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滿懷壯志的胡适從漂亮國返國，并與江冬秀結成伉俪，他的内心深處，卻常懷念着另一種可能的生活，與大洋彼岸的韋蓮司一起生活。
韋蓮司，生于1885年，比胡适年長6歲。她出生于新英格蘭的望族，是康奈爾大學一位地質學教授的次女。
天生具有繪畫才華的韋蓮司，1914年在紐約藝術圈嶄露頭角。然而，在她的父親于1918年去世後，她放下紐約的藝術生涯，回到伊薩卡，陪伴在母親身邊。
胡适和韋蓮司在1914年的一次相遇中，既有如故的感覺，對彼此産生了深刻的印象。
韋蓮司甚至邀請胡适參加她朋友的婚禮，也是胡适初次參加西方婚禮的經曆。
那以後，胡适和韋蓮司的信件往來頻繁，胡适也常受邀至韋蓮司家中用餐。
韋蓮司從胡适那裡了解到中國古代“折柳贈别”的習俗，于是，在即将傳回紐約之前，她給胡适送了幾張她拍攝的楊柳照片。
在那一年的感恩節，胡适受邀至韋蓮司家中用餐。然而，那一晚，胡适并未見到韋蓮司，她仍在紐約。
晚餐後，胡适回到住處，給韋蓮司寫下了一封充滿思念與感激之情的信。胡适曾經思考過理想的伴侶應具備什麼特質，但他心知韋蓮司的别具一格。
胡适在日記中寫道：“她最為自由奔放，不以世俗的服飾所羁。她的服裝，多年未曾改變。即使帽子破舊，她也依然戴着。因為長發難以打理，她幹脆剪短，這樣的樣子已有一兩年了。在街上行走，常常引來路人的目光。”
是以，胡适将韋蓮司視為“智識上的伴侶”，他在日記中對韋蓮司的高度贊賞：
“她極有思想，博覽群書，她的純潔和堅定幾乎到了狂狷的地步”；
“她的談話總是激發我深入思考”；
“她的見識之卓越，非尋常女子所能比肩”；
“她是思想、智識、氣魄和熱誠的完美結合”。
在之後的不到兩年時間裡，胡适對于他與韋蓮司的交往做出了總結：“在這兩年間，我的思想和情感的變化大多反映在這百餘封信中，這些信比其他地方更能真實地揭示我。”
韋蓮司，作為胡适的朋友，見證了他思想的演變；同時，她對胡适思想的演變也起到了重要的影響。在他們的通信中，韋蓮司鼓勵胡适努力梳理自己的思考，然後清晰地表達出來。
在1915年，胡适嘗試了一次冒險，将他頗受争議的一本書寄給韋蓮司，尋求她的批評和意見。
在回信中，韋蓮司既支援胡适，也肯定了他的觀點，但同時也客觀地分析了反對者的優點和不足。
韋蓮司的回信在一定程度上幫助胡适彌補了他的認識上的盲點。
然而，他們之間的親近關系引起了韋蓮司母親的警覺。
一次，當韋蓮司的母親得知女兒和胡适，在她紐約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裡獨處，她立即追問當時是否有其他人在場。
胡适立即澄清說，他給同學張彭春打了電話，邀請他過來共同喝茶。
盡管在那個時期的漂亮國社會，男女戀愛自由的風氣已經形成，但是，許多中産階級家庭仍然堅持認為，年輕男女交往比較恰當的方式是在女方家的客廳會面，并最好有第三人在場。
胡适的解釋并未讓韋蓮司的母親滿意，她立即寫信給韋蓮司，批評她的失禮。
在收到母親的信後，韋蓮司立即向胡适解釋。
她在信中表示：如果胡适是因為認為不應該單獨見面才邀請張彭春的，那麼她應該向他道歉。鑒于他們對自由的了解和堅守，她相信胡适不會拘泥于俗套，這也是她決定單獨約會胡适的原因。
至于她自己，韋蓮司表示，她遵循的是“人上人”的标準，也就是真善美，這是“人上人”唯一會遵循的“教養”。
無論是同性還是異性，都應如此。如果僅僅因為男女交往可能會産生問題，就不讓他們從思想的碰撞中産生燦爛的火花，那就是本末倒置。
胡适沒有想到會引起這樣的誤解，他認真地回信解釋道：“我們應該尊重每一個人，并将這種尊重提升為一種敬意。我相信這種敬意是避免語言猥瑣、思想不純、行為不适的最好方式。總的來說，這可以防止一般所謂的'不禮貌'……你的觀點，尤其是對待男女友誼這一點上，比我詳細多了。你讓我為自己在另一方面提到的過于謹慎小心的态度感到羞愧。”
相較于韋蓮司的開放态度，胡适的行為顯然更加謹慎。
他深知自己必須盡力滿足期待他回國與江冬秀成婚的母親的期望。為了闡明這一點，胡适向韋蓮司撒了一個小謊——他的目的隻是為了與韋蓮司保持一定的距離。
有研究者指出，即使胡适和韋蓮司彼此有感情，他們也可能無法跨越漂亮國當時普遍存在的種族歧視。
盡管韋蓮司所在的紐約州沒有禁止白人與華人的通婚，但這并不意味着當地人能接受這樣的現象。
在這次誤會之後，胡适和韋蓮司更明确了他們的責任，一方面他們各自緻力于自己的事業，一方面他們仍保持了頻繁的交流。韋蓮司在父親去世後，回到了绮色佳。胡适則在韋蓮司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裡住了将近一年，直到傳回中國。
在韋蓮司和江冬秀之間作出選擇，胡适經曆了一段時間的痛苦的思考。不過，韋蓮司也了解胡适的困境，從她回到绮色佳開始，她就選擇了退出。
然而，直到1917年春天，胡适在傳回中國前去绮色佳停留幾天時，韋蓮司才痛苦地意識到她深深地愛上了胡适，而且無法自拔。
然而，胡适堅定地告訴韋蓮司：“在家庭關系上，我堅守着東方人的立場，這主要是因為我有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母親，她對我的恩情無法回報。我長時間離開她，已經讓我深感愧疚，我不能再去背叛她。”
胡适回國後，與韋蓮司的通信并未中斷。
1927年，胡适去漂亮國時，他去绮色佳看望了韋蓮司和她的母親。1933年，胡适作為大使再次來到漂亮國時，韋蓮司更是大膽地表示：“你的來訪，對我來說，就如同饑餓之人的食物，對你來說，可能會留下一些甯靜的記憶。這是值得的。”
這次，韋蓮司與胡适推翻了他們之間的一切障礙，确立了彼此為情人的關系。
然而，韋蓮司這樣一個為了守護内心的真愛，堅忍不拔地堅持了一生的女性，卻在最後對她一直以為是自己唯一的“真愛”，産生了疑慮。
在1936年的十月，韋蓮司終于了解到，胡适所讓她照顧的，前往康奈爾大學學習遺傳學的曹誠英，并非隻是胡适口中的“表妹”那麼簡單，曹誠英還是胡适的戀人。
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後，韋蓮司花了許多天才平複了情緒，然後給胡适寫了一封信。
在這封信中，她既幽默又痛苦，既含蓄又直白地向胡适描述了自己的發現，并直言不諱地揭示了她們以及他與她們之間的複雜關系。
盡管對胡适的稚嫩辯解和道歉并無興趣，但最終韋蓮司還是選擇了大度地寬恕他。
深深熱愛着胡适的韋蓮司，此後對曹誠英的照顧更上了一層樓。
1937年，有人向韋蓮司求婚，此時已過半百的她給胡适寫信征求他的意見。
雖然胡适告訴她應趕快接受求婚，但韋蓮司為了堅守自己一直以來對夫妻的準則，經過一番心理鬥争後，她覺得胡适才是她唯一願意嫁給的人，于是她拒絕了那個人的求婚。
從始至終，除了胡适，韋蓮司從未對其他人動過情。
從已有的資訊中，我們可以看出韋蓮司對胡适的感情無疑是深厚而堅定的。她不僅在胡适需要精神支援和指導時傾力相助，還在胡适面臨人生選擇時了解并支援他。
更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了解到胡适與曹誠英的關系後，她依然選擇了以大度和了解對待，并繼續對曹誠英提供關愛。
這份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超越了通常意義上的戀愛，更像是一種深深的友誼和互敬互愛的夥伴關系。韋蓮司的愛情觀念顯然非常開放和前衛，她認為男女之間可以有深入的思想交流和情感交融，并不一定非得以婚姻為結局。
即使在面對他人的求婚時，她也堅守自己的原則和對胡适的深情，這足以證明她對胡适的情感是多麼地深厚和執着。
同時，韋蓮司也是一個非常堅強和獨立的女性。她沒有因為胡适無法回應她的深情而感到悲傷和失落，而是選擇了以一種更高層次的方式去愛他，即使是一種無望的愛情。
這種對愛情的堅守和對人性的了解，使韋蓮司的情感對胡适來說無疑是一種寶貴的支援和陪伴。
總的來說，韋蓮司對胡适的感情是一種深深的愛，一種超越了戀人關系的深度友情和互敬互愛的伴侶關系，同時也是一種對自己感情的堅守和對愛情理想的追求。這種感情無疑給胡适的人生帶來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