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格始于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经由20世纪60年代,被布莱克与理查兹作为表象来研宄｡20性纪80年代,乔治拉科夫与马克约翰逊将隐喻作为认知来研宄,即认为概念创造了人们关于事物的感知以及与世人相处的方法形成了一个体系,甚至人们的思维､经历和行为都是隐喻创造的概念系统｡
隐喻作为认知领域的工具,使人们形成关于世界的概念,或者将已经知道的概念转移到新生事物上,同时隐喻也能够通过修辞比喻的方式认识到未知的事物｡而认知产生文化,形成社会价值,不同的认知就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文化和社会价值｡
隐喻渗透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历久而弥新｡在经济领域中,人们为归纳总结经济行为和对经济行为的认知创造了许多隐喻,而这些隐喻也一直伴随着经济生活,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一方面经济生活中大量丑闻曝光,另一方面经济隐喻也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因而所罗门从经济隐喻入手,展现并颠覆当时人们习以为常的经济隐喻,其目的是要恢复人们对隐喻背后经济的正确认知,从而为阐述经济美德做铺垫｡
关于不道德的经济活动的隐喻
20世纪80年代,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一美国正经受着金融危机,透过金融危机,即便这些华尔街的商业精英们认为通过自我利益的驱动最终要带来社会的普遍繁荣,然而在所罗门看来,事实上这些出身于最顶尖的商业学校的精英们也将制造“贪婪性和投机性的泡沫制造”｡
所罗门以纽约交易厅为基石来讨论当代经济与社会中人们所面临的道德问题,强调并非这些金融活动错误,而是华尔街交易厅地位的升迁以及世界范围内其他金融家愈加奢侈的办公场所也相继成为商业典范的这个事实｡
在所罗门看来,这是一种关于商业概念上的偏离｡一些利益相关者们将经济视为一种游戏的概念,使经济背离了它的初衷,变成一场以冷酷､胆量､赌博为基本特征的赌博游戏,赚钱成了重要功能之一,参与经济行动的主体则被假设为“理性经济人”｡
比之更加糟糕的是将商业看成是一场关乎生死的战斗,所罗门还推翻了其他一些当时极其深奥而且十分流行的隐喻,比如社会选择､博弈论等等,对个人主义进行“人是渴望获得的”的假设,以及暂时将全部个体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契约”的概念｡
人们将经济比喻为丛林,而所罗门认为,即便真的如此,在丛林中的合作才是生物进化的一个基本原则｡还有将商业比喻为一场场十分残酷的战争,在战争中势必要拼个你死我活,甚至也有可能两败俱伤,但在他看来,人们似乎将商业的竞争过度曲解了,竞争需要给消费者和社会带来巨大利益,只有最终的收益才能被视为商业的成功,而不是由一场场血腥的战争作为评价商业是否成功的标准｡
在古老的西方,战争是骑士法则等领域内的事情,商业中的妥协､意见相左或者利益不同也不能就简单地被定义为战争｡在所罗门看来,商业是可以达成相互信任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合作,以及遵守合同､法律和平等竞争等这些社会共同体公认的更高程度的秩序｡
亚当斯密将经济活动比喻为“巨大的资本机器”,但是所罗门认为机械主义的比喻缺乏人性,会导致商业组织和员工关系的僵化,不妨将公司看作社会,因为我们首先是并且永远是有能动性的人,经济应该是一系列由人来主导和执行的活动｡
所罗门还对亚当斯密的“自利”概念进行了新的解读和辨析,以此来强调社会团体的重要性,他提出贪婪是无益的,其实亚当斯密根本就没有提出贪婪是有利的,是后人的解读过于偏重“看不见的手”这个比喻,认为亚当斯密强调了机构､社会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并且认为亚当斯密关于竞争的概念是建立于社会团体和合作上的,而非以自我为中心,所以社会优先于自利｡
当时最常见的关于经济的隐喻是将经济活动比喻为游戏活动,显而易见,所罗门是反对的,他认为游戏只对参与到游戏之中的人产生影响,而经济活动却不是,它对参与经济活动本身之外的人(所有利益相关者)都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并不分散,经济活动将利益相关者们联系在一起｡
此外,所罗门还批判了爱德华弗里曼(EdwardFriedman)提出的牛仔资本主义,即像美国西部牛仔那样无所畏惧,通过恶性竞争建立垄断市场｡在他看来,竞争是为了鼓励和回报创新努力,而不是建立垄断｡
总之,所罗门对于不道德经济活动隐喻的批判涉及到商业经济的方方面面:经济活动的环境(牛仔资本主义､丛林､战争),经济活动本身(战争､巨大的资本主义机器､游戏､博弈)､经济活动的动机(抽象的贪婪､利润动机的神话､自私与功利主义等)､经济行为主体(原子式的个人主义､“企业家”)｡
所罗门认为,几千年以来人们关于商业的定义,即通过这些隐喻形成的认知,已经使得经济丧失了最为经济的目的和意义,因而所罗门认为有必要对经济进行一种新的诠释｡
恢复经济活动的本质意义
通过对经济隐喻的分析和批判,所罗门构建了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经济伦理学框架｡经济行为的动机,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利润动机｡关于利润动机的描述,所罗门批判了“抽象的贪婪”,他认为,19世纪以来的“利润动机”是一种抽象化了的贪婪,这种抽象的贪婪来自于人们有关于真实动机的曲解和抽象,是没有个人真实需要的欲望,所存在的只是一个人应当需要’这种被强行灌入的概念｡
“抽象的贪婪”不会使人拥有确切的目标和意义,取而代之的只是抽象的欲望｡
那么,何为真正的利润动机呢在经济领域中,贸易或者投资会带来毛利润,除去成本得到纯利润｡在所罗门看来,“纯粹以金钱回报的方式赚取利润”是利润动机的唯一目标,同时他认为获得利润需要承担风险,因而获得利润是正当的｡
在现代企业中,利润不仅仅只是将金钱作为最终目的,利润的再分配,可以看成整个经济以及奖励公司员工的手段之一｡但如果忽略生产率和公共服务,只是单纯地认为利润动机是经济活动的最大动机,利润是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那完全是一种曲解｡我们关于经济的理解,视角十分狭隘,将经济行为动机仅仅定义为利润动机的追求,反而为不道德的经济行为做了铺垫｡
许多经济学家为了更加清晰的展现和分析经济活动,创造了许多理论模型和理论构想,比如博弈论模型､囚徒困境以及零和博弈论模型等等,这些经济学的理论模型看起来具有工程学的精密性质,但是所罗门仍然一针见血地批判这些模型,经济活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是单单用一些模型能够全面反映的｡
博弈论也常常会将“理性”和维护自身利益相等同,这种“理性”容易使人成为功利主义者,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些模型使人们对经济的理解更加扭曲,所罗门想要恢复的经济定义则是在经济活动中可以相互合作的｡他还认为,博弈论中关于每个参与者试图满足自身的利益似乎更像是人们关于利润动机的抽象,即“抽象的贪婪”｡
所罗门认为,经济是一种实践或者一系列实践活动,经济活动建立于社会组织之上,否则根本无法进行人与人､团体与团体之间的贸易活动｡所以,我们不应该仅仅从人类本性的角度来理解经济行为,而应该在具体的社会团体和社会分配中看到我们是如何确立自己的欲望的｡
自我认同的构建需要社会维度和个体的自我维度,所以企业家不仅仅是个人维度定义下的企业家,也应该是社会维度定义下的一种角色｡
商业不是隐喻中所暗含的那些含义一样,而应该是一种专门化的职业｡所罗门认为,当我们在谈论某种职业的时候,比如教师和医生,总是先在脑海中呈现其从事该职业的专业性,据此应该将商业人士视为专门从事经济活动的专业人士｡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要为更多的人谋取福利,专门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包括企业家以及一些现代职业经理人在内),更应该了解经济的本质,而不是扭曲的经济活动的隐喻｡
我们对企业文化的讨论,也必然不能将其视为一种单独的文化现象｡公司的文化是社会文化中独特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企业文化也具有隐喻的局限性,一种团体的偏好常常被理解为最好的企业文化。
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是否更应该考虑到多元文化的碰撞,通过一种文化的“交迭共识”来认识到团结和共享文化的意义现代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以来,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化,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公司内部的分裂和疏远,团结紧密､有机的企业文化被期待打破这种疏离和壁垒｡文化具有历史性和自身独特的结构,形成并影响人们的价值观,构建企业的概念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企业文化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 龚天平.德性伦理与企业伦理[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
- 窦有菊.所罗门的德性论经济伦理思想评议[J].襄樊学院学报,2007;
- 龚天平,窦有菊.企业伦理的德性主义进路及其条件一一以所罗门的亚里士多德方式为例[J]伦理学研究,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