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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明末动荡不安，百姓起义繁多，他们有的自发起兵勤王，有的依附南明政权反清，有的义薄云天为国殉难，还有的为求名利才逐鹿反清成为机会主义者。反之，不少人终放弃天潢贵胄的光环及袍服而择地为民，任四民之业，或逃禅入道，以了余生。
明末动荡、百姓起义
明（1368－1644）清（1644－1912）易代，内忧外患，战乱频生，全国落入“天崩地陷”的大变化之中。早自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1572－1620 在位）晚年起，女真族的崛起，本已使明室疲于奔命，加上朝中门户壁垒分明，党同伐异，政争之炽更使朝政难以贯彻执行，直接导致泰昌（1620）、天启（1621－1627）二朝政治败坏，民不聊生，为日后民变四起埋下伏线；
纵使明思宗（朱由检，1611－1644，1627－1644 在位）后来有中兴之志，仍乏力回天，终致亡国。崇祯十六年（1644），李自成（1606－1645）攻陷北京，思宗自缢，吴三桂（1612－1678）引清兵入关讨乱，结果造就满人入主中原，其后相继消灭各方反抗势力，平定天下，建立一统皇朝。
早在万历之世，东林党领袖顾允成（1554－1607）率先以“天崩地陷”一词形容混乱的晚明政局，同时怪责当世士大夫“只管讲学”，一点也不担心摇摇欲坠的朱明王朝。往后，明末政治果如顾氏所担心般渐趋腐败，直接影响到全国人民的生活。在民不聊生的情况下，百姓纷纷铤而走险，于万历末年开始作乱生事。
经过泰昌、天启的宦官乱政后，国家政治更趋混乱，社会上逐渐出现更大规模的民变，高迎祥（？－1636）、李自成（1606－1645）、张献忠（1606－1647）等起义领袖先后应运而生，使明室统治根基受到严峻的考验。
原本受到明室统治的汉人目睹国家、民族、文化皆可能毁于一旦的败局，时人的行动与心态遂成为后世观察对象。
起义背景下朱氏宗室的选择
在各种阶层当中，朱明宗室对于生与死、归顺清朝还是隐逸民间的考虑，实比寻常百姓以至明廷官吏所面对的问题更为复杂。这些宗室子弟在明末清初，由于他们身份特殊，如果想要继续求生的话，一方面需要逃避流寇，另一方面则要忌惮满洲人的威胁，可谓险中求生。
他们碍于身份特殊，其生计往往比寻常遗民更为艰难，起码他们就难以贸然仿效遗民，轻易让子弟辈出仕清廷，以求改善家庭环境。
面对“天崩地裂”的境况，长期享有特殊待遇的明宗室，自然成为“乱民”锐意针对的目标。毕竟每年庞大的宗禄开支，以及上层宗室对属地人民的剥削，正是民不聊生的一个原因。对此，钱肃乐于明末清初警告统治者：“今也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镇之一吸。”他的肺腑之言，绝对是当世宗藩问题的最佳写照。
再者，天潢流有朱元璋的血，代表明室的皇权。他们与众不同、高人一等的身份，不仅受到李自成、张献忠军队的关注，更成为清军入关追击的重要对象。不难想象，寻常百姓生逢这样一个“天崩地陷”的时代尚且需要垂死挣扎，而受到多方追逐的朱氏宗室，相信其处境只会更为严峻。
湖北楚藩的朱英火黎（？－1644）是宗室中较早自杀的一位。英火黎字复礼，系东安王后裔。《南明史》载其于明季“以贤良方正官中正”，“敦诗悦礼”，“以孝友闻”，实为宗室榜样。早在张献忠攻陷武昌之时，他便决定与其子华木野“削发为僧”，移居孝感（今湖北孝感），静待明室最后的结局。当英火黎闻知明思宗最终难逃一劫时，他即“振以盥手，北向再拜”，终“自经死”。
甲申变后，神宗孙朱由崧（弘光帝，1607－1646，1644－1645 在位）随即于明朝当初立国的首都南京宣布建立弘光政权，以示延续朱明国祚，立时为天下拥戴明室的臣民带来新的抗清动力，而不少士大夫也停止了殉身之举，纷纷将希望放在南明政权上。
然而好景不长，弘光政权维持不足一年，便被清人铁骑瓦解，此后建立的隆武、绍武、永历政权同样短暂，屡次让士大夫与宗室陷入绝境，反复面对生与死的抉择。
在这当中，有不少人决定在其政权被歼灭时即自杀就义，而其殉的对象、原因和方式则各有不同。 比如南京弘光政权覆亡时，当时自杀的宗室不乏其人，当中较典型的例子有江西宁系宗人朱奇（？－1645）及河南唐系永寿王朱器圻（？－1645）二人。朱奇，字治生，宁王裔的恩贡生，南昌被攻陷后，即“遁吴镇丁家山”，后来于隆武元年（1645）七月突然“为绝命诗，痛哭自经死”。
辽系宁靖王朱术桂（1617－1683），乃太祖九世孙，于满清入主中国近四十年后才自杀，或许是最后一位拒绝降清而殉身的郡王，其事迹实值得后人反思。
永历五年（1651）夏五月，术桂眼见南明隆武、绍武政权先后没落，遂随郑成功军攻打台湾，获郑氏礼待，后于永历十七年（1663）迁往台湾生根，并长期依附郑氏东宁政权，
至永历三十七年（1683）六月，降清将领施琅（1621－1696）攻下澎湖（今台湾澎湖）之后，术桂意识到平静的隐居生活将要宣告结束，而拥护明室的最后一个堡垒也将很快被满人辗平。就在清军进逼之际，术桂不仅明言“台湾有变，我当身殉”，还索性向其五位妻妾表明心迹，说自己“死期定矣”，让她们各谋出路。不料其妻妾表示愿意与其同生共死，于是术桂一家六口遂立意殉身。
清军入关后，即向故明宗室招安，保证“不夺其王爵”，表示新政府愿意“照旧恩养”。对于饱受农民军有意追击的大小亲王及富宗而言，清廷此举无疑有极大的吸引力。或许是为了保护个人及家眷生命，又或是希望继续享受不劳而获的生活，像德王朱由栎（？－1646）、晋王朱审烜（？－1646）、韩襄陵王朱逵梚等人，很早便已经决定投诚。至于其下场则不尽相同，实与其自处之道有莫大关系。
愿意上战场杀敌抗清的明宗室，多是血气方刚、胆识过人的豪杰，而且必定对光复明室满怀希望，方能不惜以身犯险，楚系三雄朱华堞（？－1649）、朱盛澄（？－1646）、朱盛漋（？－1645）是其典型。
隆武元年（1645）八月，华堞率兵援助卢象观（？－1645）军，竟于湖州北门“手刃清兵百余人”，展示其骁勇善战的一面。然而南明军队始终寡不敌众，不仅让华堞无功而返，还导致隆武政权随即宣告终结，迫使这名有血性的天潢移师绍兴，跟监国的鲁王会合。此后，华堞又经历隆武、绍武之亡，仍奋不顾身多次起兵抗清，无奈始终未能获得让人满意的成果。
至永历三年（1649）六月，清兵渡钱塘江，华堞被迫“亡走长兴山中”，仍然“欲复有所为”。未几，他被清军发现行踪，终“愤自刭北岕山（今浙江北岕山）石磴之上”。后来张岱重游该地，看到其处“犹有血迹”，而“存者盖缞麻如故”。《南明史》则记当时“百里之内为之恸绝”，可见这位宗室的烈举深得当地百姓敬重。
除了殉、战及降外，归隐或许是明宗室忘却国仇家恨、放下天潢身段的最好途径，也是他们最后可以选择的道路。
在逃禅的宗室里头，有些朱氏子弟皈依佛教后，能真正看破红尘，不再被亡国之痛所萦绕；有些人则只是在形式上信奉佛教，却始终未能排遣因国变而生的苦楚，甚至仍幻想明室有光复的一天。就后者而言，不知世系的晓庵禅师（？－1650）、介衲僧二人正是当中的典型例子。
晓庵，史称“工书法”，于国变后为僧，曾“主河曲海潮庵”，后“徙香山寺楼”。他在短短数年便已主持佛庵，相信其佛学修为理应不低，可是他在某一夕于村中闻知有人演《铁冠图》剧时，竟“泪涔涔然不已”，实非得道高僧应有的举动，也让人摸不着头脑。
《铁冠图》乃清初流行的戏剧，故事讲述明末崇祯皇帝殉难事迹，因此晓庵听到戏剧时下泪，反映他始终放不下其宗室身份。后来，有人还发现他在寓所内供奉朱明万岁牌，又曾“自言系王十三”，甚至还跟昔日辅助他的长史至杭州，终致清人疑忌而于永历四年“被执死”。
有些宗室皈依佛教后仍思念大明江山，但有些宗室则将逃禅视为逃生之门，比如岷王子某，昌王裔后封宗人朱和 ，楚裔宗人朱蕴鉴、朱蕴鋐、朱蕴金上等，还有不知世系的净空，他们不约而同并非一心向佛，而是以逃禅掩人耳目，只为继续求生，
蕴鉴，字衷白，楚王裔宗室。据《南明史》的记载，他曾获“邵起奉之起兵”，后来又出任南明云南官员，终于南明宣告灭亡后“为僧”，自号“不错”。
百姓起义下的正统之说
中国政治世界中，自古到今有所谓“正统”之说，并于北宋时期渐趋理论化，以强调国家的正当地位和君主的合法地位，也即宋人欧阳修所说的“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之一”，或是“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又或是“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简而言之，欧阳氏认为某个国家或政权，只要道德名义正确，或以武力统一天下，即可视之为“正统”。
若套用他的说法，那么清人自消灭农民军入主中原后，理应可以称为正统；而素来以正统自居的朱明政权，同样可以继续成为正统。诚然，天下实际上没有两个正统，因此在战乱时期，又或是有数个政权同时出现之世，便会衍生出哪方才是“正”、“一”的问题基于欧阳修之说留下不少争议。
苏轼后来又提出“正统”有所谓“名”、“实”之分，即有些政权名实相副，有些则有名无实，还有些有实无名。若以清初形势而言，清军入关之初，不少知识分子将明室的旧政权看成是“有名无实”，而满人所建立的新政权，当然就是“有实无名”。
比如变节明将韩拱薇等人，就曾于国变后不久，代表清廷致书与明臣史可法讨论南明政权的正统问题。当然，清初双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大家也认为自己一方才是正统，务求笼络人心，为政权树立正当权威。
结论
不难发现每一名宗室的各自的出身背景、经历，加上受到不同的地缘风气的影响，除了熏陶出各自独特的性格外，更感染着各自对正统观的看法以及对明室不同程度的归属感。当有关宗人面对天崩地裂的时候，这一系列的因素便不断地把他们推向各自的选择，或殉或降，或战或隐，以及发展到不同的下场。
这些因素其实早已为每位宗室建构出一条只适合其背景、经历及性格的人生道路，由他本人一步一脚印地经过很多似有还无的选择，才抵达他的终点，活完他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