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落定陕北的过程中，毛泽东注意到当地民众的落后状况，并将之概括为边区三大害：迷信、不识字和不讲卫生。从这种得到共识的认识出发，相应的教育实践活动在各根据地和解放区规模化开展起来：通过识字教育解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文盲问题；通过卫生教育培养大众良好的卫生习惯；通过科学教育破除民众动辄求神拜仙的落后行为与观念。
所谓迷信，它表现为一种严重的神秘主义倾向。对于长期存在于包括根据地和解放区在内的中国广大乡村社会中的神秘主义传统，当时党的领导人如毛泽东，党的理论家如胡乔木、艾思奇等人都对其进行了历史溯源、原因分析及危害阐明。胡乔木在延安《中国青年》杂志1940年第2卷第11期上发表的《反迷信提纲》一文，是最具有哲思的一篇专题研究文章。在他看来，“迷信的根本基础就是相信神仙鬼神命运灵魂等等超自然超物质的东西的存在，相信这些东西支配着天地日月、风雨雷电、水火木石、舟车门灶、生老病死、成败祸福，总之是支配着世界和人生的一切”，“人类这种对于‘天’的莫名其妙、无能为力的情绪，就产生了迷信”。
那么，如何破除这些广存于民众心中的根深蒂固的迷信呢？毛泽东的结论是“有了科学知识，迷信自然就可以打破”[1]，胡乔木也深信科学与迷信是一对此消彼长的概念，前者是后者的终极克星：“科学一天天进步，迷信一天天消亡”。循此思路进发，科学常识类图书在各根据地和解放区源源不断地被编印出来。
在根据地解放区所出版的医药卫生与工农业生产类图书中，大部分都属于科普性质。这些书在昌明理性精神、破除迷信陋习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就人的生存本质来说，医药卫生关乎到人的生老病死过程，衣食生产关乎到人的基本生计问题，是人的生命中最为基础性的两个方面。而在当时传统的农业社会条件下，其中令人“莫名其妙、无能为力”之处，所在多有，这就为各种神秘主义的流行，提供了滋生的温床。特别是医药卫生落后而导致的高人口病死率，给了那些装神弄鬼的巫师神汉们乘虚上位的机会。
曾担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也是当地名医的李鼎铭用了一组坚实的统计数字说明了这一因果关系，“医药缺乏，全边区仅有中医好坏1000余人，兽医50余人，在机关部队的西医200余人，中药铺及保健药社400余个。这种情形就使得巫神称霸”，“疾病与死亡威胁着广大群众，某些地区，婴孩死亡率达60%，成人8%，牲畜死亡率也很严重，……全边区共有巫神 2000 余人，利用迷信招摇撞骗。”[2]毛泽东在1944年3月22日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医药卫生工作还不普及，群众没有旁的方法战胜疾病，死亡的威胁，只有相信神仙。”[3]
因此，当《人与病》这样的知识读物使人们普遍接受书中在生理的框架下关于疾病的认知，并以“怎样”“须知”“新法”等命名的知识小册子为读者提供简明易行的方法路径，这就自然而然地把巫医神汉们在神灵系统里的解释和行为逼退到了死角。科学进场之日，就是迷信退场之时。
书目显示，根据地解放区出版的科学常识类图书除了重点关注卫生与生产两大类而外，还广泛涉及到了天文、地理、天气、动植物等多个方面。诸如生命的起源、宇宙的构造、地球的历史、现代的发明、自然的征服等，都有相关图书出版。华北书店1943年出版的《风云雷电》《日月星辰》两书，版权页标明的印数各为3000册，已然相当可观。但这个数字与1947年以后出版的许多科普图书动辄5000册以上的情形相比则瞠乎其后。后来居上的原因应归功于解放区出版物质生产条件的好转，也说明解放区喜读科普读物的人数增多了。
《风云雷电》华北书店1943年7月出版
根据地解放区最受读者欢迎的外国科普作家，大概非苏联作家伊林莫属了。伊林的名著《十万个为什么》，在三十年代的国统区就曾经畅销一时，在根据地解放区也同样备受青睐。科学的价值跨越了时空与体制的分野，具有普适性。华北新华书店、山东新华书店、抗战书店、大连大众书店、东北书店等根据地解放区的书店，都先后翻印过该书。其中有4家书店的版权页上明确标注了印数，总计达32000册。该书译者董纯才，他与彭庆昭一样，同是根据地解放区常识教科书的编写者与活跃的科普作家。
《十万个为什么》东北书店1948年10月出版
本土作家除了彭、董外，《科学常识》《天气讲话》《自然现象二十讲》的作者夏川，《天空的秘密》的作者坚白，以及编著《地球和宇宙》《水》的陈大年，都同样因为他们所编之书印量大、版本多、传播广，有资格归入到当时科普名家之列。他们在编写这些书时，主要的目标对象也许是针对人生启蒙成长期的青少年人群，所讲述的知识和道理，用现代的观点来看，不过是对日常事物和周遭环境进行常识性的解释而已。然而，如果从当时的时空情形出发，这些被称为科学常识的道理，对于那些祖祖辈辈一直生活在闭塞的乡村社会的广大民众来说，不啻是具有启蒙性质的新知。只是不同于青少年儿童的启蒙是从一张白纸开始，成人世界的启蒙则是对过去盘据在他们脑海中的神灵信仰体系的颠覆与置换。这种神秘主义主导的知识信仰体系，自近代以来被笼统地名之为“迷信”。要想彻底地驱散迷信的神秘迷雾，就必须借助科学的理性力量，王希坚在《万事不求神》一书中，将之形象地表述为“刨神根”和“戳纸老虎”。《万事不求神》也是一本超级畅销书，有山东新华书店版、冀南书店版、东北书店版、苏北新华书店版。其中东北书店版印量最大，初版10000册，同年即再版，至1948年12月印至5版，累计印数45000册。
《万事不求神》冀南新华书店1948年5月出版
根据地解放区直接以反迷信为主题的图书还有：陈明著的《平妖记》、田野等著的《小俩口和二狐灵》、苏一平、周戈编剧的《红鞋女妖精》、韩丹、赵家襄编的《破除迷信》、李季著的《卜掌村演义》、刘相如编剧的《信不得》、新华书店编的《巫神的坦白》、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编的《展开反对巫神的斗争》，体裁有演义、说书、鼓词、秧歌剧等多种文艺形式。透过这些通俗化的文艺书籍，我们能看到有哪些具体的迷信活动在根据地解放区是不能被容忍和遭到打击和唾弃的。如果说科学图书反迷信是通过直白说理的方式，让人明白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及其变化原本有可循的规律，从而使人们从宿命论和鬼神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那么文艺图书反迷信，则借助于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生动的故事形式，揭穿活跃在民间的神巫们的种种骗人把戏及其造成的不良人生后果。一正一反，双管齐下。
然而，迷信作为一种有长久传统和复杂情形的信仰体系，在乡村社会有相当强固的根基和不可小觑的势力，党充分考虑到这一点，虽然在普遍意义上反对任何迷信，但在与之长期斗争实践中，没有采取激进的暴力手段逼迫神职人员就范，而更多地诉诸于对群众进行间接性说服与教育工作，这正是图书作为知识载体发挥其教育功能的核心地带。科普图书大量出版，即出于这种现实的需要。
责任编辑 | 张迎春
图源 | 孔夫子旧书网
作者简介
吴永贵，男，1968年10月生，安徽枞阳人，现为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近现代出版史、阅读史与阅读理论。发表论文百余篇，少量文章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主要著作有《中国出版史》《民国出版史》《民国图书出版史编年》《中国期刊史（第二卷）》等。
朱晓婉，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发行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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