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朱顶红
文/杨莙
在图书馆翻书，目光忽地在一句话里一个趔趄：乔冠华去世后的第一个春天，院子里其他的树都开花了，唯独那棵老梨树默默地站在角落里，一朵花没有。
突然就想起了妈妈养大的那棵朱顶红，突然就想起，年年开花，年年灼灼地红的朱顶红，已经两年没有开花。
书放回架子，人踩着暮色，径直奔向父母家，径直奔向阳台。被文字里的老梨树绊了一下的目光，又被那盆全是绿叶的朱顶红重重一撞，再也忍不住，索性痛快地飞泪。全是绿叶，一匹匹挤在一起，长而乱，披散着，垂头弯腰。本该是高擎火炬的朱顶红，却让人想到“枝叶纷披”，这个通常拿来形容树木的词语。
我们也把朱顶红叫做东南西北花，一个花箭四朵花，分别指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嘛。这棵朱顶红是当年坐办公桌对面的同事给我的。我懒且笨，栽花种草的事一律由妈妈负责。从小小的一棵到满当当一大花盆，朱顶红每年都会嗖嗖嗖射出几支花箭，每支花箭都会把那赤红艳丽的大花朵，噼哩啪啦地打开。总觉得花开都是有声音的，朱顶红有一副洪亮大嗓门，开花时，不只声音大，还要唱起节奏欢快的歌。而妈妈，照顾花草们饮食起居的那个人，正是那盆朱顶红最熟悉的听众，她有一双最懂朱顶红的耳朵。
七年前父母搬家，不知水土不服还是咋的，乔迁新居的花草渐渐只剩吊兰、芦荟、朱顶红，于是又买来栀子、玫瑰、蟹爪兰，虽也各自芬芳美丽了一段时间，不过最后站在阳台上的，仍然是吊兰、芦荟、朱顶红。闲下来的几个花盆，很快就被鸟儿或者风所种植的芹菜，势若破竹地占领，密匝匝一片抱团取暖，春浅绿，夏墨绿，年年如是。芦荟不开花，吊兰的小白花星星点点，芹菜的小白花更是细小如沙粒，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所以阳台的主调是绿色，所以朱顶红那绚丽的红，当仁不让地成为阳台上最耀眼的颜色。
阳台是妈妈等候我和目送我的地方，等我回家吃晚饭，晚饭后送我离开，是妈妈每天的必修课。我六点下班，二十分钟左右到达，穿过一条树影婆娑的小径，老远就看到八楼的阳台上，那个再熟悉不过的身影，那张再熟悉不过的脸庞。楼下有几棵枝叶繁盛的桂花树和黄桷兰，每次经过，几把树木大伞都会遮挡我几秒钟，因此晚上我回自己家时，阳台上就会传来一句，“吔，看不到了啊。”片刻后又“哦”一声，接着一句“莙儿，你慢点啊”或“莙儿，你好生点啊”，便无一例外地拍着我的耳朵，一直拍到，两年前，春天已经走过大半的那个夜晚。
妈妈昏迷的那段日子，好生奇怪，朱顶红不循往年规律，一支花箭一般也就两三朵花，而是东南西北四朵，齐齐怒放。三支花箭无不如此。异常地耀眼，卖力地开，豁出去了啥也不管了地开。一支支火炬，一团团火焰，高擎着，燃烧着，轰轰烈烈。现在想来，那分明是在往极致处往尽头里开的姿态啊！是要让那亮烈的红，那灼目的色彩，留住妈妈走向另一个世界的脚步吗？是要以倾其所有心力的劲头，陪伴妈妈最后一程吗？
妈妈离去的那一年，我不到父母家吃饭，严格地说，是不到所在小区那个方向的任何地方，即便有事要办，能绕路到达就一定不路过小区大门。小区里的草木和流水，草木和流水环绕的小路，小路连接的那栋楼，那栋楼上的那个阳台，全都在，然而将它们领进我的记忆并从此有了温度的那个人，却已不在。倘我像从前一样走在那条树影婆娑的小路上，倘我像从前一样抬起头来，我该怎么去面对，那忽然之间变得空荡荡的阳台？
后来，我也会去父母家看看，毕竟，发已覆雪的老父亲，一个人在那儿。
那个黄昏，天边的晚霞已自红色到紫色再到灰色，我还坐在阳台上的电脑椅里，眼睛还驻足于那盆朱顶红。这张椅子，被我淘汰后成为妈妈的专座。从来没有这么久地凝视过这盆朱顶红，因其太普通，尽管像红百合，但比不过。还有就是，自妈妈走后，和她相关的物事，我都不敢与之长久地对视。那个黄昏，我长久地面对朱顶红的绿。满当当一大花盆暗郁的绿。正是朱顶红的开花时节，可是妈妈种下的这棵朱顶红，沉默着，恍如陷在遥远的旧梦中。
打那以后，去看父亲的时候，必在那盆朱顶红的跟前，站一站。
谁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草木就一定无情？在我看来，不过是人高高在上的主观想象或主观意识而已。是谁说的一点不重要，反正我又不信。
草木亦是生命，我相信的是，草木亦有心，亦通情。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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