才揭露了斯佩德与阿切尔的妻子及其秘书都有染。
作为带有视点权力的男主角在道德上的巨大缺陷则从一开始就动摇了传统爱情片中真爱至上的固有观念。
虚伪的、带有欺骗和利用性的、以性欲为驱使的行为颠覆了爱情至上、婚姻忠诚等传统价值观。当斯佩德被伍德莉以更残酷的方式欺骗和利用后，已经陷入情网的斯佩德也只能显示出他那冷酷的一面将她送入监狱，爱情终于输给了贪婪驱使的欺骗行为和强装的冷漠外表。
伍德莉塑造的蛇蝎美女形象几乎被后来的所有黑色电影借鉴和效仿，以至于在后来的一系列黑色电影中，硬汉侦探被分化成在道德上更具缺陷以及在诱惑面前更加软弱的保险推销员和被理想化的体制内警察。
然而蛇蝎女性的角色却在四十年代以各种形式被搬上银幕，他们是:格洛丽亚·格雷厄姆、丽塔-海华斯、芭芭拉·斯坦威克......
弗里茨·朗的《血红街道》里，由琼·贝内特饰演的凯迪则将这形象推向一个极致的可怖形象，正如电影结尾处那个画像一样成为男人的梦魔。
在这里，真爱已经成了被嘲笑的对象，凯迪和她所代表的男性的欲望对象则操纵了一切的情感关系。
威廉·鲁尔在《黑色电影-银幕恶之花》中说明了这种男女性别的颠覆，并指出黑色电影的核心是“颓废的男性主意与欲望的毁灭” 而这一切则与当时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上升有关。
一方面，在 19 世纪初的美国，女性通过获得投票权，引发了许多男性的抵制，传统男强女弱的社会格局开始发生转化，女性逐渐摆脱从属于男性的位置，使男性有了受威胁感;
另一方面，二战结束后，当服兵役的男性回家后，他们发现在战时的女性早已从家庭进入社会，占据了他们工作的岗位，获得了经济与社会身份上的独立。当政府反过来鼓励女性重新回到家庭中时，引发了男女双方强烈的性别对抗，而女性能够胜任男性在社会上的各类工作。
这一事实也刺破了男性“天生的优越感”加深了他们受威胁的恐慌。于是便把这种恐慌心理投射在银幕上，并“化身为对蛇蝎美人的塑造，借此寻求自我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