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选题意义
两汉之际。是指西汉末年至东汉光武帝初年这一段时间。前后50余年。
包括西汉末年王朝崩溃。王莽代汉立新。社会各政治实体推翻新朝的武装活动以及东汉王朝建立。
是两汉王朝4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因此这一时期成为学者们十分关注的历史时段。
众多学者皆有涉猎。在卷帙浩繁的研究成果中。两汉之际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历史人物评述和战争史。
集中在对王莽新朝和刘秀光武中兴帝业的相关研究上。但从政治地理角度去分析这一时期的政治进程。
相关研究还比较少。因此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选题。
西汉后期。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王莽新朝建立后。
试图以儒家思想重构政治经济新秩序。实行了一些政治上、经济上的改革措施。
但是社会现状没有得到改善。吏治腐败、豪强欺压百姓等情况依然存在。甚至更甚于西汉。
人们对新政权的期待并没有得到实现。于是涌现出很多反对王莽新朝统治的反抗力量。
诸如赤眉、绿林等地方势力。这些反抗力量经过失败、重组、建构。成为有组织、有兵力、有势力范围的政治实体。
改变了汉武帝以来建立起的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大一统的王朝格局。
以往的研究较为注重对这些政治实体中重点人物的考察。或从农民战争的角度来看待赤眉军、绿林军等反抗力量。
很少有研究从政治地理角度去关注政治实体的演进过程。政治体的崩溃和重构在社会政治中是常见的现象。
同时也是历史政治地理比较关心的问题。本文试图从政治实体的崩溃和重构角度认识两汉之际的政治地理。
将这些政治实体纳入两汉之际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中。分析政治文化、地缘关系和资源条件诸要素对政治实体所起的作用。这有助于推进两汉之际政治地理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前史
（一）关于两汉之际政治史的研究
秦汉史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但是两汉之际的历史横跨西汉末年、王莽新朝以及东汉初年。
既不是大一统的王朝。又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大分裂时期。所以很少有这一时期的研究专著。对其研究多涵盖在秦汉史的研究框架之下。
大部分通史类著作都对两汉之际的历史作了详实的论述。在20世纪40-50年代。
诸多学者都曾著过《秦汉史》。翦伯赞的《秦汉史》是20世纪第一部秦汉史断代著作。
①劳榦的《秦汉史》通俗简要介绍了两汉之际的历史进程。重点关注民族疆域和政治制度。
②吕思勉的《秦汉史》用“汉末事迹”、“新室始末”及“后汉之兴”三个章节对这段历史作了详细的论述。
就社会组织来说。他认为“时当以新、汉之间为大界”。从此豪强实力不断增强。
封建依附关系进一步加强。终于导致长期分裂的局面。③李源澄、何兹全、钱穆、田余庆等关于秦汉的通史性著作都对两汉之际的历史研究极具借鉴意义。
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林剑鸣、安作璋等学者都有秦汉断代史著作问世。
另外国外学者崔瑞德、鲁帷一编的《剑桥中国秦汉史》。充分利用了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外秦汉史研究的水平。⑤秦汉政治史一直以来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相关著作有：孟祥才的《中国政治通史·秦汉卷》、王育民的《秦汉政治制度》对两汉的政治制度作了通识性的论述。
⑥孙家洲的《两汉政治文化窥要》。对汉代的政局、政论、政策及神秘主义笼罩下的汉代社会有较深入的研究。
对一些重点问题剖析透彻。对我们认识王莽代汉和刘秀重建东汉王朝的政治文化背景有很大帮助。
⑦陈苏镇的《〈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系统探讨了“以礼为治”与“以德化民”政治思想互动下的汉代政治变迁。
书中新增了对东汉政治和政治文化问题的系统研究。值得关注。
⑧侯旭东的《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在常规政治史研究视角的基础上。
补充了关系性视角。更关注日常活动。给我们理解西汉后期的政治史提供新的角度。
⑨相关研究论文有：孟祥才、田旭东、杨璐、萧平汉等论述了外戚专政与西汉后期政治的关系。
⑩李峰、刘修明等论述了西汉末年政治局势。①王保顶、郭帅、曲利丽等分析了士人群体在西汉末期的政治走向。
②彭丰文论述了两汉之际“大一统”政治思想文化对人们国家认同的影响。
③陈苏镇的《汉室复兴的历程及其政治文化背景》一文认为刘秀与刘邦一样是帝业的“创构者”而非汉王朝的“中兴者”。所谓“汉家当复兴”等神秘观念只为增加其政治文化优势。
④两汉之际的政治史研究对人物的专题性研究颇为丰富。主要集中在对王莽和刘秀的相关研究上。
王莽其人、王莽改制、王莽的民族政策等都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20世纪之前。
对王莽的研究大多以《汉书·王莽传》以及《汉书》中记载汉末至新朝历史的相关篇章为第一手材料。
历代学者也基本尊重和采纳了班固的叙述和评价。然而。自20世纪初以来。
随着大量汉简、新莽简与文物的出土。中外学界对王莽和新朝史的研究更深入、更全面。
对王莽及其改制的观点也发生了一些改变。20世纪前期。以胡适、顾颉刚等人为代表。
他们率先推翻了近两千年来学界和民间对王莽的定论。⑤紧接着。
以钱穆、吕思勉等人为代表。他们的著作虽然大多取材于正史。
但是对王莽的评价却与班固《王莽传》大相径庭。钱穆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中。
批驳了刘歆伪造经书是为王莽篡权的说法。认为新莽代汉是西汉以降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人心所向。
在其著作《秦汉史》中也对王莽新政再次阐述了自己的看法。⑥吕思勉在其著作《秦汉史》中从人品心性、行为动机、才学能力、施政措施等方面。
给予王莽极高的评价。可谓给王莽全面翻案。⑦其后。以翦伯赞和范文澜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主张采用辩证的、一分为二的方法进行王莽研究。
20世纪中后期。这一阶段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王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
掌握政权并制定出社会改革方案。应给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何兹全、邓广铭、金家瑞、周谷城、胡寄窗等人均持此观点。
①另一种则认为王莽是一个应该被否定的人物。其改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也不是什么“改良主义者”。
如李鼎芳、尚钺、杨翼骧、郭沫若等学者。②20世纪60-70年代王莽研究陷入停滞时期。
于20世纪80年代初再度活跃起来。这一时期王莽研究取得重大进展。
徐志祥、李光霁探讨了王莽改制的历史条件、背景及失败原因。认为对王莽及其改制的评价应该实事求是。
③沈重将王莽改制视为一场“儒家复古主义的历史大悲剧”。④李大龙、莫任南等认识到王莽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政策和措施具有破坏性和反动性。
⑤还有诸多学者对王莽的经济改革中的“王田”问题、币制改革问题等展开了讨论。
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还有饶宗颐、李均明的专著《新莽简辑证》。
他在日本学者森鹿三、中国学者劳榦、马先醒等人的研究基础之上。
辑得敦煌、居延汉简中有关新莽史事的记录共八百余则（1994年之前）。
这对我们使用简牍材料研究王莽具有重大意义。⑥进入21世纪。
对王莽及其改制的研究比以往都更广泛、更深入。王莽改制与儒家、经学的关系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研究重点。
前文论及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批驳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认为的刘歆伪造经书的目的是为王莽篡权服务之说。
钱穆指出。刘歆伪造古文诸经时。王莽刚好退居封国南阳。绝无篡汉动机。
⑦汤志钧等人著的《西汉经学与政治》从经学角度论证了经学对王莽改制的辅助作用。
第七章和第八章详细论述了刘歆的经学理论与王莽对经学的利用。
⑧周予同的《王莽改制与经学中的今古文问题》一文。专门对经学与王莽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作者认为王莽依附儒家经典作为“托古改制”的假托。⑨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从汉代的儒法合流视角来论述王莽改制。
认为王莽代汉是儒生与文吏冲突的表现。元帝以后对“王道”的追求。
鼓励实行“改制”、“变法”。最终导致了王莽新政的出场。即儒家战胜法家。实行变革。
⑩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专有一章论述王莽对“尧后火德”说的移植利用。这对我们从政治文化角度理解王莽代汉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高海云、王泽欣、郑雯馨、曹婉丰等撰有论文探讨了经学与王莽改制的关系。
②陈世、徐明等重新解读了王莽的理想政治。③李建雄、李琰、蔡世杰、陈亚妮、曹婉丰、华友根等就王莽改制中的具体问题展开讨论。
④特日格乐、邓春燕、王晓轩、余兆木、沈刚等讨论了王莽新朝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等问题。
⑤可以看出。自20世纪以来。关于王莽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其人及其改革的评价、王莽改制与经学的关系以及王莽的民族政策方面。
但是大多数学者将王莽和王莽新朝看作是西汉王朝的延续。而非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
我们在后续的探讨中会尝试将王莽新朝纳入两汉之际的政治地理格局之中。
探讨其政治文化、地缘关系和资源掌控程度。对刘秀的研究。清代学者陈亮、叶适、王夫之、赵翼等都对刘秀进行过评论。20世纪初。学者们对刘秀的研究主要从其对东汉政治的角度进行研究。
如废除奴婢制、重建政制等。1949年之后对刘秀的研究。主要从阶级的观点出发。
这类研究多是理论先于史料。严格意义上不是科学的研究。对刘秀的大规模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事情。
20世纪80年代对刘秀的研究大多还是属于农民战争课题下的研究。
余宗超主要研究了刘秀如何指挥和领导农民战争取得胜利。并且认为刘秀在削平割据势力、安定社会秩序、统一国家方面。都有极大建树。
⑥高景新、林正根从正反两反面对刘秀在农民起义中作用进行了讨论。
⑦马植杰的《刘秀论》认为刘秀是豪族出身的大地主。但他重视农业生产、勤俭持政、关心民生。
这是他成功的基础。但是也认为他背叛了农民战争。20世纪80年代之后。对刘秀的研究逐渐涉及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