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明史上，曾经有一条贯通东西的国际交流大通道，它由中国人最早开辟，把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西方文明等多个文明连在一起，让它们血脉相通。这条国际交流大通道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没有当年的“丝绸之路”，就没有今天的全球化、不会形成地球村，进而也会失去现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基础。
不过，无论“丝绸之路”多么漫长，它都是以城市为节点的。那些城市像珍珠一样，把万里丝路串联成一条纵贯东西的大通道，承载了厚重的丝路文化，留下了珍贵的丝路遗产。在所有的城市中，西安（明代之前称长安）则被看作是万里丝路的起点。那么，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冲破重重障碍，开辟“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开通，又给西安留下了怎样的文化记忆呢？
《张骞出使西域图》，莫高窟323窟壁画
（图片来源于数字敦煌）
辉煌中的遗憾：
张骞的传奇人生
每当人们提到“丝绸之路”的开辟，总是会联想到一个响亮的名字——张骞，他被认为是“凿空”西域、打开“丝绸之路”大门的先行者，一位伟大的外交家、探险家、旅行家。那么，张骞是何人？他为什么要冒着千难万险，走向遥远而神秘的西域呢？
汉朝建立后，创造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到了汉武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40-公元前87），汉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国家安定、经济发展、百姓富裕，这是一个国家治理成功的主要标志，但并不意味着就万事大吉了。
就在汉朝统治初期，大陆北方的草原地区，崛起了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匈奴。匈奴人善于骑射，拥兵三十多万，不断派兵侵扰汉朝的北部和西北边境。由于汉朝刚刚建立，需要休养生息，所以，汉武帝的老祖先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都采取了委曲求全的措施，与匈奴和亲，每年还要赠送大量的粮食、布帛和金钱，想以此换取和平。但事与愿违，匈奴不仅没有停止对边境的骚扰，甚至还时时威胁都城长安的安全。到汉武帝时期，经过数十年的韬光养晦，国已富、兵已强，对匈奴主动反击的时机成熟了。
根据史书记载，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前后进行了十多年，前后投入骑兵部队一百多万，步兵一百二十多万。其间，汉武帝大胆任用了年轻的军事将领卫青、霍去病，但心里仍然没有胜算。于是，英明的汉武帝还打算使出另外一个奇招——寻找盟友，联合进攻匈奴。而被汉武帝首先看中的盟友是一个叫大月氏的游牧部落。
汉朝以前，月氏人本来生活在河西走廊的敦煌一带，过着自由自在的游牧生活。北方的匈奴崛起以后，月氏人与匈奴产生了矛盾。在匈奴老上单于（挛鞮稽粥，公元前？－公元前160）统治时期，匈奴人打败了月氏人的部落。老上单于不仅残忍地杀害了月氏王，还把月氏王的头颅做成了酒器饮酒。这样，月氏人就与匈奴结下了血海深仇。月氏人在匈奴的打击下，逐渐西迁，绝大部分迁移到了今天的中亚一带。这部分西迁的月氏人形成的部落，就被称为“大月氏”部落。这个时候，汉武帝打算派出使节，出使遥远的大月氏。他想利用月氏人与匈奴之间的巨大冤仇，试图联合大月氏，从东西两面夹击匈奴，彻底扫除匈奴对汉朝的威胁。汉武帝的计划似乎很完美，但过程却异常艰难，效果也不是很理想。联合大月氏的第一步是找到合适的使节。朝中没有合适的人选，汉武帝便采用征召的办法，从民间发现了张骞。
张骞（公元前？- 公元前114）是陕西汉中成固人。成年之后，张骞加入汉朝军队，在都城长安做了一个低级郎官，负责驯马。张骞从小喜欢读书，有一定的学识。同时，他“为人强力”，也就是很要强，不服输。他早年曾经跟随父亲在西北游牧地区养马，对西北地区的风土人情略有了解。而汉武帝时期长安积极向上的城市气象也对张骞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立下大志，要有所作为。得到汉武帝欲招募出使西域使节的消息后，张骞很是激动，感觉报效国家、施展抱负的机会来了。于是，他毛遂自荐，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汉武帝最终允准他出使西域。就这样，张骞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低级官吏，走上了汉朝历史的大舞台。
根据记载，汉武帝曾经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试图寻找盟友，共同打击匈奴。第一次是在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出使的目的地是大月氏（今阿姆河中部，主要地区在今阿富汗境内）；第二次出使是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出使的目的地是乌孙（今伊犁河与伊塞克湖一带），两次出使的目的都是为了联合大月氏、乌孙，从两面夹击匈奴。
张骞出使大月氏的时间是建元三年（公元138），而他回归长安的时间是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张骞出发时，带领了超过百人的庞大使团，而他回归长安的时候，只剩下了两人：张骞和堂邑父（或称堂邑甘父，堂邑是复姓，甘父是名字）。为什么庞大的使团仅剩下了两个人？这次出使的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原来，当张骞的使团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向大月氏国进发的时候，就被匈奴的游骑发现，被匈奴俘虏了。被俘后，张骞一行被带到北方草原地区的单于王庭。当匈奴单于得知张骞的意图后，非常气愤，但他并没有杀害张骞。相反，匈奴单于欣赏张骞的胆识，便把他软禁在了王庭，并给他找了一位匈奴姑娘做妻子，希望张骞长留匈奴。不久，张骞和这个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字的胡妻生了一个孩子。就这样，张骞在匈奴一待，就是十年。
十年是一段漫长的时间，足以消磨掉一个人的意志！加上有贤妻娇儿，按照常理，张骞完全可以安于现状，在草原颐养天年了。但张骞始终不忘初心，忠于使命。张骞明白，他是一个汉使，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即使被俘到匈奴王庭，他始终顽强地保护着手中的节杖。十年之后，趁着匈奴人对他的监管松懈下来，他与堂邑父偷偷逃离了匈奴王庭，继续向大月氏行进。
在向大月氏行进的途中，面对茫茫的戈壁沙漠，面对群狼出没的蛮荒之地，张骞忍饥挨饿，风餐露宿，历经千辛万苦。幸亏他身边还有一个堂邑父。堂邑父是胡人，他本来生活在北方草原地区，善于骑射，善良忠诚。后来，他来到长安生活，与张骞一起应募出使大月氏。在漫漫征程中，堂邑父利用自己精准的射术，偶尔射杀一些空中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和张骞一起茹毛饮血，渡过了生存危机。二人终于到达了大月氏国，如愿见到了大月氏国王。
不过，出乎张骞意料的是，这时候的月氏人已经不是当年的月氏人了。月氏人迁移到今天的中亚地区以后，打败了大夏国（今阿富汗），就在大夏原来的地盘上居住了下来。当时的大月氏已经距离匈奴人很遥远，而且他们的新居地物产丰富、水草丰美。岁月似乎已经抚平了月氏人的创伤，他们已经不愿意再与匈奴大动干戈了。张骞在大月氏停留了一年多时间，始终没能说服大月氏王。不得已，他只好带着遗憾向汉朝返回。
返回途中，张骞想避开匈奴的势力范围，所以选择走南疆，经青海。没有想到，青海地区也已经被匈奴控制，张骞再次做了匈奴的俘虏，又被带到了匈奴王庭。这应了那句俗话：该是祸，躲不过。但不幸中万幸的是，张骞再次见到了他的匈奴妻子。不久，匈奴单于去世。为了争夺单于大位，匈奴发生内乱，张骞趁机带着堂邑父和胡妻逃出匈奴，回到了长安。大月氏之行，可谓九死一生！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即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返回长安后的第7年，尽管没有得到大月氏的帮助，汉朝军队还是在卫青、霍去病的带领下，打败了北方草原地区的匈奴军队。匈奴势力向西北退却，依托新疆阿尔泰山以南地区和汉朝对抗。为了彻底打败匈奴，张骞向汉武帝提出建议：联合西域的乌孙，斩断匈奴的右臂。汉武帝接受了张骞的建议，任命张骞为中郎将、正使，再次率领一个庞大的使团出使乌孙。
为什么张骞要提出联合乌孙呢？乌孙位于阿尔泰山以南、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伊犁河谷一带，国力强大，拥有优秀的骑兵部队。这里水草丰美，人们以游牧为业。乌孙不满匈奴对西北地区的控制，所以乌孙一直是匈奴在西域地区的主要对手。
为了达到成功联合乌孙的目的，这一次，张骞率领的使团规模比第一次更加庞大，全部使团人员达到300人，每人两匹马，共600匹马。使团携带着贵重礼品，还带了上万头牛羊，以及价值数千巨万的金币、丝帛。这次出使相对比较顺利。不过，遗憾的是，乌孙王昆莫年老，国内权力分割，无力与匈奴对抗。汉朝试图通过乌孙“断匈奴之右臂”的军事意图又一次落空了。
也就是说，因为各种原因，汉武帝派遣张骞联合大月氏和乌孙夹击匈奴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不仅如此，汉朝还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甚至牺牲了不少人的生命。从表面来看，作为使节，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并没有圆满完成汉武帝交给他的任务。但出人意料的是，汉武帝不仅没有降罪于张骞，反而先后加封张骞为太中大夫、大行，又晋封他为博望侯，留在身边听用。这一系列做法明显是违背常理的，汉武帝这样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博望精神遗万年：
“丝绸之路”的命名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没有信息，人就无法生存。一个人出门如果忘了带手机，就好像暂时与世界隔绝了一般。在古代，信息对一个国家、一个人同样重要。而汉武帝之所以对张骞赞赏有加，也是因为张骞“凿空”西域所带回的重要信息。
在古代，人们对西域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西域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主要是现在大陆的新疆地区。广义的西域则包括葱岭以西、亚洲中部、西部，以及欧洲的东部的广大地区。而张骞出使的西域，既包括了狭义的西域，也包括了广义西域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彰显了张骞的韧性和坚毅，更关键的是，张骞“凿空”西域的行为为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打开了一扇能看得见外部世界的大门。
大家知道，大陆是东方国家。在秦汉以前的中国人的认识范畴里，西方一直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在张骞以前，夏、商、周时期的国人虽然与现在的新疆、中亚和西亚之间有零星的来往，《山海经·大荒西经》《穆天子传》等文献中也对葱岭以东的山川形势和风土物产有一些散乱记载，但这些记载往往是模糊不清的。这些文献有的甚至错误地认为西部的边界就是昆仑山，昆仑山的主人就是西王母。所以，对秦汉以前的中国人来说，西方世界充满了神秘感。
而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行程数万里，足迹遍及今大陆新疆境内的乌孙、龟兹（新疆库车）、焉耆（新疆焉耆）、车师（新疆吐鲁番），以及中亚、西亚的大宛（费尔干纳盆地锡尔河上游以东地区）、大月氏、康居（锡尔河下游及其以北的地区）、大夏（阿富汗）、安息（伊朗）、条支（叙利亚）等地。他告诉中国人，昆仑山并不是中国西部的边境，在昆仑山之外，还有一个广阔的大千世界等待中国人去认知。这改变了中国人先前的世界观，也鼓舞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持续探索。比如，明代郑和下 “西洋”和鸦片战争后的“西风东渐”，就是后来的中国人对张骞精神的继承。
张骞还把他在西域地区见到的独特物产，比如毛布、毛毡、汗血马、石榴、葡萄，还有中亚各国的箜篌、琵琶等乐器，以及乐曲、舞蹈等文化形式介绍给汉武帝。这些都是当时的汉朝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汉武帝眼界大开。张骞也向汉武帝报告说：大宛、安息等国没有丝绸、漆器，没有掌握铸钱、铸铁技术。那时，西域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都相对落后，对产自中原地区的丝绸、漆器等物产以及冶铁、炼钢等技术都有需求。这使汉武帝认识到了开通中西交流通道的必要性。
公元前114年，也就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回归长安后的第二年，张骞在长安去世了。在史书中，张骞生于哪一年没有明确的记载；他去世的时候多大年龄，我们也不清楚。我们今天唯一能确定的是：张骞前后两次出使西域，时间跨度达到了23年（公元前138—公元前115），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探索西域的事业。汉武帝生前封张骞为博望侯，意思是“广博瞻望”。在汉武帝的眼里，张骞就是那个时代知识最广博、最高瞻远瞩的人。
19世纪晚期，德国一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到中国游历多年。回国后，在他出版的五卷本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的第一卷中，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德语称作“Seidenstrassen”；英语称作“Silk Road”）的概念，具体指的是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指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
笼统地说，李希霍芬就是把两汉时期连通汉帝国与中亚、西亚，直至罗马帝国东西方之间数千公里的陆上通道命名为“丝绸之路”，并在地图上进行了标注：起点在中国长安，终点在意大利的罗马。“丝绸之路”这一术语一经提出，便被中国和西方学者广泛采纳。后来，虽然有学者试图用“玉石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等名词取代它，但这些名称都无法为学界所普遍接受。所以，“丝绸之路”的术语一直运用到今天。
李希霍芬为什么把“丝绸之路”开辟的起始点确定在公元前114年？正是因为这一年正是张骞去世的那一年。张骞去世的时候，“丝绸之路”主干线实际上已正式开通。这条道路以西安为起点，经宝鸡、天水，通过河西走廊，出玉门关、阳关进入新疆，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北缘和南缘，分两路汇合于新疆喀什，然后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西亚，直达地中海沿岸。紧跟着张骞生前踏出的道路，大量中西方的使节、商人、僧侣、旅行家、探险家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这条道路上，把中国文明、古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波斯文明和欧洲文明串联在了一起。所以，李希霍芬才把“丝绸之路”开通的起始时间定在了公元前114年，并以此纪念“丝绸之路”伟大的先行者张骞。
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
长安的丝路记忆
唐朝大诗人王维曾经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这首诗的名字叫《送元二使安西》，安西是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是唐中央设立的管辖西域地区的机构，治所在今天新疆的库车。渭城是秦朝都城咸阳故城，在唐长安城（明代以前，西安一直被称作长安）西北渭水的北岸。阳关，是河西走廊尽头、敦煌西南的一个关隘，出了阳关就进入了西域。自从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以来，长安便被公认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唐代定都长安，“丝绸之路”进入繁荣发展期，长安也成为了一座人口近百万的大都市。“丝绸之路”的起点在长安城的开远门（西城墙三门中北面的一个门）。据记载，在开远门外曾立有一块石碑，上面刻写着这样几个字：“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一般认为，陆上“丝绸之路”从长安到罗马大约7000公里，在中国境内大约有4000公里。唐朝人把从长安开远门到库车的距离估计为“九千九百里”，这是个约数，但和今天的实际计算的4000公里已经十分接近，令人惊叹。王维这首诗描写了诗人自己在渭城给即将出使安西的叫元二的朋友送别的场景。其中，“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成为了送别诗中的名句，被千古传诵。在这里，王维告诉我们，他的那位叫元二的朋友即将踏上遥远而神秘的“丝绸之路”，去完成他的使命。
通过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铁器等手工产品，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科学技术，以及饮食、服装、建筑、文学、艺术等生活艺术品，源源不断地输入世界各地，对世界文明和进步起到了巨大作用。比如说，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在罗马已经可以购买到来自中国的丝绸。罗马帝国的一位很有名的君主——凯撒（公元前102-公元前44），就曾经有一件用来自中国的丝绸制作的外衣。
除了大量的丝绸流通在“丝绸之路”上，中国的科技发明也流入西方。大家知道，造纸术是大陆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在两汉之际大陆就发明了造纸术。“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生产的纸张传入中亚、西亚。这种廉价、细软、洁白的纸，在那里大受欢迎。但是，造纸的技术属于国家专利，被严格禁止外传。那么，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渠道，大陆的造纸技术传到了西方呢？
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造纸术的西传跟发生在唐朝的一场战争有关。这场战争叫做怛罗斯之战，交战双方是唐朝和大食（在今阿拉伯地区的伊朗一带）。怛罗斯属于中亚石国境内的一座城市，位于今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境内（江布尔城），处于丝路要道。唐玄宗天宝十载（公元751），为了争夺对怛罗斯的控制权，唐朝的将军、身为安西节度使的高仙芝率领3万大军，与大食的7万大军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激战。结果，高仙芝战败，两万多士兵被俘。大食人对中国的造纸术垂涎已久，只是苦于没有得到造纸技术的机会，而这一次机会来了。在被俘虏的唐朝士兵中，有一部分人就掌握了造纸技术。于是，精明的大食人就把这部分人组织起来，在他们管辖的地方建起了造纸厂。就这样，中国发明的造纸术正式传入中亚，后来又从中亚传到了西亚，再传到了地中海沿岸各国。
在中国文化西传的同时，反过来，西域的动物、植物、蔬菜、水果、音乐、舞蹈、游戏，以及宗教、科技成果等又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内地，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思想信仰，乃至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
今天，石榴、葡萄、西瓜、核桃、胡萝卜、芝麻、黄瓜等农作物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改变了中国人的饮食结构，甚至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但我们不要忘记，这些物种都是通过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入大陆的。在唐朝时，这些作物在传入后，首先都在长安及其附近地区试种，种植成功了，才传播到其他地区，这就是长安作为都城的优势。
唐代诗人元稹曾有一首诗，其中写道：
何年安石国，万里贡榴花？
迢递河源道，因依汉使槎。
——元稹《感石榴二十韵》
安国和石国是中亚小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塔什干一带）境内，盛产石榴（原产地在波斯），所以，石榴又名安石榴。这首诗的第一、二句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安石国不远万里向朝廷进贡了石榴花？接着诗人元稹自问自答地说：也许是当年出使西域的张骞乘着木筏，探寻黄河之源，和西域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安石国的使臣才随着张骞来到长安，进献了石榴花。
石榴容易成活，可以盆栽，也可以直接栽种在地上。石榴全身都是宝，籽可以吃，解渴、健脾又养胃；皮和根可以入药；花可以观赏。同时，石榴多籽，寓意子孙满堂，多子多福，是吉祥如意的象征，深受中国人喜爱。汉武帝就曾下令在长安的上林苑以及骊山温泉宫栽植石榴。后来，石榴树栽遍了长安城，并逐渐栽种在全国各地。所以，那时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吃石榴、欣赏石榴花开。
南北朝到唐代，妇女非常喜欢穿着石榴红色的裙子，所以，那一时期经常把红裙子称作“石榴裙”。久而久之，“石榴裙”就成了那一时期年轻貌美女子的代称，“拜倒在石榴裙下”就成了求爱的代名词。直到今天，我们还常用这句话。不过，追根溯源，正像元稹在这首诗中提到的，石榴树种最早来源于西域的安石国，是当年张骞出使西域的直接成果。
除了石榴，到底张骞从西域还带回到长安多少新物种，我们今天已无从考证。但可以确定，石榴、葡萄、西瓜、核桃、胡萝卜、芝麻、黄瓜等物种，都是在张骞出使西域后，在汉代通过“丝绸之路”引种到中国的。在张骞去世前后，汉武帝已经打败了匈奴，并正式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汉宣帝于公元前60年又设立西域都护府，总管西域事务。从此，新疆地区成为了大陆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此，“丝绸之路”得以畅通。汉朝派出大量使节到西域各国，西域各国也派出大量使节回访长安。张骞“凿空”西域之后，在西域诸国中极具名望。加上张骞友善、讲诚信，获得了西域各国的信任。所以，后来的汉使都自称博望侯，以取信于外国。这样，就造成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博望侯成了汉朝西域使者的通称，成了通行西域的金字招牌。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以上有些物种应该是张骞当年直接带回长安的，有些可能是后来的使节带回的，还有一些（比如石榴的种子）是外来的使节进贡的。只不过因为这些使节都打着博望侯的旗号，所以，引种这些物种的功劳就都归于张骞名下了。
除了饮食，西域国家的娱乐方式，以及箜篌、琵琶、胡笳、胡角、胡笛等乐器和乐曲、舞蹈等也相继传入长安。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记载，属于罗马帝国的犛靬国向汉武帝贡献了善眩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魔术师。当时的魔术师向长安人展现了两大本事：一个本事是能口中喷火，另一个本事是能自缚自解，使长安人大开眼界。
结语
在明代以前，长安即是今日的西安。在“丝绸之路”的影响下，唐朝的长安“胡风盛行”，长安人的衣食住行、娱乐体育、文化教育，乃至音乐、舞蹈、绘画、宗教等都深受西域文化的影响，长安真正成了一座开放型的国际大都市、世界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中心。汉唐是中国历史上的两大盛世王朝，长安则有幸见证了丝路的开通；长安向世界贡献了“丝绸之路”，而“丝绸之路”则反过来回馈给长安上千年的繁荣与辉煌。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
本文刊载于《传记文学》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