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执法行动常用的五种授权方式：旗国同意、事先达成的授权、沿海国家管辖权、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以及访问权。
MLE（海上执法行动）包括采取行动（包括调查和起诉）以执行关于国际水域上、下和上方以及受到执行活动的国家管辖水域中的所有适用法律，以及相关行为或后果的法律。
因此MLE假定执法机构和授权船只有权对其他船只（以及其中的人员和货物）采取行动，这些船只包括在许多情况下是外国船只和国民，通过在海上（随后在陆地上）采取行动以执行相关法律。
MLE可用于海上违法行为或执法国家的管辖范围延伸到在海上逮捕在“陆地”或其他地方犯罪的情况。
从一开始就必须认识到，MLE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一个日常的和平时期的执法行动（或者，常常在海上领域被称为“警察”行动），因为确定管辖权和权限是必要的首要调查。
换句话说，在常规的MLE中，国际人道法（IHL）没有作用。然而MLE的边界存在多个点上IHL可以并且确实发挥作用。
首先有其他几个关键问题需要在对MLE法律授权框架进行全面阐述时加以讨论：自卫和在MLE中使用致命武力的问题，与在非立即自卫情况下为MLE目的使用武力的区别；要求国家法律明确阐明MLE代理人的权利、权限和义务；在国家法律中适当界定违法行为；热追权（一个关键的MLE权力）的行使权；执法和海上人权的相互作用；以及界定MLE中武力使用限度的一系列案例和事件，这些只是一些例子。
第二个限制是尽管MLE在根本上是一项执法活动，但其行动的授权来源要远远超出传统的刑事或行政法律和违法行为所理解的范围。
事实上，影响MLE的一个更为普遍的复杂因素是场所所提供的众多法律授权来源，需要注意的是，国际MLE授权的实施仍然需要在国家法律中进行适当的整合，以便恰当授权国家的MLE代理人。
有多种权力使MLE代理人能够停止、登船和搜索可疑船只，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但并非全部情况）可以根据有效的管辖权授权采取一些后续行动。
然而这些权力严格限定于其目的，并且必须正确执行，无论它们是基于特定的旗国同意还是违反了普遍规定，即具有合法权利升起该国旗帜的船只的旗国拥有独占管辖权的一般规则，它们都基本上受制于与每种法律依据固有和独特的限制。
船只的主要管辖权属于其旗国。这意味着旗国可以允许另一个国家的MLE代理人登船检查声称具有该旗国国籍的船只。
事实上，事先批准的“例外”实际上只是旗国同意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对旗国同意的国际法限制。旗国可以事先授权另一个国家的MLE代理人登船检查声称具有该旗国国籍的船只，而无需事先获得许可。然而，这种批准通常仅限于特定的情况，而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普遍授权。
例如国家A和国家B可以通过条约或其他法律文件达成协议，允许它们在国际水域内停止、登船和搜索对方国家的船只，前提是有合理的怀疑该船只贩运非法毒品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物资。
协议可能明确规定，例如，可以在不寻求旗国同意的情况下执行此项行动。或者，协议可能规定仍然必须请求旗国同意，但如果在一定时间限制（例如四个小时）内未收到回复，则视为已获得旗国同意。
许多国家声称，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规定，如果在国家自卫需要的情况下，可以在未获得旗国同意的情况下登船检查外国旗船。
一个典型的情况是“浮动炸弹”，即一艘被劫持的船只被改装成具有巨大破坏力的爆炸装置，并且正驶向一个相关国家的港口。如果该船只位于领海内，那么可以拦截该船只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该船明显构成了违反《联合国宪章》和无害通过制度的武力威胁。
实际上，有强有力的论点认为，在其邻接区（12-24海里）内，沿海国家可以拦截这样的船只，因为爆炸装置的输入必然构成了一种海关违法行为，该沿海国家就可以进行相应的海上执法行动。
海上执法行动从根本上是执法行动。它们受到“和平时期”的法律制度（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1988年和2005年的《防止非法行为以及他们的协议》）的管辖，并使用“和平时期”的权力、管辖权和授权（包括使用武力）。
这些MLE的权力、管辖权和授权在国际法中是全面、常规且相当详尽的，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它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海战法的许多方面；MLE必须始终与海战法区分开来。
这有时可能很困难，因为MLE涉及的许多实际行动也在海上武装冲突中使用——例如，停船、登船和搜查船只，以及扣押货物，是MLE和封锁、访问和搜查等海战法规则中的关键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