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明史上，曾經有一條貫通東西的國際交流大通道，它由中國人最早開辟，把中華文明與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西方文明等多個文明連在一起，讓它們血脈相通。這條國際交流大通道就是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沒有當年的“絲綢之路”，就沒有今天的全球化、不會形成地球村，進而也會失去現代人類命運共同體形成的基礎。
不過，無論“絲綢之路”多麼漫長，它都是以城市為節點的。那些城市像珍珠一樣，把萬裡絲路串聯成一條縱貫東西的大通道，承載了厚重的絲路文化，留下了珍貴的絲路遺産。在所有的城市中，西安（明代之前稱長安）則被看作是萬裡絲路的起點。那麼，我們的祖先為什麼要沖破重重障礙，開辟“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的開通，又給西安留下了怎樣的文化記憶呢？
《張骞出使西域圖》，莫高窟323窟壁畫
（圖檔來源于數字敦煌）
輝煌中的遺憾：
張骞的傳奇人生
每當人們提到“絲綢之路”的開辟，總是會聯想到一個響亮的名字——張骞，他被認為是“鑿空”西域、打開“絲綢之路”大門的先行者，一位偉大的外交家、探險家、旅行家。那麼，張骞是何人？他為什麼要冒着千難萬險，走向遙遠而神秘的西域呢？
漢朝建立後，創造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到了漢武帝統治時期（公元前140-公元前87），漢朝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國力強盛。國家安定、經濟發展、百姓富裕，這是一個國家治理成功的主要标志，但并不意味着就萬事大吉了。
就在漢朝統治初期，大陸北方的草原地區，崛起了一個強大的遊牧民族政權——匈奴。匈奴人善于騎射，擁兵三十多萬，不斷派兵侵擾漢朝的北部和西北邊境。由于漢朝剛剛建立，需要休養生息，是以，漢武帝的老祖先漢高祖、漢文帝、漢景帝都采取了委曲求全的措施，與匈奴和親，每年還要贈送大量的糧食、布帛和金錢，想以此換取和平。但事與願違，匈奴不僅沒有停止對邊境的騷擾，甚至還時時威脅都城長安的安全。到漢武帝時期，經過數十年的韬光養晦，國已富、兵已強，對匈奴主動反擊的時機成熟了。
根據史書記載，漢武帝反擊匈奴的戰争前後進行了十多年，前後投入騎兵部隊一百多萬，步兵一百二十多萬。其間，漢武帝大膽任用了年輕的軍事将領衛青、霍去病，但心裡仍然沒有勝算。于是，英明的漢武帝還打算使出另外一個奇招——尋找盟友，聯合進攻匈奴。而被漢武帝首先看中的盟友是一個叫大月氏的遊牧部落。
漢朝以前，月氏人本來生活在河西走廊的敦煌一帶，過着自由自在的遊牧生活。北方的匈奴崛起以後，月氏人與匈奴産生了沖突。在匈奴老上單于（攣鞮稽粥，公元前？－公元前160）統治時期，匈奴人打敗了月氏人的部落。老上單于不僅殘忍地殺害了月氏王，還把月氏王的頭顱做成了酒器飲酒。這樣，月氏人就與匈奴結下了血海深仇。月氏人在匈奴的打擊下，逐漸西遷，絕大部分遷移到了今天的中亞一帶。這部分西遷的月氏人形成的部落，就被稱為“大月氏”部落。這個時候，漢武帝打算派出使節，出使遙遠的大月氏。他想利用月氏人與匈奴之間的巨大冤仇，試圖聯合大月氏，從東西兩面夾擊匈奴，徹底掃除匈奴對漢朝的威脅。漢武帝的計劃似乎很完美，但過程卻異常艱難，效果也不是很理想。聯合大月氏的第一步是找到合适的使節。朝中沒有合适的人選，漢武帝便采用征召的辦法，從民間發現了張骞。
張骞（公元前？- 公元前114）是陝西漢中成固人。成年之後，張骞加入漢朝軍隊，在都城長安做了一個低級郎官，負責馴馬。張骞從小喜歡讀書，有一定的學識。同時，他“為人強力”，也就是很要強，不服輸。他早年曾經跟随父親在西北遊牧地區養馬，對西北地區的風土人情略有了解。而漢武帝時期長安積極向上的城市氣象也對張骞産生了深刻影響，他立下大志，要有所作為。得到漢武帝欲招募出使西域使節的消息後，張骞很是激動，感覺報效國家、施展抱負的機會來了。于是，他毛遂自薦，得到了漢武帝的賞識。漢武帝最終允準他出使西域。就這樣，張骞從一個默默無聞的低級官吏，走上了漢朝曆史的大舞台。
根據記載，漢武帝曾經兩次派遣張骞出使西域，試圖尋找盟友，共同打擊匈奴。第一次是在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出使的目的地是大月氏（今阿姆河中部，主要地區在今阿富汗境内）；第二次出使是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出使的目的地是烏孫（今伊犁河與伊塞克湖一帶），兩次出使的目的都是為了聯合大月氏、烏孫，從兩面夾擊匈奴。
張骞出使大月氏的時間是建元三年（公元138），而他回歸長安的時間是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張骞出發時，帶領了超過百人的龐大使團，而他回歸長安的時候，隻剩下了兩人：張骞和堂邑父（或稱堂邑甘父，堂邑是複姓，甘父是名字）。為什麼龐大的使團僅剩下了兩個人？這次出使的過程中到底發生了什麼呢？
原來，當張骞的使團渡過黃河，進入河西走廊，向大月氏國進發的時候，就被匈奴的遊騎發現，被匈奴俘虜了。被俘後，張骞一行被帶到北方草原地區的單于王庭。當匈奴單于得知張骞的意圖後，非常氣憤，但他并沒有殺害張骞。相反，匈奴單于欣賞張骞的膽識，便把他軟禁在了王庭，并給他找了一位匈奴姑娘做妻子，希望張骞長留匈奴。不久，張骞和這個曆史上沒有留下名字的胡妻生了一個孩子。就這樣，張骞在匈奴一待，就是十年。
十年是一段漫長的時間，足以消磨掉一個人的意志！加上有賢妻嬌兒，按照常理，張骞完全可以安于現狀，在草原頤養天年了。但張骞始終不忘初心，忠于使命。張骞明白，他是一個漢使，他的使命還沒有完成！即使被俘到匈奴王庭，他始終頑強地保護着手中的節杖。十年之後，趁着匈奴人對他的監管松懈下來，他與堂邑父偷偷逃離了匈奴王庭，繼續向大月氏行進。
在向大月氏行進的途中，面對茫茫的戈壁沙漠，面對群狼出沒的蠻荒之地，張骞忍饑挨餓，風餐露宿，曆經千辛萬苦。幸虧他身邊還有一個堂邑父。堂邑父是胡人，他本來生活在北方草原地區，善于騎射，善良忠誠。後來，他來到長安生活，與張骞一起應募出使大月氏。在漫漫征程中，堂邑父利用自己精準的射術，偶爾射殺一些空中飛鳥和地上的野獸，和張骞一起茹毛飲血，渡過了生存危機。二人終于到達了大月氏國，如願見到了大月氏國王。
不過，出乎張骞意料的是，這時候的月氏人已經不是當年的月氏人了。月氏人遷移到今天的中亞地區以後，打敗了大夏國（今阿富汗），就在大夏原來的地盤上居住了下來。當時的大月氏已經距離匈奴人很遙遠，而且他們的新居地物産豐富、水草豐美。歲月似乎已經撫平了月氏人的創傷，他們已經不願意再與匈奴大動幹戈了。張骞在大月氏停留了一年多時間，始終沒能說服大月氏王。不得已，他隻好帶着遺憾向漢朝傳回。
傳回途中，張骞想避開匈奴的勢力範圍，是以選擇走南疆，經青海。沒有想到，青海地區也已經被匈奴控制，張骞再次做了匈奴的俘虜，又被帶到了匈奴王庭。這應了那句俗話：該是禍，躲不過。但不幸中萬幸的是，張骞再次見到了他的匈奴妻子。不久，匈奴單于去世。為了争奪單于大位，匈奴發生内亂，張骞趁機帶着堂邑父和胡妻逃出匈奴，回到了長安。大月氏之行，可謂九死一生！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即張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傳回長安後的第7年，盡管沒有得到大月氏的幫助，漢朝軍隊還是在衛青、霍去病的帶領下，打敗了北方草原地區的匈奴軍隊。匈奴勢力向西北退卻，依托新疆阿爾泰山以南地區和漢朝對抗。為了徹底打敗匈奴，張骞向漢武帝提出建議：聯合西域的烏孫，斬斷匈奴的右臂。漢武帝接受了張骞的建議，任命張骞為中郎将、正使，再次率領一個龐大的使團出使烏孫。
為什麼張骞要提出聯合烏孫呢？烏孫位于阿爾泰山以南、天山以北的準噶爾盆地、伊犁河谷一帶，國力強大，擁有優秀的騎兵部隊。這裡水草豐美，人們以遊牧為業。烏孫不滿匈奴對西北地區的控制，是以烏孫一直是匈奴在西域地區的主要對手。
為了達到成功聯合烏孫的目的，這一次，張骞率領的使團規模比第一次更加龐大，全部使團人員達到300人，每人兩匹馬，共600匹馬。使團攜帶着貴重禮品，還帶了上萬頭牛羊，以及價值數千巨萬的金币、絲帛。這次出使相對比較順利。不過，遺憾的是，烏孫王昆莫年老，國内權力分割，無力與匈奴對抗。漢朝試圖通過烏孫“斷匈奴之右臂”的軍事意圖又一次落空了。
也就是說，因為各種原因，漢武帝派遣張骞聯合大月氏和烏孫夾擊匈奴的目的并沒有達到，不僅如此，漢朝還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甚至犧牲了不少人的生命。從表面來看，作為使節，張骞兩次出使西域并沒有圓滿完成漢武帝交給他的任務。但出人意料的是，漢武帝不僅沒有降罪于張骞，反而先後加封張骞為太中大夫、大行，又晉封他為博望侯，留在身邊聽用。這一系列做法明顯是違背常理的，漢武帝這樣做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博望精神遺萬年：
“絲綢之路”的命名
現代社會是一個資訊社會，沒有資訊，人就無法生存。一個人出門如果忘了帶手機，就好像暫時與世界隔絕了一般。在古代，資訊對一個國家、一個人同樣重要。而漢武帝之是以對張骞贊賞有加，也是因為張骞“鑿空”西域所帶回的重要資訊。
在古代，人們對西域有狹義和廣義兩種了解：狹義的西域指玉門關、陽關以西、蔥嶺以東，主要是現在大陸的新疆地區。廣義的西域則包括蔥嶺以西、亞洲中部、西部，以及歐洲的東部的廣大地區。而張骞出使的西域，既包括了狹義的西域，也包括了廣義西域的一部分。這個過程彰顯了張骞的韌性和堅毅，更關鍵的是，張骞“鑿空”西域的行為為兩千多年前的中國人打開了一扇能看得見外部世界的大門。
大家知道，大陸是東方國家。在秦漢以前的中國人的認識範疇裡，西方一直是一個很神秘的地方。在張骞以前，夏、商、周時期的國人雖然與現在的新疆、中亞和西亞之間有零星的來往，《山海經·大荒西經》《穆天子傳》等文獻中也對蔥嶺以東的山川形勢和風土物産有一些散亂記載，但這些記載往往是模糊不清的。這些文獻有的甚至錯誤地認為西部的邊界就是昆侖山，昆侖山的主人就是西王母。是以，對秦漢以前的中國人來說，西方世界充滿了神秘感。
而張骞兩次出使西域，行程數萬裡，足迹遍及今大陸新疆境内的烏孫、龜茲（新疆庫車）、焉耆（新疆焉耆）、車師（新疆吐魯番），以及中亞、西亞的大宛（費爾幹納盆地錫爾河上遊以東地區）、大月氏、康居（錫爾河下遊及其以北的地區）、大夏（阿富汗）、安息（伊朗）、條支（叙利亞）等地。他告訴中國人，昆侖山并不是中國西部的邊境，在昆侖山之外，還有一個廣闊的大千世界等待中國人去認知。這改變了中國人先前的世界觀，也鼓舞了兩千多年來中國人對西方世界的持續探索。比如，明代鄭和下 “西洋”和鴉片戰争後的“西風東漸”，就是後來的中國人對張骞精神的繼承。
張骞還把他在西域地區見到的獨特物産，比如毛布、毛氈、汗血馬、石榴、葡萄，還有中亞各國的箜篌、琵琶等樂器，以及樂曲、舞蹈等文化形式介紹給漢武帝。這些都是當時的漢朝人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漢武帝眼界大開。張骞也向漢武帝報告說：大宛、安息等國沒有絲綢、漆器，沒有掌握鑄錢、鑄鐵技術。那時，西域地區的農業和手工業都相對落後，對産自中原地區的絲綢、漆器等物産以及冶鐵、煉鋼等技術都有需求。這使漢武帝認識到了開通中西交流通道的必要性。
公元前114年，也就是張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回歸長安後的第二年，張骞在長安去世了。在史書中，張骞生于哪一年沒有明确的記載；他去世的時候多大年齡，我們也不清楚。我們今天唯一能确定的是：張骞前後兩次出使西域，時間跨度達到了23年（公元前138—公元前115），他把畢生的精力都貢獻給了探索西域的事業。漢武帝生前封張骞為博望侯，意思是“廣博瞻望”。在漢武帝的眼裡，張骞就是那個時代知識最廣博、最高瞻遠矚的人。
19世紀晚期，德國一位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到中國遊曆多年。回國後，在他出版的五卷本巨著《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所作研究的成果》的第一卷中，首次提出了“絲綢之路”（德語稱作“Seidenstrassen”；英語稱作“Silk Road”）的概念，具體指的是從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間，連接配接中國與河中（指中亞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以及中國與印度，以“絲綢之路”貿易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線。
籠統地說，李希霍芬就是把兩漢時期連通漢帝國與中亞、西亞，直至羅馬帝國東西方之間數千公裡的陸上通道命名為“絲綢之路”，并在地圖上進行了标注：起點在中國長安，終點在意大利的羅馬。“絲綢之路”這一術語一經提出，便被中國和西方學者廣泛采納。後來，雖然有學者試圖用“玉石之路”“茶葉之路”“瓷器之路”等名詞取代它，但這些名稱都無法為學界所普遍接受。是以，“絲綢之路”的術語一直運用到今天。
李希霍芬為什麼把“絲綢之路”開辟的起始點确定在公元前114年？正是因為這一年正是張骞去世的那一年。張骞去世的時候，“絲綢之路”主幹線實際上已正式開通。這條道路以西安為起點，經寶雞、天水，通過河西走廊，出玉門關、陽關進入新疆，沿着塔克拉瑪幹大沙漠的北緣和南緣，分兩路彙合于新疆喀什，然後越過帕米爾高原，進入中亞、西亞，直達地中海沿岸。緊跟着張骞生前踏出的道路，大量中西方的使節、商人、僧侶、旅行家、探險家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這條道路上，把中國文明、古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波斯文明和歐洲文明串聯在了一起。是以，李希霍芬才把“絲綢之路”開通的起始時間定在了公元前114年，并以此紀念“絲綢之路”偉大的先行者張骞。
文化傳播與文化交流：
長安的絲路記憶
唐朝大詩人王維曾經有一首詩這樣寫道：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王維《送元二使安西》
這首詩的名字叫《送元二使安西》，安西是安西都護府的簡稱，是唐中央設立的管轄西域地區的機構，治所在今天新疆的庫車。渭城是秦朝都城鹹陽故城，在唐長安城（明代以前，西安一直被稱作長安）西北渭水的北岸。陽關，是河西走廊盡頭、敦煌西南的一個關隘，出了陽關就進入了西域。自從張骞開通“絲綢之路”以來，長安便被公認為“絲綢之路”的起點。唐代定都長安，“絲綢之路”進入繁榮發展期，長安也成為了一座人口近百萬的大都市。“絲綢之路”的起點在長安城的開遠門（西城牆三門中北面的一個門）。據記載，在開遠門外曾立有一塊石碑，上面刻寫着這樣幾個字：“西去安西九千九百裡”。一般認為，陸上“絲綢之路”從長安到羅馬大約7000公裡，在中國境内大約有4000公裡。唐朝人把從長安開遠門到庫車的距離估計為“九千九百裡”，這是個約數，但和今天的實際計算的4000公裡已經十分接近，令人驚歎。王維這首詩描寫了詩人自己在渭城給即将出使安西的叫元二的朋友送别的場景。其中，“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成為了送别詩中的名句，被千古傳誦。在這裡，王維告訴我們，他的那位叫元二的朋友即将踏上遙遠而神秘的“絲綢之路”，去完成他的使命。
通過張骞開辟的“絲綢之路”，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漆器、鐵器等手工産品，造紙術、印刷術、指南針、火藥等科學技術，以及飲食、服裝、建築、文學、藝術等生活藝術品，源源不斷地輸入世界各地，對世界文明和進步起到了巨大作用。比如說，大約在公元前1世紀，在羅馬已經可以購買到來自中國的絲綢。羅馬帝國的一位很有名的君主——凱撒（公元前102-公元前44），就曾經有一件用來自中國的絲綢制作的外衣。
除了大量的絲綢流通在“絲綢之路”上，中國的科技發明也流入西方。大家知道，造紙術是大陸古代的四大發明之一，在兩漢之際大陸就發明了造紙術。“絲綢之路”開通後，中國生産的紙張傳入中亞、西亞。這種廉價、細軟、潔白的紙，在那裡大受歡迎。但是，造紙的技術屬于國家專利，被嚴格禁止外傳。那麼，什麼時候、通過什麼管道，大陸的造紙技術傳到了西方呢？
一種比較流行的觀點認為，造紙術的西傳跟發生在唐朝的一場戰争有關。這場戰争叫做怛羅斯之戰，交戰雙方是唐朝和大食（在今阿拉伯地區的伊朗一帶）。怛羅斯屬于中亞石國境内的一座城市，位于今中亞的哈薩克斯坦境内（江布爾城），處于絲路要道。唐玄宗天寶十載（公元751），為了争奪對怛羅斯的控制權，唐朝的将軍、身為安西節度使的高仙芝率領3萬大軍，與大食的7萬大軍在這裡進行了一場激戰。結果，高仙芝戰敗，兩萬多士兵被俘。大食人對中國的造紙術垂涎已久，隻是苦于沒有得到造紙技術的機會，而這一次機會來了。在被俘虜的唐朝士兵中，有一部分人就掌握了造紙技術。于是，精明的大食人就把這部分人組織起來，在他們管轄的地方建起了造紙廠。就這樣，中國發明的造紙術正式傳入中亞，後來又從中亞傳到了西亞，再傳到了地中海沿岸各國。
在中國文化西傳的同時，反過來，西域的動物、植物、蔬菜、水果、音樂、舞蹈、遊戲，以及宗教、科技成果等又通過“絲綢之路”進入中國内地，對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思想信仰，乃至中華文明産生了深刻影響。
今天，石榴、葡萄、西瓜、核桃、胡蘿蔔、芝麻、黃瓜等農作物都極大地豐富了中國人的餐桌，改變了中國人的飲食結構，甚至改變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但我們不要忘記，這些物種都是通過張骞開辟的“絲綢之路”從西域傳入大陸的。在唐朝時，這些作物在傳入後，首先都在長安及其附近地區試種，種植成功了，才傳播到其他地區，這就是長安作為都城的優勢。
唐代詩人元稹曾有一首詩，其中寫道：
何年安石國，萬裡貢榴花？
迢遞河源道，因依漢使槎。
——元稹《感石榴二十韻》
安國和石國是中亞小國，在今烏茲别克斯坦（布哈拉、塔什幹一帶）境内，盛産石榴（原産地在波斯），是以，石榴又名安石榴。這首詩的第一、二句提出了一個問題：什麼時候安石國不遠萬裡向朝廷進貢了石榴花？接着詩人元稹自問自答地說：也許是當年出使西域的張骞乘着木筏，探尋黃河之源，和西域各國建立了友好關系，安石國的使臣才随着張骞來到長安，進獻了石榴花。
石榴容易成活，可以盆栽，也可以直接栽種在地上。石榴全身都是寶，籽可以吃，解渴、健脾又養胃；皮和根可以入藥；花可以觀賞。同時，石榴多籽，寓意子孫滿堂，多子多福，是吉祥如意的象征，深受中國人喜愛。漢武帝就曾下令在長安的上林苑以及骊山溫泉宮栽植石榴。後來，石榴樹栽遍了長安城，并逐漸栽種在全國各地。是以，那時的中國人已經習慣了吃石榴、欣賞石榴花開。
南北朝到唐代，婦女非常喜歡穿着石榴紅色的裙子，是以，那一時期經常把紅裙子稱作“石榴裙”。久而久之，“石榴裙”就成了那一時期年輕貌美女子的代稱，“拜倒在石榴裙下”就成了求愛的代名詞。直到今天，我們還常用這句話。不過，追根溯源，正像元稹在這首詩中提到的，石榴樹種最早來源于西域的安石國，是當年張骞出使西域的直接成果。
除了石榴，到底張骞從西域還帶回到長安多少新物種，我們今天已無從考證。但可以确定，石榴、葡萄、西瓜、核桃、胡蘿蔔、芝麻、黃瓜等物種，都是在張骞出使西域後，在漢代通過“絲綢之路”引種到中國的。在張骞去世前後，漢武帝已經打敗了匈奴，并正式在河西走廊設定了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漢宣帝于公元前60年又設立西域都護府，總管西域事務。從此，新疆地區成為了大陸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此，“絲綢之路”得以暢通。漢朝派出大量使節到西域各國，西域各國也派出大量使節回訪長安。張骞“鑿空”西域之後，在西域諸國中極具名望。加上張骞友善、講誠信，獲得了西域各國的信任。是以，後來的漢使都自稱博望侯，以取信于外國。這樣，就造成一個奇怪的現象，即博望侯成了漢朝西域使者的通稱，成了通行西域的金字招牌。由此，我們可以推斷，以上有些物種應該是張骞當年直接帶回長安的，有些可能是後來的使節帶回的，還有一些（比如石榴的種子）是外來的使節進貢的。隻不過因為這些使節都打着博望侯的旗号，是以，引種這些物種的功勞就都歸于張骞名下了。
除了飲食，西域國家的娛樂方式，以及箜篌、琵琶、胡笳、胡角、胡笛等樂器和樂曲、舞蹈等也相繼傳入長安。司馬遷在《史記》中曾記載，屬于羅馬帝國的犛靬國向漢武帝貢獻了善眩人，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魔術師。當時的魔術師向長安人展現了兩大學事：一個本事是能口中噴火，另一個本事是能自縛自解，使長安人大開眼界。
結語
在明代以前，長安即是今日的西安。在“絲綢之路”的影響下，唐朝的長安“胡風盛行”，長安人的衣食住行、娛樂體育、文化教育，乃至音樂、舞蹈、繪畫、宗教等都深受西域文化的影響，長安真正成了一座開放型的國際大都市、世界經濟和文化交流的中心。漢唐是中國曆史上的兩大盛世王朝，長安則有幸見證了絲路的開通；長安向世界貢獻了“絲綢之路”，而“絲綢之路”則反過來回饋給長安上千年的繁榮與輝煌。
作者機關：河南大學
本文刊載于《傳記文學》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