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满怀壮志的胡适从漂亮国返国，并与江冬秀结成伉俪，他的内心深处，却常怀念着另一种可能的生活，与大洋彼岸的韦莲司一起生活。
韦莲司，生于1885年，比胡适年长6岁。她出生于新英格兰的望族，是康奈尔大学一位地质学教授的次女。
天生具有绘画才华的韦莲司，1914年在纽约艺术圈崭露头角。然而，在她的父亲于1918年去世后，她放下纽约的艺术生涯，回到伊萨卡，陪伴在母亲身边。
胡适和韦莲司在1914年的一次相遇中，既有如故的感觉，对彼此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韦莲司甚至邀请胡适参加她朋友的婚礼，也是胡适初次参加西方婚礼的经历。
那以后，胡适和韦莲司的信件往来频繁，胡适也常受邀至韦莲司家中用餐。
韦莲司从胡适那里了解到中国古代“折柳赠别”的习俗，于是，在即将返回纽约之前，她给胡适送了几张她拍摄的杨柳照片。
在那一年的感恩节，胡适受邀至韦莲司家中用餐。然而，那一晚，胡适并未见到韦莲司，她仍在纽约。
晚餐后，胡适回到住处，给韦莲司写下了一封充满思念与感激之情的信。胡适曾经思考过理想的伴侣应具备什么特质，但他心知韦莲司的别具一格。
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她最为自由奔放，不以世俗的服饰所羁。她的服装，多年未曾改变。即使帽子破旧，她也依然戴着。因为长发难以打理，她干脆剪短，这样的样子已有一两年了。在街上行走，常常引来路人的目光。”
因此，胡适将韦莲司视为“智识上的伴侣”，他在日记中对韦莲司的高度赞赏：
“她极有思想，博览群书，她的纯洁和坚定几乎到了狂狷的地步”；
“她的谈话总是激发我深入思考”；
“她的见识之卓越，非寻常女子所能比肩”；
“她是思想、智识、气魄和热诚的完美结合”。
在之后的不到两年时间里，胡适对于他与韦莲司的交往做出了总结：“在这两年间，我的思想和情感的变化大多反映在这百余封信中，这些信比其他地方更能真实地揭示我。”
韦莲司，作为胡适的朋友，见证了他思想的演变；同时，她对胡适思想的演变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在他们的通信中，韦莲司鼓励胡适努力梳理自己的思考，然后清晰地表达出来。
在1915年，胡适尝试了一次冒险，将他颇受争议的一本书寄给韦莲司，寻求她的批评和意见。
在回信中，韦莲司既支持胡适，也肯定了他的观点，但同时也客观地分析了反对者的优点和不足。
韦莲司的回信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胡适弥补了他的认识上的盲点。
然而，他们之间的亲近关系引起了韦莲司母亲的警觉。
一次，当韦莲司的母亲得知女儿和胡适，在她纽约的公寓里独处，她立即追问当时是否有其他人在场。
胡适立即澄清说，他给同学张彭春打了电话，邀请他过来共同喝茶。
尽管在那个时期的漂亮国社会，男女恋爱自由的风气已经形成，但是，许多中产阶级家庭仍然坚持认为，年轻男女交往比较恰当的方式是在女方家的客厅会面，并最好有第三人在场。
胡适的解释并未让韦莲司的母亲满意，她立即写信给韦莲司，批评她的失礼。
在收到母亲的信后，韦莲司立即向胡适解释。
她在信中表示：如果胡适是因为认为不应该单独见面才邀请张彭春的，那么她应该向他道歉。鉴于他们对自由的理解和坚守，她相信胡适不会拘泥于俗套，这也是她决定单独约会胡适的原因。
至于她自己，韦莲司表示，她遵循的是“人上人”的标准，也就是真善美，这是“人上人”唯一会遵循的“教养”。
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都应如此。如果仅仅因为男女交往可能会产生问题，就不让他们从思想的碰撞中产生灿烂的火花，那就是本末倒置。
胡适没有想到会引起这样的误解，他认真地回信解释道：“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并将这种尊重提升为一种敬意。我相信这种敬意是避免语言猥琐、思想不纯、行为不适的最好方式。总的来说，这可以防止一般所谓的'不礼貌'……你的观点，尤其是对待男女友谊这一点上，比我详细多了。你让我为自己在另一方面提到的过于谨慎小心的态度感到羞愧。”
相较于韦莲司的开放态度，胡适的行为显然更加谨慎。
他深知自己必须尽力满足期待他回国与江冬秀成婚的母亲的期望。为了阐明这一点，胡适向韦莲司撒了一个小谎——他的目的只是为了与韦莲司保持一定的距离。
有研究者指出，即使胡适和韦莲司彼此有感情，他们也可能无法跨越漂亮国当时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
尽管韦莲司所在的纽约州没有禁止白人与华人的通婚，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地人能接受这样的现象。
在这次误会之后，胡适和韦莲司更明确了他们的责任，一方面他们各自致力于自己的事业，一方面他们仍保持了频繁的交流。韦莲司在父亲去世后，回到了绮色佳。胡适则在韦莲司的公寓里住了将近一年，直到返回中国。
在韦莲司和江冬秀之间作出选择，胡适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痛苦的思考。不过，韦莲司也理解胡适的困境，从她回到绮色佳开始，她就选择了退出。
然而，直到1917年春天，胡适在返回中国前去绮色佳停留几天时，韦莲司才痛苦地意识到她深深地爱上了胡适，而且无法自拔。
然而，胡适坚定地告诉韦莲司：“在家庭关系上，我坚守着东方人的立场，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母亲，她对我的恩情无法回报。我长时间离开她，已经让我深感愧疚，我不能再去背叛她。”
胡适回国后，与韦莲司的通信并未中断。
1927年，胡适去漂亮国时，他去绮色佳看望了韦莲司和她的母亲。1933年，胡适作为大使再次来到漂亮国时，韦莲司更是大胆地表示：“你的来访，对我来说，就如同饥饿之人的食物，对你来说，可能会留下一些宁静的记忆。这是值得的。”
这次，韦莲司与胡适推翻了他们之间的一切障碍，确立了彼此为情人的关系。
然而，韦莲司这样一个为了守护内心的真爱，坚忍不拔地坚持了一生的女性，却在最后对她一直以为是自己唯一的“真爱”，产生了疑虑。
在1936年的十月，韦莲司终于了解到，胡适所让她照顾的，前往康奈尔大学学习遗传学的曹诚英，并非只是胡适口中的“表妹”那么简单，曹诚英还是胡适的恋人。
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后，韦莲司花了许多天才平复了情绪，然后给胡适写了一封信。
在这封信中，她既幽默又痛苦，既含蓄又直白地向胡适描述了自己的发现，并直言不讳地揭示了她们以及他与她们之间的复杂关系。
尽管对胡适的稚嫩辩解和道歉并无兴趣，但最终韦莲司还是选择了大度地宽恕他。
深深热爱着胡适的韦莲司，此后对曹诚英的照顾更上了一层楼。
1937年，有人向韦莲司求婚，此时已过半百的她给胡适写信征求他的意见。
虽然胡适告诉她应赶快接受求婚，但韦莲司为了坚守自己一直以来对爱人的准则，经过一番心理斗争后，她觉得胡适才是她唯一愿意嫁给的人，于是她拒绝了那个人的求婚。
从始至终，除了胡适，韦莲司从未对其他人动过情。
从已有的信息中，我们可以看出韦莲司对胡适的感情无疑是深厚而坚定的。她不仅在胡适需要精神支持和指导时倾力相助，还在胡适面临人生选择时理解并支持他。
更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了解到胡适与曹诚英的关系后，她依然选择了以大度和理解对待，并继续对曹诚英提供关爱。
这份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恋爱，更像是一种深深的友谊和互敬互爱的伙伴关系。韦莲司的爱情观念显然非常开放和前卫，她认为男女之间可以有深入的思想交流和情感交融，并不一定非得以婚姻为结局。
即使在面对他人的求婚时，她也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对胡适的深情，这足以证明她对胡适的情感是多么地深厚和执着。
同时，韦莲司也是一个非常坚强和独立的女性。她没有因为胡适无法回应她的深情而感到悲伤和失落，而是选择了以一种更高层次的方式去爱他，即使是一种无望的爱情。
这种对爱情的坚守和对人性的理解，使韦莲司的情感对胡适来说无疑是一种宝贵的支持和陪伴。
总的来说，韦莲司对胡适的感情是一种深深的爱，一种超越了恋人关系的深度友情和互敬互爱的伴侣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对自己感情的坚守和对爱情理想的追求。这种感情无疑给胡适的人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