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提起斯托雷平(1862—1911)，总是让人想起斯托雷平改革。由于斯托雷平改革是俄国继1861年农奴制改革之后的又一次重要改革，经常引起学者的注意。但是，受革命思想的影响，斯托雷平的“地主阶级代表和贵族家庭出身”，总是把他与剥削阶级联系在一起，与劳动人民对立起来，给人一种反动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印象。
斯托雷平
经济发展两级分化
当现代化的研究方法逐渐成为主流的研究方法之后，斯托雷平改革的进步性才逐渐进入笔者的视野。因为现代化“就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虽然革命思想也强调资本主义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为社会主义奠定了物质基础，无法解释传统农耕社会为什么要走向工业社会，资本主义发展为什么会造成两极分化和道德滑坡。我们一直纠结于一个问题：经济发展能否不造成两极分化和道德滑坡？于是，我们在发展工业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构想并在20世纪付诸实践。
伊瓦雷帝
俄国人性的觉醒来源于欧洲与俄国的战争。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恐怕是伊凡雷帝的叔叔库尔勃斯基。他说：“如果沙皇受到全国的尊敬，但上帝没有赋予他什么天赋，那么他就不仅应当从议员那里谋求善良有益的忠告，而且应当从民众那里谋求这样的忠告，因为精神的力量不是产生于财富的多少和权力的大小，而是产生于心灵的正直。”
可惜这样的觉醒被伊凡雷帝以国家的名义压制了，并用东正教原理加以证明。他说：“努力使人们认识真理和光明，承认上帝是唯一的真理，无比荣耀，上帝赐予他们以君主；不要再内讧，不要刚愎自用，因为这会毁掉王国；如果不服从沙皇，则内讧永无休止之日。”
沙皇
17世纪对于俄国是个转折的世纪。她在接触西方的过程中陷入了迷茫。尼康(1605—1681)作为俄罗斯教会的牧首，为了彰显俄国的伟大，按照希腊的方式改进了礼拜的仪式：画十字用三个手指而不是两个手指，对耶稣的赞美词“哈利路亚”呼三遍而不是两遍，在教堂中绕行的礼仪行列不再顺太阳升落方向而是迎着太阳，祈祷时的跪拜改为鞠躬礼等，以示俄国对上帝敬拜的虔诚与圣洁。尼康的改革并没有实际内容，但引发的却是宗派斗争。
尼康把自己比作太阳，而把沙皇比作月亮，引发了权力斗争；尼康宣布旧的是假的，异教徒也是不洁的，引发了旧礼仪派的自焚运动。如果说尼康改革在政府内部引发的是权力斗争，那么在教徒内部人们则感到末日的临近，他们走进回忆和未来，寻找着幻象和预兆，陷入前所未有的疑惑。
沙皇利用了尼康的改革，但社会也因此把政府的改革说成了是敌基督。到了彼得大帝时期，彼得一世以一己之力隔断了与历史的联系，强行把俄国推进到了西方的怀抱，俄国踏入了近代化的行列。但是对于俄国人的尊严却是前所未有的侮辱。胡子长衫曾被俄国人当作自己的象征，但出于实用的需要，被彼得剪掉换下，如果君主在检阅时发现有人保留，那人就会当场遭到棍棒的毒打。
彼得大帝
虽然后来胡子允许保留了，但是必须缴纳胡子税。彼得的强制近代化当然不能被否定，但是却带来了社会的恐惧战栗。教会这个曾经的独立精神的倡导者成为世俗生活的奴隶。旧礼仪派把彼得一世变成敌基督躲进了地下，聪明有学问的贵族则转向对政权的歌功颂德，不顾良心地为自己寻求幸福。
赫拉斯科夫说：“彼得只给了俄罗斯人躯体，叶卡捷琳娜赋予的才是灵魂。”彼得所谓给了俄罗斯人以躯体，是把俄国人引上了追求国家利益、共同福祉的康庄大道。叶卡捷琳娜给了俄罗斯人以灵魂，是让俄国贵族富有了知识，形成了开明专制。
贵族获得特权
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上谕中说：“我的愿望，就是一心让上帝引我来的国家幸福吉祥，国荣我亦荣，这就是我的原则；如果我的理想能促使这个原则实现，我会是三生有幸。我希望国家和臣民富裕；这就是我依据的一条原则。不受人民信任的政权，对于想成为受到爱戴和享有荣誉的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得之容易。在于你把人民的幸福和正义这两者不可分割的东西作为你行动的准则，作为你规章的准则。自由乃万物之灵！没有你，一切都将死气沉沉。我愿意服从法律，不希望有奴隶；希望共同的目标是使人幸福，而不要任性、怪癖和残暴。”
叶卡捷琳娜二世
根据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敕令， 1785年4月21日，贵族获得了特权。
贵族免除被军队征用住宅；贵族免除体罚；贵族拥有土地所有权；贵族拥有建立自己的等级机构的权利；贵族拥有变更为第一等级称号的权利等。同一天，商人阶层也成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城市居民基于财富分为六个等级，拥有财产500卢布以上的“顶级商人”免受体罚，可缴纳金钱免服兵役和免缴人丁税，只征收1%的资本税。基于财产而不是基于宗法获得的人权成了可以炫耀的特权，因为贵族和大商人可以把权利留给自己而把义务留给别人，俄国的农奴制在贵族获得特权之后得到特别的发展，以至于农民在获得解放的时候像法国一样出现特别痛恨贵族的局面。
于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开明专制的举措便有了虚伪的疑问。克柳切夫斯基为此做了总结，他说：“这个阶级用来领导社会所具备的思想素养和政治才能有多么贫乏。这个等级的社会地位是以不公正的政治为基础的，也是以无意义的社会活动装饰起来的。他们在家里与周围的人没有任何现实有机的联系，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在外国，他们是改头换面的鞑靼人
雅罗斯拉夫的地主奥波契宁因无法与现实调和，于1793年自杀身亡。他在自己临死前立的遗书中解释自己的行为时写道：‘迫使我结束自己生命的动因是厌恶透了俄国的现实。'”随后，这种忧郁和哀伤便成为19世纪俄国思想文化的主题。
亚历山大一世
亚历山大一世是神秘主义和感伤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虽然让俄国的军事力量进入欧洲，但是他也开始了俄国的觉醒。俄国的觉醒是借着共济会的思想开始的。俄国共济会一直在寻找某些普遍的宗教信仰，这种信仰应该植根于最早的原始人类的自然感觉和思想。共济会希望通过这种自然宗教能够替代基督教的各种教条形式。
共济会
这套自然、普遍的信仰体系将使男人从互相冲突的宗教和社会经济的情况下进入兄弟情谊的状态。共济会容许不同的宗教存在，在共济会中更重要的是，要让未来的共济会员相信自己的上帝：真主、耶和华等，承认存在一种创造了生命的最高实体。共济会虽然不是基督教，但是在俄国东正教式微的情况下发挥了寻找真理的作用。
亚历山大一世接触共济会是在自己的父亲被杀死后，目的是寻求内心的安静。卫国战争后他提出的神圣同盟思想，也是建立在全天下基督徒都是兄弟的思想基础上。亚历山大设立了国民教育和宗教事务部，试图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部门“使俄罗斯人民摆脱到处都存在的信仰上的麻木和冷漠，唤醒他们身上的最崇高的宗教本能，并通过散发《圣经》给他们注入一股从内心里理解基督教的绵延不断的细流”。一个前所未有的觉醒时期开始了。
俄国思想觉醒
19世纪俄国思想的觉醒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一个非常令人头疼的问题是俄国的宗教哲学与俄国的现实隔绝的是这样遥远，以至于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曾经被德·利哈乔夫称为具有独立思想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的诺维科夫、拉吉舍夫和卡拉姆津，为俄国思想的觉醒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作为十二月党人的先驱，拉吉舍夫带来的不过是一个“遥远的上帝”。
十二月党人起义
卡拉姆津，一个出身贵族的历史学家在留学德国之前，抱着良好的愿望解放了庄园里的农民，可是当他回到农村的时候，看到的是贫穷、耕作不好的土地、空空荡荡的粮仓和毁坏的茅屋。随后卡拉姆津放弃了立刻解放农奴的想法，而是让其在地主的监督下逐渐走向自由。在卡拉姆津的眼里，俄国的农奴已经习惯于懒惰和酗酒，对于他们只有先启蒙而后给予自由。于是，卡拉姆津便有了反动的农奴主或者维护宗法专制制度的名声。卡拉姆津的尝试及其结论并不是作者的保守，对于当时“贵族依附于政权，而农民依附于贵族”的状况，卡拉姆津的局部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农民的改革也变成维持吃不饱也饿不死的状态。于是，亚历山大一世的自由主义改革导致了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的激烈争论，让俄国人民生活的改善更加曲折。
卡拉姆津
恰达耶夫是一位贵族青年军官，受十二月党人的影响，对俄国的命运发出了最强烈的声音。他说：“有一个认识是非常错误的，那就是认为奴隶制的影响波及的似乎只是承受着奴隶制重压的那部分没有生活保障的居民，恰恰相反，应当研究其对从奴隶制中获得好处的那些阶级的影响。由于自己的观念，主要是禁欲主义的观念，由于对得不到什么保障的美好未来不抱期望的种族气质，最后，由于经常把农奴与其主人隔开的间距，俄国农奴是值得同情的，但不是在你能够想到的那种程度上。况且他们目前的处境只是过去处境的一种自然结果。农奴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并不是征服者的暴力行为所致，而是一种在其内心生活、在其宗教感情、在其性格深处展现出来的事物的自然发展过程。”而这个发展过程的出现就是缺乏理性与爱的内在统一。
果戈里
于是，俄国社会就沿着各自的道理固执下去并把关系变得你死我活。我们先看到的是别林斯基与果戈理的决裂，而后看到的则是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决战。如果说知识分子之间的决战仅仅是绝交，那么到了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时候，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的决战则变成一场赤裸裸的掠夺，以至于酿成了一场社会大决战，到了民粹派那里就变成对战斗的歌颂了。果戈理通过对东正教的改造，给地主处理同农民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虽然到了弗·索洛维约夫时不再与西方文化对抗了，还试图通过合并基督教会的方式实现东西方的和解，但是，他期望的不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胜利，即通过信仰的道路战胜诱惑带来的苦难，而是渴望索菲亚的出现，一个无私的爱的女神出现。民粹派的自杀之路不是轻易能够战胜的，他们需要的是不要任何回报的爱，这就是俄国理性主义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斯托雷平
斯托雷平改革就是在这样的革命背景下产生的。
参考文献：孙成木、刘祖熙、李建：《俄国通史简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1页。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姚海：《俄罗斯文化之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51页。
格·弗洛罗夫斯基：《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吴安迪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