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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经济危机使世界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德国也不例外。经济危机不仅对德国农业打击深重，德国工业也备受打击。德国的煤炭、生铁和钢铁行业在经历了危机前的飞速发展之后，面临严峻的生产过剩。
由于此次危机的世界性，工业帝国英国也面临生产过剩，为抵抗英国的竞争与倾销，保护民族工业，工业界也开始倾向贸易保护。
“铁谷联盟”
1873年以前德国工业在关税同盟的保护下，稳步发展。德意志地区的生铁产量从1864年的90.5万吨，到1869年涨至1413万吨，在普法战争期间下降到139.1万吨，但1873年又恢复增长至2241万吨，基本呈上升趋势。
帝国成立初期,经济的繁荣主要得益于普法战争的胜利。首先，战争胜利后阿尔萨斯-洛林并入德国，大大增强了德国棉纺织业的竞争力。1868年德国有300万主轴采棉机，37万编织机而同年仅仅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就拥有213.1万主轴采棉机，4.85万编织机。
与此同时，德国得到约600万法郎(包括利息)的战争赔款。政府用赔款大力发展工业，带来了工业短暂的繁荣。1870年6月，普鲁士有410家股份公司，总资产为30亿马克，1874年底，股份公司增至2267个，总资产达73亿多马克。
工人阶级的状况也有所改善。1848年几乎所有的工人阶级都没有银行储蓄，但到1871年柏林工人阶级大约有300万泰勒的银行存款，1872年这一数字增长到450万泰勒。
德国历史学家特赖奇克这样描述当时的工人阶级，“国家经济发生了转变，工人的生活水平、工资水平有所提高，甚至生活习惯都渐渐趋于中产阶级”。
就此而言，消费水平和能力的上升，需要从国外进口来充实国内市场。因此，危机前工业界普遍赞成自由贸易政策。
但是随着187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到来，工业界开始出现投资过剩、设备过剩、开工不足等生产能力过剩的现象，阻碍了工业的发展。1873年，铁制品出现生产过剩，据估计，当时德国的铁制品产量足够供应整个世界市场。
生产过剩带来价格急剧下降，1873年生铁价格下降了约50%，而1878年价格仅仅是1873年的30%。经济危机带来长期的生产过剩，显示出一种经济不景气的工业化现象。据统计1874-1879年，196家公司中有148家公司资本收缩。
此时英国在大萧条中，农业遭受重创，农业阶级购买力严重削弱，大量的纺织品和铁制品生产过剩，需要扩大外国市场。英国一改此前的高价，在1873年以后开始以低价大量地向国外销售过剩的工业品。
而德国市场价格上涨的趋势以及英国商品的涌入，都阻碍了德国制造业的恢复，英国制造业的廉价竞争严重威胁德国民主工业的发展，德国国内进口商品泛滥成灾，因此，需求急剧下降的重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要求采取保护政策。
由于德国重工业的高速发展远超国内市场的需求，出现生产过剩，开始依赖国外市场，不断需求关税保护。卡特尔和辛迪加形成并开辟出一个受保护的工业市场，它们将产品以低价出口至国外市场。
然而，工业界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即政治力量不足。他们不得不寻找联盟，把目光转向了农业利益集团，这样西部重工业界和东部农业界就结成同盟，史学界称之为“铁谷联盟”，为农业贸易保为政策的出台提供强大动力。
增加帝国财政
1871年帝国宪法规定，帝国政府只能征收间接税，而间接税不足以支撑帝国各项开支，不足的部分由各邦按人口比例分摊。各州每年根据帝国预算向帝国政府交纳不同数目的费用，即人口费。
这同时意味着帝国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政策的实施都要受制于各州。因此，用俾斯麦的话说:“帝国政府被迫扮演一个令人讨厌的联邦各州的搭伙者和要债债主的角色。"因此，关税改革势在必行。
帝国成立后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间接税，尤其是对烈酒、烟草、食盐、糖和啤酒等征收的消费税和各邦按照财政预算缴纳的人口费，帝国成立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财政独立的重要性，俾斯麦的观念也开始发生改变。
1872年议会上，俾斯麦曾这样说，“如果废除人口费，帝国的政治状况是会变好，还是会变糟。从政治稳定的角度出发，我必须反对人口费的废除。我把帝国政府的财政独立看得如此重要，以至于出于帝国发展和稳定考虑我不同意降低人口费，除非有其他税源代替。”
1873年的经济危机为关税改革和保护主义提供了联合的契机。经济危机的加剧体工农业生产日渐困难，国际竞争不断加剧的同时，也使得财政收入不断减少，帝国财政面临严重困境。
到1873年经济危机发生时，五十亿战争赔款已经轻率地花费殆尽，财政困境正气势汹汹地猛敲着这个新帝国的大门。随着帝国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大，间接税逐渐变得负重不堪，俾斯麦意识到不可能仅仅依靠间接税来维持帝国的财政开支。
另外，德国在关税体制的财政发展方面已经落后于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这些国家以增加进口关税的形式实现了烟草等物品的国家垄断，财政和关税改革迫在眉睫。因此，有学者认为1879年保护新关税的顺利实施主要得益于财政原因。
俾斯麦之后致力于谋求财政独立，想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增加帝国财政，摆脱对地方财政的依赖。一方面收取由法律规定的国内生产和消费的间接税，另一方面积极谋求提高关税来增加帝国政府财政收入。
1878年8月，各邦的财政大时很集在海德堡开会，商讨关于烟草进口关税问题。会上提出同样的建议，即人为地加帝国财政收入，应将烟草关税提高到合适的水平。帝国议会抓住这个时机，认为是时候该抛弃德尔布吕克主张的自由贸易政策了。自此，财政问题和保护主义政策结合起来。
民族主义
与此同时，德国制造业的名声在变坏。1876年费城世界博览会，德国展品的媒体口碑极差，时任《民族报》主编的勒洛总结德国产品为“便宜但质量差”。
费城博览会前，《帝国日报》于1876年3月10日对德国商品有同样的报道，认为生产劣质商品的国家，销售额会下降，最终失去市场。不久《普鲁士贸易档案》称德国制造业不仅破坏了德国的声誉，也失去了诚信。
德国至此开始考虑如何在保住国内市场的同时更多的争取国际市场，接着开始有人要求“保护幼稚的民族工业”。民族主义者认为既然德国已经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宪法实现了国家化，那么经济也应该像政治一样实现国家化，从而让德国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自控、自给自足的国家。
因此，德国需要一个完全独立的工业和一个可以实现自给自足的粮仓。民族主义者还称只有工农业在抵御外国竞争时得到有效的保护，经济独立才能实现。为了维护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容克开始把农业动荡和大众的敏感上升至民族主义。
工业企业家不断提出“反对外国竞争”的口号，国家政策的决策者--德皇和俾斯麦拥有大量的土地，霍亨索伦家族当时拥有24500公顷的土地，而俾斯专也拥有9000公顷的土地，因此帝国政府提出具有经济民族主义性质的“保护民族劳动”的口号和农业贸易保护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
保护民族劳动”意味着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要保证国内价格稳定，在不断高筑的关税壁垒下，德国国内市场不受干扰，即国家要实行保护工农业免于国外竞争的贸易保护政策。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