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塞俄比亚的民族问题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它不是存在于某一特定的时期，而是贯穿于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日渐积累下来的。
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怎样形成的？民族矛盾又是何时激现的？这都是我们做研究需要溯源的问题。
埃塞俄比亚起源于两千年以前的阿克苏姆王国。历史上，埃塞俄比亚的统治民族是阿比西尼亚人，也就是今天的提格雷族和阿姆哈拉族，他们都居住在埃塞俄比亚的北部高地，是埃塞俄比亚文明的共同缔造者。
某种意义上说，埃塞俄比亚文明的发展史就是阿比西尼亚文明由北向南的扩张史，其它民族要么被征服，要么被赶到更远的南方。埃塞俄比亚的民族问题就是在阿比西尼亚的统治往南的扩张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不过在20世纪以前，民族问题还没有成为国家的主要问题。长久以来，非洲人民都并不拘束于“民族国家”的身份观念，政治发展也很少受“国家”概念的束缚，阿克苏姆王国之后并没有追求固定的国家疆域，国家版图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各民族相互征战、相互吞并、相互融合，形成了一个各部落相对独立、成员进行自治、民族关系盘根错节、社会构成复杂却从属于一个大集体的政治联合。
历史之初，阿克苏姆的国王被称为“万王之王”，就是因为各部族高度自治，王国像是由众多的小王国组成，小王国的国王们臣服于“万王之王”，正如盖尔纳所说，“在埃塞俄比亚，阿姆哈拉人建立的......是一种由地方性掌权者掌权、与某种国教联系在一起的松散的帝国。”
这种王权制度一直在埃塞俄比亚保留下来。“万王之王”保证各地忠诚于自己的方法就是任命亲属或者亲信为“国王”，有时也让这些“国王”轮换岗位，如果皇帝发现哪个地方的统治者对自己“不忠诚”便会出兵讨伐。一直到19世纪末，埃塞俄比亚都是内乱不断，帝国对各地更多的是一种名义上的统治。
直到孟尼利克二世掌权以后，大肆扩张疆土，兼并四周小王国，民族矛盾才被彻底激发。理查德·格林菲尔德在书中写道，“当代埃塞俄比亚的版图、政府和存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孟尼利克二世创造的。”
1900年前后，孟尼利克统治的领土面积扩大了一倍以上，囊括了今天埃塞俄比亚的大部分地区，使埃塞俄比亚由一个以阿比西尼亚人为主的单一帝国变成了一个多民族国家。而回顾过去，所罗门系王朝的历代统治者们都需要具备三个特征：东正教徒、阿姆哈拉语使用者和所罗门血统。
这一点也从根本上排除了其他民族掌握政权的可能性。伴随着领土扩张而来的还有对新征服民族的压迫和土地的掠夺，很多人认为，孟尼利克的扩张活动与当时列强瓜分非洲的方式如出一辙。由于他的军队装备远远超过以往的国王，在夺取了地盘之后就派军队驻守当地而不是像从前那般打完就走，“他统治这些地区的方式，很像欧洲殖民主义者统治非洲其他地区的方式。”
甚至在埃塞俄比亚境内，有的少数民族谈起孟尼利克的扩张活动时，也会私下使用“殖民主义”一词。不过孟尼利克对这些地区的占领确实抵抗了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的行动，这一时期也成为了埃塞俄比亚疆域空前广阔的大一统时期。孟尼利克二世也认为，“很久以前他们的祖先就已经统治过这些被征服的地区，至少是从这些地区征收贡赋。”
所以他的扩张活动只是重新占领这些早就属于埃塞俄比亚主权范围内的各省。但是在南方的许多地区，早期军垦士兵的后代、政府官员、甚至基督教士却常常采取最坏的“殖民主义”态度来对待只是在种族上和他们稍有差异的同胞。民族矛盾的激化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些人恶劣态度。
随着孟尼利克扩张疆土的进程，埃塞俄比亚的封建土地制度也最终形成了。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土地制度。简而言之，在北部及中部高原地区（阿比西尼亚地区）实行的是“里斯特”和“古尔特”相结合的制度，里斯特制大约可以看作“自耕农制度”，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并不完整，他们可以自由继承和转让土地，但必须按比例向贵族缴纳收成。
而这些贵族们在里斯特土地上享受的权力，就被称为古尔特，除此之外教会也对部分里斯特制土地享有古尔特权力。在南方，这些后来被征服的领地上，土地归皇帝所有，由其分封给皇室成员、朝廷官员、军队长官和有功的士兵，受封者在其封地上享有的权力远远大于古尔特权利，封地上的农民实际上沦为了受封者的佃农。
这种封建土地制度确实对后来的埃塞俄比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被征服地区人民的土地剥削，也为后面尖锐民族矛盾的爆发埋下了隐患。阿姆哈拉的统治是建立在对“非阿姆哈拉”的压迫之上，可以说后来所面临的一系列民族问题都在这一时期产生。在埃塞俄比亚的历史进程中，族群民族主义可谓是引起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关键因素，它在埃塞俄比亚的政治转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地位。
埃塞俄比亚虽然经历了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但是在身份认同方面，人们总是会以民族和宗教归属来看待自己在埃塞俄比亚的政治体制中到底属于何种地位。
国家(state)的概念在阿姆哈拉语中是指“mengist”，不同于现代意义上“国家”的内涵，对于埃塞俄比亚的少数民族来说更多地意味着皇权和控制。
不论是帝制时代抑或是军政府统治时期，埃塞俄比亚都是一种至上而下的集权模式，统治集团的民族构成单一，处于边缘地位的少数民族为了对抗中央的专制统治，往往就会利用好当地人们在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方面的共同性，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增强了民族认同感的同时也渐渐加大了地方民族对国家的离心力。
现在看来，造成的最严峻的后果莫过于厄立特里亚的族群民族主义，当1962年，埃塞俄比亚宣布合并厄立特里亚，恢复单一制之时，也是厄立特里亚民族主义武装斗争开始风起云涌之日。
这场争取独立的斗争持续了30余年，以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为主导的民族主义武装反抗力量一度成为埃塞俄比亚的动乱之源，几乎拖垮了埃塞俄比亚，最后在推翻军政府的专制统治之后，举行全民公决，从埃塞俄比亚独立。
提格雷地区的族群民族主义更是反对专制统治的强有力力量，作为埃塞俄比亚古代文明的摇篮和最早接受基督教的地区，在埃塞俄比亚历史上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在最早的时候曾与阿姆哈拉人共同手握特权占据统治地位，但在阿比西尼亚文明向南扩张的过程中渐渐被疏远，特权地位丧失，被排挤在中央政权之外。提格雷地区的不满始于1889年埃塞俄比亚提格雷皇帝约翰尼斯四世去世后。
尽管他试图让儿子成为王位继承人，但孟尼利克二世很快宣布了“万王之王”的地位，永久性地结束了提格雷自阿克苏姆王国黄金时代结束后向政治霸权的回归，随后海尔·塞拉西的中央集权进程进一步削弱了提格雷地方政府的自治权。
一直以来提格雷的精英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抵制阿姆哈拉的统治，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提格雷地区成长起来的民族主义运动对民众具有着怎样的号召力，导致提人阵成为埃革阵的核心力量，推翻了门格斯图领导的德格政权，成为现在埃塞俄比亚的执政党。
除此之外，南方的奥罗莫民族主义的兴起可以说是意料之中，奥罗莫民族问题在非洲民族主义中是具有代表性的：人口最多的奥罗莫族（占据埃塞俄比亚总人口数的34.5%），却处于政治边缘地位。
奥罗莫民族主义者认为，19世纪阿姆哈拉人（孟尼利克二世）对奥罗莫地区的吞并是一种“内殖民统治”，他们对历届埃塞俄比亚政权都持否定的态度。
1973年，奥罗莫解放阵线（简称奥解阵）成立，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殖民统治和对奥罗莫人的非人压迫，要求获得自治。”
曾多次与提人阵（埃革阵的核心组织）合作，进行反对门格斯图政权的武装斗争，但埃革阵上台后，却在如何解决民族问题和权力分配上产生了分歧，奥解阵认为奥罗莫民族的主要问题是殖民主义的问题，作为被“阿姆哈拉殖民化”的地区，他们应该独立，成立奥罗米亚共和国(RepublicofOromia)；并于1992年6月抵制地区大选，3万多武装人员离开据点与埃革阵爆发武装战争，历经数星期埃革阵将奥解阵基本消灭。
奥解阵事件发生之后，很多成员流亡国外，并且在国外再次成立组织，成为埃革阵政府主要的反对力量。
埃塞俄比亚民族问题的复杂性还突出体现于跨界民族的影响上面。跨界民族有三个构成要素：历史形成的原生态民族；同一民族生活在两个及其以上的相邻国家；被国界分割的民族传统聚居地相互毗邻。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索马里人，索马里人的主体（98%）生活在索马里联邦共和国，其他少部分索马里人分布在吉布提、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他们经过历史的沉淀早已形成了共同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埃塞俄比亚境内的索马里族主要居住于欧加登地区，并且也保留了自身的民族特性。
如果说一个民族，或者民族的主体都生活在一个国家，那么他们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观念是并向而行的，偶尔的利益冲突也基本不会影响指向这个方向的携手并进，但是存在跨界民族的国家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了：一方面他们作为民族整体拥有共同的民族认同感，另一方面他们作为不同的国家成员因而具有不同的国家归属感。
可以说，跨界民族问题实际上就是传统民族的向心力或者说国家离心力与国家凝聚力之间的博弈问题，当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族的民族向心力大于国家凝聚力时，索马里问题就可能危害到国家领土主权。
由于埃塞俄比亚国内和国外的索马里人一直都存在着建立“大索马里”的梦想，导致埃塞俄比亚政府一直不能“高枕无忧”，政府的多次出兵其实都暗含着对索马里问题的担忧和警惕，比如为了保卫领土与索马里政府之间爆发的欧加登战争，以及可能出于同样的目的于2007年对索马里政府的出兵援助，毕竟一个亲埃塞俄比亚的索马里政府，更有利于埃塞俄比亚的稳定。再加上境内索马里的民族主义势力除了最先要求改善民族待遇，
后来进一步要求自治，还同索马里国家的势力里应外合，联合起来企图建立“大索马里”，致使埃塞俄比亚的索马里问题不断升级。
总的来说，一个国家能否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还是取决于政策是否正确，社会是否稳定，民族地区是否能繁荣发展。埃塞俄比亚的民族问题是长期存在的，并且复杂多元，甚至还有很多国际势力参杂其中推波助澜，这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埃塞俄比亚政府所能做的就是保持目前联邦制发展的好势头，增强联邦制国家的凝聚力，使其大于引发民族危机的国家离心力。
参考文献：
1.李大伟､杨军:《万王之王海尔·塞拉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肖玉华:《当代埃塞俄比亚政治进程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3.钟伟云:《列国志: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
4.张湘东:《埃塞俄比亚联邦制1950-2010》,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