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提起斯托雷平(1862—1911)，總是讓人想起斯托雷平改革。由于斯托雷平改革是俄國繼1861年農奴制改革之後的又一次重要改革，經常引起學者的注意。但是，受革命思想的影響，斯托雷平的“地主階級代表和貴族家庭出身”，總是把他與剝削階級聯系在一起，與勞動人民對立起來，給人一種反動的、逆曆史潮流而動的印象。
斯托雷平
經濟發展兩級分化
當現代化的研究方法逐漸成為主流的研究方法之後，斯托雷平改革的進步性才逐漸進入筆者的視野。因為現代化“就是指人類社會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曆史過程”。雖然革命思想也強調資本主義對生産力發展的促進作用，但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隻是為社會主義奠定了物質基礎，無法解釋傳統農耕社會為什麼要走向工業社會，資本主義發展為什麼會造成兩極分化和道德滑坡。我們一直糾結于一個問題：經濟發展能否不造成兩極分化和道德滑坡？于是，我們在發展工業化的基礎上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偉大構想并在20世紀付諸實踐。
伊瓦雷帝
俄國人性的覺醒來源于歐洲與俄國的戰争。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恐怕是伊凡雷帝的叔叔庫爾勃斯基。他說：“如果沙皇受到全國的尊敬，但上帝沒有賦予他什麼天賦，那麼他就不僅應當從議員那裡謀求善良有益的忠告，而且應當從群眾那裡謀求這樣的忠告，因為精神的力量不是産生于财富的多少和權力的大小，而是産生于心靈的正直。”
可惜這樣的覺醒被伊凡雷帝以國家的名義壓制了，并用東正教原理加以證明。他說：“努力使人們認識真理和光明，承認上帝是唯一的真理，無比榮耀，上帝賜予他們以君主；不要再内讧，不要剛愎自用，因為這會毀掉王國；如果不服從沙皇，則内讧永無休止之日。”
沙皇
17世紀對于俄國是個轉折的世紀。她在接觸西方的過程中陷入了迷茫。尼康(1605—1681)作為俄羅斯教會的牧首，為了彰顯俄國的偉大，按照希臘的方式改進了禮拜的儀式：畫十字用三個手指而不是兩個手指，對耶稣的贊美詞“哈利路亞”呼三遍而不是兩遍，在教堂中繞行的禮儀行列不再順太陽升落方向而是迎着太陽，祈禱時的跪拜改為鞠躬禮等，以示俄國對上帝敬拜的虔誠與聖潔。尼康的改革并沒有實際内容，但引發的卻是宗派鬥争。
尼康把自己比作太陽，而把沙皇比作月亮，引發了權力鬥争；尼康宣布舊的是假的，異教徒也是不潔的，引發了舊禮儀派的自焚運動。如果說尼康改革在政府内部引發的是權力鬥争，那麼在教徒内部人們則感到末日的臨近，他們走進回憶和未來，尋找着幻象和預兆，陷入前所未有的疑惑。
沙皇利用了尼康的改革，但社會也是以把政府的改革說成了是敵基督。到了彼得大帝時期，彼得一世以一己之力隔斷了與曆史的聯系，強行把俄國推進到了西方的懷抱，俄國踏入了近代化的行列。但是對于俄國人的尊嚴卻是前所未有的侮辱。胡子長衫曾被俄國人當作自己的象征，但出于實用的需要，被彼得剪掉換下，如果君主在檢閱時發現有人保留，那人就會當場遭到棍棒的毒打。
彼得大帝
雖然後來胡子允許保留了，但是必須繳納胡子稅。彼得的強制近代化當然不能被否定，但是卻帶來了社會的恐懼戰栗。教會這個曾經的獨立精神的倡導者成為世俗生活的奴隸。舊禮儀派把彼得一世變成敵基督躲進了地下，聰明有學問的貴族則轉向對政權的歌功頌德，不顧良心地為自己尋求幸福。
赫拉斯科夫說：“彼得隻給了俄羅斯人軀體，葉卡捷琳娜賦予的才是靈魂。”彼得所謂給了俄羅斯人以軀體，是把俄國人引上了追求國家利益、共同福祉的康莊大道。葉卡捷琳娜給了俄羅斯人以靈魂，是讓俄國貴族富有了知識，形成了開明專制。
貴族獲得特權
葉卡捷琳娜二世在上谕中說：“我的願望，就是一心讓上帝引我來的國家幸福吉祥，國榮我亦榮，這就是我的原則；如果我的理想能促使這個原則實作，我會是三生有幸。我希望國家和臣民富裕；這就是我依據的一條原則。不受人民信任的政權，對于想成為受到愛戴和享有榮譽的人來說是毫無意義的；得之容易。在于你把人民的幸福和正義這兩者不可分割的東西作為你行動的準則，作為你規章的準則。自由乃萬物之靈！沒有你，一切都将死氣沉沉。我願意服從法律，不希望有奴隸；希望共同的目标是使人幸福，而不要任性、怪癖和殘暴。”
葉卡捷琳娜二世
根據葉卡捷琳娜二世的敕令， 1785年4月21日，貴族獲得了特權。
貴族免除被軍隊征用住宅；貴族免除體罰；貴族擁有土地所有權；貴族擁有建立自己的等級機構的權利；貴族擁有變更為第一等級稱号的權利等。同一天，商人階層也成為一個特殊的階層。城市居民基于财富分為六個等級，擁有财産500盧布以上的“頂級商人”免受體罰，可繳納金錢免服兵役和免繳人丁稅，隻征收1%的資本稅。基于财産而不是基于宗法獲得的人權成了可以炫耀的特權，因為貴族和大商人可以把權利留給自己而把義務留給别人，俄國的農奴制在貴族獲得特權之後得到特别的發展，以至于農民在獲得解放的時候像法國一樣出現特别痛恨貴族的局面。
于是，葉卡捷琳娜二世開明專制的舉措便有了虛僞的疑問。克柳切夫斯基為此做了總結，他說：“這個階級用來上司社會所具備的思想素養和政治才能有多麼貧乏。這個等級的社會地位是以不公正的政治為基礎的，也是以無意義的社會活動裝飾起來的。他們在家裡與周圍的人沒有任何現實有機的聯系，沒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在外國，他們是改頭換面的鞑靼人
雅羅斯拉夫的地主奧波契甯因無法與現實調和，于1793年自殺身亡。他在自己臨死前立的遺書中解釋自己的行為時寫道：‘迫使我結束自己生命的動因是厭惡透了俄國的現實。'”随後，這種憂郁和哀傷便成為19世紀俄國思想文化的主題。
亞曆山大一世
亞曆山大一世是神秘主義和感傷主義的代表人物。
他雖然讓俄國的軍事力量進入歐洲，但是他也開始了俄國的覺醒。俄國的覺醒是借着共濟會的思想開始的。俄國共濟會一直在尋找某些普遍的宗教信仰，這種信仰應該植根于最早的原始人類的自然感覺和思想。共濟會希望通過這種自然宗教能夠替代基督教的各種教條形式。
共濟會
這套自然、普遍的信仰體系将使男人從互相沖突的宗教和社會經濟的情況下進入兄弟情誼的狀态。共濟會容許不同的宗教存在，在共濟會中更重要的是，要讓未來的共濟會員相信自己的上帝：真主、耶和華等，承認存在一種創造了生命的最高實體。共濟會雖然不是基督教，但是在俄國東正教式微的情況下發揮了尋找真理的作用。
亞曆山大一世接觸共濟會是在自己的父親被殺死後，目的是尋求内心的安靜。衛國戰争後他提出的神聖同盟思想，也是建立在全天下基督徒都是兄弟的思想基礎上。亞曆山大設立了國民教育和宗教事務部，試圖通過這樣一個特殊的部門“使俄羅斯人民擺脫到處都存在的信仰上的麻木和冷漠，喚醒他們身上的最崇高的宗教本能，并通過散發《聖經》給他們注入一股從内心裡了解基督教的綿延不斷的細流”。一個前所未有的覺醒時期開始了。
俄國思想覺醒
19世紀俄國思想的覺醒并非一帆風順，而是充滿了沖突和鬥争。一個非常令人頭疼的問題是俄國的宗教哲學與俄國的現實隔絕的是這樣遙遠，以至于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曾經被德·利哈喬夫稱為具有獨立思想的第一代知識分子的諾維科夫、拉吉舍夫和卡拉姆津，為俄國思想的覺醒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但是，作為十二月黨人的先驅，拉吉舍夫帶來的不過是一個“遙遠的上帝”。
十二月黨人起義
卡拉姆津，一個出身貴族的曆史學家在留學德國之前，抱着良好的願望解放了莊園裡的農民，可是當他回到農村的時候，看到的是貧窮、耕作不好的土地、空空蕩蕩的糧倉和毀壞的茅屋。随後卡拉姆津放棄了立刻解放農奴的想法，而是讓其在地主的監督下逐漸走向自由。在卡拉姆津的眼裡，俄國的農奴已經習慣于懶惰和酗酒，對于他們隻有先啟蒙而後給予自由。于是，卡拉姆津便有了反動的農奴主或者維護宗法專制制度的名聲。卡拉姆津的嘗試及其結論并不是作者的保守，對于當時“貴族依附于政權，而農民依附于貴族”的狀況，卡拉姆津的局部改革是不可能實作的。對于農民的改革也變成維持吃不飽也餓不死的狀态。于是，亞曆山大一世的自由主義改革導緻了關于俄國發展道路的激烈争論，讓俄國人民生活的改善更加曲折。
卡拉姆津
恰達耶夫是一位貴族青年軍官，受十二月黨人的影響，對俄國的命運發出了最強烈的聲音。他說：“有一個認識是非常錯誤的，那就是認為奴隸制的影響波及的似乎隻是承受着奴隸制重壓的那部分沒有生活保障的居民，恰恰相反，應當研究其對從奴隸制中獲得好處的那些階級的影響。由于自己的觀念，主要是禁欲主義的觀念，由于對得不到什麼保障的美好未來不抱期望的種族氣質，最後，由于經常把農奴與其主人隔開的間距，俄國農奴是值得同情的，但不是在你能夠想到的那種程度上。況且他們目前的處境隻是過去處境的一種自然結果。農奴處于受奴役的地位并不是征服者的暴力行為所緻，而是一種在其内心生活、在其宗教感情、在其性格深處展現出來的事物的自然發展過程。”而這個發展過程的出現就是缺乏理性與愛的内在統一。
果戈裡
于是，俄國社會就沿着各自的道理固執下去并把關系變得你死我活。我們先看到的是别林斯基與果戈理的決裂，而後看到的則是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決戰。如果說知識分子之間的決戰僅僅是絕交，那麼到了1861年農奴制改革的時候，社會上層與社會下層的決戰則變成一場赤裸裸的掠奪，以至于釀成了一場社會大決戰，到了民粹派那裡就變成對戰鬥的歌頌了。果戈理通過對東正教的改造，給地主處理同農民的關系指明了方向。
雖然到了弗·索洛維約夫時不再與西方文化對抗了，還試圖通過合并基督教會的方式實作東西方的和解，但是，他期望的不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勝利，即通過信仰的道路戰勝誘惑帶來的苦難，而是渴望索菲亞的出現，一個無私的愛的女神出現。民粹派的自殺之路不是輕易能夠戰勝的，他們需要的是不要任何回報的愛，這就是俄國理性主義者必須面對的課題。
斯托雷平
斯托雷平改革就是在這樣的革命背景下産生的。
參考文獻：孫成木、劉祖熙、李建：《俄國通史簡編》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1頁。
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程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頁。
姚海：《俄羅斯文化之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51頁。
格·弗洛羅夫斯基：《俄羅斯宗教哲學之路》，吳安迪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