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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明末動蕩不安，百姓起義繁多，他們有的自發起兵勤王，有的依附南明政權反清，有的義薄雲天為國殉難，還有的為求名利才逐鹿反清成為機會主義者。反之，不少人終放棄天潢貴胄的光環及袍服而擇地為民，任四民之業，或逃禅入道，以了餘生。
明末動蕩、百姓起義
明（1368－1644）清（1644－1912）易代，内憂外患，戰亂頻生，全國落入“天崩地陷”的大變化之中。早自明神宗（朱翊鈞，1563－1620，1572－1620 在位）晚年起，女真族的崛起，本已使明室疲于奔命，加上朝中門戶壁壘分明，黨同伐異，政争之熾更使朝政難以貫徹執行，直接導緻泰昌（1620）、天啟（1621－1627）二朝政治敗壞，民不聊生，為日後民變四起埋下伏線；
縱使明思宗（朱由檢，1611－1644，1627－1644 在位）後來有中興之志，仍乏力回天，終緻亡國。崇祯十六年（1644），李自成（1606－1645）攻陷北京，思宗自缢，吳三桂（1612－1678）引清兵入關讨亂，結果造就滿人入主中原，其後相繼消滅各方反抗勢力，平定天下，建立一統皇朝。
早在萬曆之世，東林黨領袖顧允成（1554－1607）率先以“天崩地陷”一詞形容混亂的晚明政局，同時怪責當世士大夫“隻管講學”，一點也不擔心搖搖欲墜的朱明王朝。往後，明末政治果如顧氏所擔心般漸趨腐敗，直接影響到全國人民的生活。在民不聊生的情況下，百姓紛紛铤而走險，于萬曆末年開始作亂生事。
經過泰昌、天啟的宦官亂政後，國家政治更趨混亂，社會上逐漸出現更大規模的民變，高迎祥（？－1636）、李自成（1606－1645）、張獻忠（1606－1647）等起義領袖先後應運而生，使明室統治根基受到嚴峻的考驗。
原本受到明室統治的漢人目睹國家、民族、文化皆可能毀于一旦的敗局，時人的行動與心态遂成為後世觀察對象。
起義背景下朱氏宗室的選擇
在各種階層當中，朱明宗室對于生與死、歸順清朝還是隐逸民間的考慮，實比尋常百姓以至明廷官吏所面對的問題更為複雜。這些宗室子弟在明末清初，由于他們身份特殊，如果想要繼續求生的話，一方面需要逃避流寇，另一方面則要忌憚滿洲人的威脅，可謂險中求生。
他們礙于身份特殊，其生計往往比尋常遺民更為艱難，起碼他們就難以貿然仿效遺民，輕易讓子弟輩出仕清廷，以求改善家庭環境。
面對“天崩地裂”的境況，長期享有特殊待遇的明宗室，自然成為“亂民”銳意針對的目标。畢竟每年龐大的宗祿開支，以及上層宗室對屬地人民的剝削，正是民不聊生的一個原因。對此，錢肅樂于明末清初警告統治者：“今也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吸。”他的肺腑之言，絕對是當世宗藩問題的最佳寫照。
再者，天潢流有朱元璋的血，代表明室的皇權。他們與衆不同、高人一等的身份，不僅受到李自成、張獻忠軍隊的關注，更成為清軍入關追擊的重要對象。不難想象，尋常百姓生逢這樣一個“天崩地陷”的時代尚且需要垂死掙紮，而受到多方追逐的朱氏宗室，相信其處境隻會更為嚴峻。
湖北楚藩的朱英火黎（？－1644）是宗室中較早自殺的一位。英火黎字複禮，系東安王後裔。《南明史》載其于明季“以賢良方正官中正”，“敦詩悅禮”，“以孝友聞”，實為宗室榜樣。早在張獻忠攻陷武昌之時，他便決定與其子華木野“削發為僧”，移居孝感（今湖北孝感），靜待明室最後的結局。當英火黎聞知明思宗最終難逃一劫時，他即“振以盥手，北向再拜”，終“自經死”。
甲申變後，神宗孫朱由崧（弘光帝，1607－1646，1644－1645 在位）随即于明朝當初立國的首都南京宣布建立弘光政權，以示延續朱明國祚，立時為天下擁戴明室的臣民帶來新的抗清動力，而不少士大夫也停止了殉身之舉，紛紛将希望放在南明政權上。
然而好景不長，弘光政權維持不足一年，便被清人鐵騎瓦解，此後建立的隆武、紹武、永曆政權同樣短暫，屢次讓士大夫與宗室陷入絕境，反複面對生與死的抉擇。
在這當中，有不少人決定在其政權被殲滅時即自殺就義，而其殉的對象、原因和方式則各有不同。 比如南京弘光政權覆亡時，當時自殺的宗室不乏其人，當中較典型的例子有江西甯系宗人朱奇（？－1645）及河南唐系永壽王朱器圻（？－1645）二人。朱奇，字治生，甯王裔的恩貢生，南昌被攻陷後，即“遁吳鎮丁家山”，後來于隆武元年（1645）七月突然“為絕命詩，痛哭自經死”。
遼系甯靖王朱術桂（1617－1683），乃太祖九世孫，于滿清入主中國近四十年後才自殺，或許是最後一位拒絕降清而殉身的郡王，其事迹實值得後人反思。
永曆五年（1651）夏五月，術桂眼見南明隆武、紹武政權先後沒落，遂随鄭成功軍攻打台灣，獲鄭氏禮待，後于永曆十七年（1663）遷往台灣生根，并長期依附鄭氏東甯政權，
至永曆三十七年（1683）六月，降清将領施琅（1621－1696）攻下澎湖（今台灣澎湖）之後，術桂意識到平靜的隐居生活将要宣告結束，而擁護明室的最後一個堡壘也将很快被滿人輾平。就在清軍進逼之際，術桂不僅明言“台灣有變，我當身殉”，還索性向其五位妻妾表明心迹，說自己“死期定矣”，讓她們各謀出路。不料其妻妾表示願意與其同生共死，于是術桂一家六口遂立意殉身。
清軍入關後，即向故明宗室招安，保證“不奪其王爵”，表示新政府願意“照舊恩養”。對于飽受農民軍有意追擊的大小親王及富宗而言，清廷此舉無疑有極大的吸引力。或許是為了保護個人及家眷生命，又或是希望繼續享受不勞而獲的生活，像德王朱由栎（？－1646）、晉王朱審烜（？－1646）、韓襄陵王朱逵梚等人，很早便已經決定投誠。至于其下場則不盡相同，實與其自處之道有莫大關系。
願意上戰場殺敵抗清的明宗室，多是血氣方剛、膽識過人的豪傑，而且必定對光複明室滿懷希望，方能不惜以身犯險，楚系三雄朱華堞（？－1649）、朱盛澄（？－1646）、朱盛漋（？－1645）是其典型。
隆武元年（1645）八月，華堞率兵援助盧象觀（？－1645）軍，竟于湖州北門“手刃清兵百餘人”，展示其骁勇善戰的一面。然而南明軍隊始終寡不敵衆，不僅讓華堞無功而返，還導緻隆武政權随即宣告終結，迫使這名有血性的天潢移師紹興，跟監國的魯王會合。此後，華堞又經曆隆武、紹武之亡，仍奮不顧身多次起兵抗清，無奈始終未能獲得讓人滿意的成果。
至永曆三年（1649）六月，清兵渡錢塘江，華堞被迫“亡走長興山中”，仍然“欲複有所為”。未幾，他被清軍發現行蹤，終“憤自刭北岕山（今浙江北岕山）石磴之上”。後來張岱重遊該地，看到其處“猶有血迹”，而“存者蓋缞麻如故”。《南明史》則記當時“百裡之内為之恸絕”，可見這位宗室的烈舉深得當地百姓敬重。
除了殉、戰及降外，歸隐或許是明宗室忘卻國仇家恨、放下天潢身段的最好途徑，也是他們最後可以選擇的道路。
在逃禅的宗室裡頭，有些朱氏子弟皈依佛教後，能真正看破紅塵，不再被亡國之痛所萦繞；有些人則隻是在形式上信奉佛教，卻始終未能排遣因國變而生的苦楚，甚至仍幻想明室有光複的一天。就後者而言，不知世系的曉庵禅師（？－1650）、介衲僧二人正是當中的典型例子。
曉庵，史稱“工書法”，于國變後為僧，曾“主河曲海潮庵”，後“徙香山寺樓”。他在短短數年便已主持佛庵，相信其佛學修為理應不低，可是他在某一夕于村中聞知有人演《鐵冠圖》劇時，竟“淚涔涔然不已”，實非得道高僧應有的舉動，也讓人摸不着頭腦。
《鐵冠圖》乃清初流行的戲劇，故事講述明末崇祯皇帝殉難事迹，是以曉庵聽到戲劇時下淚，反映他始終放不下其宗室身份。後來，有人還發現他在寓所内供奉朱明萬歲牌，又曾“自言系王十三”，甚至還跟昔日輔助他的長史至杭州，終緻清人疑忌而于永曆四年“被執死”。
有些宗室皈依佛教後仍思念大明江山，但有些宗室則将逃禅視為逃生之門，比如岷王子某，昌王裔後封宗人朱和 ，楚裔宗人朱蘊鑒、朱蘊鋐、朱蘊金上等，還有不知世系的淨空，他們不約而同并非一心向佛，而是以逃禅掩人耳目，隻為繼續求生，
蘊鑒，字衷白，楚王裔宗室。據《南明史》的記載，他曾獲“邵起奉之起兵”，後來又出任南明雲南官員，終于南明宣告滅亡後“為僧”，自号“不錯”。
百姓起義下的正統之說
中國政治世界中，自古到今有所謂“正統”之說，并于北宋時期漸趨理論化，以強調國家的正當地位和君主的合法地位，也即宋人歐陽修所說的“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之一”，或是“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又或是“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簡而言之，歐陽氏認為某個國家或政權，隻要道德名義正确，或以武力統一天下，即可視之為“正統”。
若套用他的說法，那麼清人自消滅農民軍入主中原後，理應可以稱為正統；而素來以正統自居的朱明政權，同樣可以繼續成為正統。誠然，天下實際上沒有兩個正統，是以在戰亂時期，又或是有數個政權同時出現之世，便會衍生出哪方才是“正”、“一”的問題基于歐陽修之說留下不少争議。
蘇轼後來又提出“正統”有所謂“名”、“實”之分，即有些政權名實相副，有些則有名無實，還有些有實無名。若以清初形勢而言，清軍入關之初，不少知識分子将明室的舊政權看成是“有名無實”，而滿人所建立的新政權，當然就是“有實無名”。
比如變節明将韓拱薇等人，就曾于國變後不久，代表清廷緻書與明臣史可法讨論南明政權的正統問題。當然，清初雙方各執一詞，莫衷一是，大家也認為自己一方才是正統，務求籠絡人心，為政權樹立正當權威。
結論
不難發現每一名宗室的各自的出身背景、經曆，加上受到不同的地緣風氣的影響，除了熏陶出各自獨特的性格外，更感染着各自對正統觀的看法以及對明室不同程度的歸屬感。當有關宗人面對天崩地裂的時候，這一系列的因素便不斷地把他們推向各自的選擇，或殉或降，或戰或隐，以及發展到不同的下場。
這些因素其實早已為每位宗室建構出一條隻适合其背景、經曆及性格的人生道路，由他本人一步一腳印地經過很多似有還無的選擇，才抵達他的終點，活完他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