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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02年9月，埃米尔哈比布拉举办朝廷会议，庆祝自己登基一周年。贵宾是哈达毛拉纳吉姆·丁(Najm al-Din)，他授予埃米尔“民族与宗教之光”(Seraj al-Millat wa al-Din)的头衔，从此，哈比布拉·汗家族以萨拉杰为家族姓氏，他和儿子埃米尔阿曼努拉·汗的时代被称为萨拉杰时代。萨拉杰也经常被用作国家项目、出版物的名称和地名。为纪念这次朝廷会议，埃米尔宣布每年的这一天为民族团结纪念日，这是阿富汗的首个非伊斯兰国家节日。
哈比比亚学院
在马哈茂德·塔尔齐和青年阿富汗党的影响下，1903年，哈比布拉·汗模仿爵士赛义德·艾哈迈德·汗(Sir Syed Ahmad Khan)在阿里加尔(Aligarh)的穆罕默德盎格鲁-东方大学学院，开办了阿富汗第一所欧式学校哈比比亚学院。课程除了伊斯兰研究(Islamiyat)外，还突破性地包含基础科学、数学、历史和地理。这一创举并没有受到纳斯鲁拉·汗及其逊尼派系的欢迎，尤其是德奥班德神学院的毕业生。
他们反对一切教育世俗化的做法，也不同意开设除传统伊斯兰宗教课程之外的科目。在他们眼中，西方科学和教育有损伊斯兰教义，削弱了乌里玛对教育的垄断。此外，他们还憎恶赛义德·艾哈迈德爵士对伊斯兰教的理性进步看法，认为它们近乎异端邪说，对他积极参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也很不满，哈达·毛拉等人都认为该政府是不合法的。为了先发制人，阻止针对哈比比亚学院的任何宗教抵制，埃米尔让纳斯鲁拉·汗在重要省份的中心开始建造政府资助的伊斯兰学校(madrasa)。
因此，阿富汗教育体制向现代化迈出的试验性脚步，包含了伊斯兰保守势力和一小群拥有国外留学背景的年轻城市改革者(roshanfikrs)之间的微妙平衡。之后，在哈比布拉·汗统治时期，改革运动与马哈茂德·塔尔齐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但是变革的原动力并不是来自塔尔齐和他的亲土耳其的青年阿富汗党，而是源于尼尔·格林(Nile Green)所定义的乌尔都世界(Urdusphere)。
改革运动的开始
乌尔都语新闻在阿富汗随处可见，很多高级官员都会阅读。当时很多印度穆斯林在埃米尔阿卜杜·拉赫曼·汗和埃米尔哈比布拉统治时期来到阿富汗工作。他们当中有建筑师、医务工作者以及国家工程的监理人员。哈比比亚学院的前两任校长以及许多教师也是印度人，他们大多毕业自阿里加尔、拉合尔的伊斯兰学校或是教会学校。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关于社会和政治改革的辩论逐渐呈现两极化。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一代推崇现代化，并提出政治、法律改革方面的诉求，同时势力强大的保守派伊斯兰游说团也有着自己的诉求，埃米尔们竭力在这两个诉求之间寻求平衡。国外流亡者的归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双方间的分裂，尤其是塔尔齐的亲土耳其派要求进行快速、彻底的改革。
不幸的是，阿卜杜·拉赫曼·汗政权的众多负面遗产之一，是人们相信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的君主专制是治理阿富汗的唯一方法，这一想法得到阿富汗人和欧洲人的一致支持。因此，一些人将哈比布拉·汗的和解努力错误解读为懦弱，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利用其尝试性改革来削弱他的权力和英阿同盟。
埃米尔哈比布拉对印度的国事访问
接替寇松的明托勋爵(Lord Minto)在英阿关系上采用了对抗性更弱的方式。抵达印度后不久，他邀请埃米尔前来印度，而哈比布拉·汗也不顾纳斯鲁拉·汗和反英的逊尼派人士反对，接受了邀请。1906年初，埃米尔抵达白沙瓦，英国官员在随后的3个月里使出浑身解数，试图用英国的实力和技术力量打动他。在穿越阿富汗边境时，埃米尔收到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亲自发来的欢迎电报，还享受了和英国总督一样的31响礼炮致敬的待遇。
他参加了在阿格拉和加尔各答举办的盛大接待会，狩猎老虎，参观皇家造币厂、加尔各答动物园、医院、军工厂以及学校。在参观海军船坞时，他甚至实操了舰炮。回国途中，他还参观了阿里格尔学院(Aligarh)，为拉合尔的伊斯兰学院举行了奠基仪式。在这些机构发表讲话时，埃米尔公开支持唯理主义者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以及赛义德·艾哈迈德·汗(Syed Ahmad Khan)爵士的神学自由主义及其提出的接触欧洲文化和科学的倡议。
很多人对埃米尔在印度的举动表示不满
此外，埃米尔还激励阿里格尔学院和伊斯兰学院的学生主动接受西方教育、世俗课程以及致力伊斯兰教研究。在埃米尔背后，很多人对他在印度的举动表示不满。他身边以及喀布尔城中更为保守的人士并不欢迎他支持赛义德·艾哈迈德·汗爵士的阿里格运动，埃米尔与宿敌的友好关系，以及参加有不戴面纱的外国女士在场的派对的做法完全不受欢迎，也不被接受。
更严重的是，有报道称，哈比布拉·汗在进入德里清真寺进行礼拜五祷告时没有脱去鞋子，这是英国法律赋予王室的特权，但在伊斯兰教法和阿富汗习俗中却是不可接受的。埃米尔参观位于阿姆利则的金庙，并发言赞美锡克教信仰，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不满情绪。
最有争议的当属埃米尔请求成为共济会会员，这令英国官员和加尔各答共济会会所都十分尴尬。因为鉴于埃米尔的等级，他不得不一次性晋升三个等级。这样的流程非同寻常，但在政府的施压下，英国共济会总会长亚瑟王子同意破例。入会仪式极度保密，只有埃米尔和几位资深兄弟，以及所有政府要员在场见证。
埃米尔公开承认自己已是共济会成员
哈比布拉·汗从未解释过为何要加入被阿富汗人称为遗忘之家(Faramush Khana)的组织，但是他的入会悍然无视了逊尼派乌里玛的一项裁定：共济会会员资格与伊斯兰教徒身份不能兼得。埃米尔可能认为，入会是对其国王和改革者新身份的确认，因为欧洲大多数君主都是共济会的会长。此外，尽管伊斯兰教明令禁止，许多穆斯林统治者以及知识分子和政治改革者都是兄弟会成员，他们视之为自身现代思想和自由主义的标志。
阿尔-阿富汗尼的埃及同行穆罕默德·阿布杜赫(Muhammad Abduh)和土耳其联合进步党领导人以及许多带头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都是共济会成员。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原因是，共济会会所是少有的几个革命者们可以十分秘密地分享激进观点的地方之一——因此波斯语称之为“共济会小屋”（分会），这些观点在共济会会所以外的地方会被认为是叛国或者异端。
极有可能，鼓励埃米尔加入共济会正是马哈茂德·塔尔齐，因为这样他就有可能与贝鲁特、开罗及大马士革的共济会会长熟识，这些地方都是革命的、反殖民的以及民族主义活动的温床。大马士革的第一家共济会会所在塔尔齐家族抵达叙利亚的前几年就开设了，其成员包括高级别军事和民事官员、知识分子、阿拉伯和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以及自由思想家。事实上，塔尔齐及其兄弟和侄子们很可能就是大马士革某个共济会会所的成员。
埃米尔的行为引起身边很多人的不满，在他访问印度期间，有传言说有针对他的刺杀计划。哈比布拉·汗返回喀布尔后，受到暴风般的批评，因为他加入共济会的消息已经泄露，一些宗教领袖公开指责他皈依了基督教。埃米尔最终公开承认自己已是共济会成员，这进一步助燃了对手的愤怒。为抑制来自宗教精英的批评，埃米尔处决了4名发声最多的毛拉，并开始巡游全国，以争取民众支持。
引入现代技术和西方习俗
访问印度期间，哈比布拉·汗迷上了所有的西式物品。回到喀布尔后，他开始立刻引入现代技术和西方习俗，但方式随意且业余。他下令制作一面王室旗帜，给每个兵团分配颜色，设计了阿富汗的第一面国旗，并在瓦格纳的歌剧《齐菲尔》的曲调基础上创作了国歌——在印度时他听过这首歌。他“鼓励”穆罕默德扎伊人使用西方风格的姓氏，要求公务人员和政府官员穿西装上班，土耳其毡帽(fez)和大尾绵羊(Karakul)毛皮帽子取代了头巾。
埃米尔招募了很多外国专家，用于扩大制造业规模并监管新宫殿、政府大楼和大坝的建设项目。一名美国工程师负责监督修建位于贾巴尔萨拉吉的阿富汗第一座水电站大坝，大坝将为喀布尔的马申卡纳兵工厂(mashin khana)、政府部门以及埃米尔的居所供电；喀布尔和帕格曼之间的加尔加大坝(Qagha Dam)则为首都供应饮用自来水。埃米尔的住所和政府办公室之间，喀布尔、贾拉拉巴德、帕格曼和国王在拉格曼的山间行宫之间都开通了电信联系。
但是埃米尔仍然拒绝将喀布尔接入印度的电信网络。英国总督向埃米尔赠送两辆劳斯莱斯汽车后，修建了新的道路和铁桥以方便哈比布拉·汗和家人在首都和周边村庄行驶。埃米尔还带回了相机，并成为一名狂热的摄影师。他的爱好还包括高尔夫和网球。执政后期，埃米尔在这些享乐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以至于严重耽误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