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村庄被纳入庄园之中，使得中世纪德意志地区的乡村组织有了基本的框架。领主依靠庄园制度将农民纳入到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农民则在庄园制度下继续从事生产劳作，为领主提供赋役。
关于德意志村社的来源，多位历史学家都做过解释。“施坦巴赫(FSteinbach)认为“村社发展于现存的司法管辖区域分离出来的共同的行政权利和自治区。
或者是在相同区域的范围内或者是通过该司法管辖区域的下属区域而形成”这种观点认为村社源自于德意志王国曾建立的行政区，这些行政区多由国王委派的行政官(Vogt)进行管理。
当行政区渐渐消失之后，村社便代之而起，成为新的地方基层组织。洛施修道院的契据集(Cartulary)佐证了行政区的存在，“修道院的编写者并没有完全照抄现存的档案，而是有意识地组织这一地区的单元，首先是以行政区为单位。”
不过，一个行政区包含了数个村庄(村社)，在行政区解体之后，村社取代了其原先的地位。“相反，多普施(A.Dopsch)将依附农群体(Familia)，作为村社及其法律和行政组织的起源。
他认为，依附民团体首先是在一个经济和法律的联合体，并且这也是为什么其作为村社形成的一个模范。
在村庄内部，依附民团体的成员继续运行他们在庄园主人控制下的传统力量”。而历史学家巴德(K.SBader)则“否定了前两者的观点。
三位德国历史学家的分析显示了村社的形成不只有一种根源。”由于各地的差异，村社形成的具体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在西部旧区，一些村庄在庄园未建立之前便已有自己的管理形式。领主只是对村社的建立进行了事后的确认而已。
“1252年，安科纳(Ancona)边区的教宗教区长允许潘那·圣·乔瓦尼(Penna.San.Giovanni)的村民组成村社。实际上，在四年之前，该村社已经成立了。”
在其被纳入庄园之后，村社仍旧依照自己的习惯运行。布格本海姆村的村社也是在被领主(国王)保护之前就已经形成，国王只是确认对他们的保护而已。
“弗里德里克一世给布格本海姆村(Burgbermheim位于法兰克尼亚的村民特许作为向皇帝缴纳年金的回报，他们能免于所有领主的压迫，并获得帝国高度的保护以免于所有暴君。”
另一些村社则是在庄园之下建立起来的。还有一些村社自治权的获取带有一些随意性，比如有村社是因为替领主修建了四分之三的城堡城墙而得到自治许可。
有三个因素对促成乡村公社形成有很大作用。首先是领主对征收租赋，领地管理的需要。中世纪的领主没有东方世界强有力的官僚制度来获得对基层的控制。
因此，德意志地区的领主们一方面依靠自己的管家来联系乡村，一方面也依赖于乡村内部的管理来治理村庄。
因此，村社的形成与领主既需要征收租税又对基层缺乏有效的管理有很大关联。中世纪德意志地区的庄园依据拥有者的身份，可以分为教会庄园和世俗贵族庄园。
克吕尼修道院改革时期，“修道院院长把修士组成强有力的团体，集中在庄园式的寺院内，让他们遵循有限或无限的体力劳动·....·许多修道院是农业拓殖的最早中心。”
"但是，随着德意志王权与教权的联合，教会的政治影响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利益日益丰厚。农民替代教士成为主要的劳动力，修道院对地产的直接管理便逐渐松懈了。
在教宗利奥九世和格里高利七世之前，德意志国王或者皇帝对主教、大主教均有很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德意志土地上主教的任命权)。
出于对巩固统治的需要，国王常常任命自己的亲信或者亲属担任教职。但是这些世俗贵族对于基督教会的教义并没有太多了解，买卖圣职的行为也成为公开的秘密。
这些弊端直接推动了十一世纪的教宗格里高利七世的教会改革。改革的目的在于强化了教会的纪律，“教宗利奥九世努力与下层教会建立联系，经常派遣特使出游各地。希尔德布兰的常常作为教皇的特使把教皇的通谕传到各地。"
用严格的教令规范教士的道德行为，严格独身制，禁止通过各种手段令教会的财产还俗等一系列主张。”
严格的独身制度，专注于侍奉上帝的事业，使得教士对世俗事务的干预有所减少。因此，散布于德意志地区依附于教会的村庄在自我管理方面的需求越发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