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秦统一之际到汉初这一历史时期，通过对诸子百家的整合与改造，造出声势浩大的思想融合与庞大的整体思想体系。
这一历史背景为蚩尤神话在为后世的思想体系建构、叙事方式等开拓了方向，提供了素材，于是两汉时期的蚩尤，呈现出官方和民间叙事的联系性与差异性。
一、官方文本的整合
在这一时期，受到蚩尤战争叙述的强烈影响，以蚩尤为反贼和叛乱者的叙述在官方文本中被确定，同时蚩尤作为战神和造兵者的身份，使其在涉及到军事的祭祀活动中，偶能占据一席之地。
而民间继续发挥蚩尤的反抗、作乱、辟禳的功能，发展出更加丰富的叙事情节此部分从总评黄帝，到述神农之事及当时背景，后讲述黄炎阪泉之战，再为黄蚩涿鹿之战，最后赞黄帝征伐既定又平天下。
司马迁试图建构一个完整的故事结构，然而在叙述中难免产生一些抵牾之处，可以说司马迁对黄炎蚩三者战争事件的叙述，在进行整合的同时，也为后世争论颇多的讨论埋下了伏笔。
其中主要的矛盾就是在人物关系上，例如后世文献多称炎帝神农氏，《路史》中又以蚩尤为姜姓阪泉氏，又或言蚩尤曾自号炎帝。那么三者的关系究竟如何。
若是以炎帝为神农氏，蚩尤为炎帝后裔或自号炎帝来看，《五帝本纪》中的叙述为何特意区分三者而不是作为同一对象等诸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历来争论颇多，而前文以论及双方战争事迹的发展各自有别。
《五帝本纪》在司马迁大量搜罗资料的基础上选择以黄帝为始，不能不联系到先秦时期黄帝平定天下，成命百物的大量记载。
黄蚩之战后叙述的“顺天思序”并以仁德治国的逻辑相结合，《五帝本纪》中还讲述黄帝巡行四方、确定政治版图的功绩。
于是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黄帝被塑造其一种理想形态，进一步加强其人王属性，蚩尤则作为对立面，被叙述一种正统王朝观念下的暴虐的叛乱者。
这一形象的确定对后世蚩尤神话的流变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不论是以官方，如司马迁笔下的蚩尤，或是个人身份进行释读的文人学者，他们的身份大多都是经过官方认可的精英人物。
笔下所表述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是延续着主流思想中以黄帝战胜蚩尤，黄帝作为具有正义的理由平定叛乱恢复秩序的一方，而蚩尤则是破坏秩序行暴虐之事的一方。
大体上可以认为，这些作为官方话语代言人或文人学者的记录者的身份，在对官方文本的塑造、官方权威的建立、主流叙事的引导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蚩尤神话文本中心意义形成并不断传递的重要环节。
在这一过程中，以蚩尤暴虐的叛臣形象的固定，显示出两汉时期蚩尤神话的矛盾面。为了理解这一矛盾，可以再看官方祭祀体系中是如何对待蚩尤。
蚩尤祭祀在秦汉时期曾一度进入官方祭祀体系中，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秦统一六国后，并没有抹杀他国的祭祀系统，尤其是对于齐地祭祀系统，反而是将其纳国家层面，不仅是出于对齐地方术的向往，更是将其作为权力的稳定和彰显。
作为齐地重要信仰对象的蚩尤，也因其在战争方面的特性得到关注。且不说相传黄帝将蚩尤奉为战神，以其画像威慑天下八方。除了秦始皇的祭祀外，刘邦被拥为沛公后也曾“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
《汉书郊祀志》也提到祭祀八神，汉武帝时期也祭祀过兵主蚩尤。对蚩尤的祭祀在后世偶见记载，此时蚩尤并非作为固定的祭祀对象，而多见于战事之前的临时祭祀。
诸如《后汉书马援传》记马援兄子马严，将兵屯西河美稷，卫护南单于，据记载当时就“过武库，祭蚩尤”。李贤注引《前书音义》：“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今祭之。”
《通典》中所论杩祭，孔颖达疏：“杩，师祭也，为兵祷也，其礼亡。其神盖蚩尤，或云黄帝。皆是指出后世对蚩尤的祭祀，主要是出于对其战神和造兵者身份的认可，希望能够在军事上获得保佑。
即便秦始皇、汉武帝时期，对蚩尤的祭祀也并非特定，或是“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诸鬼及八神之属，上过则祠，去则己。”
然而其后“元帝好儒，贡禹、韦玄成、匡衡等相继为公卿。禹建言汉家宗庙祭祀多不应古礼，上是其言。后韦玄成为丞相，议罢郡国庙，自太上皇、孝惠帝诸园寝庙皆罢。”
又“衡、谭复条奏（长安厨官县官给祠郡国睡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应礼，及疑无明文，可奉祠如故。其余四百七十五所不应礼，或重复，请皆罢。’奏可。”是官方对蚩尤的祭祀逐渐式微。
二、蚩尤叙事的再造
这一矛盾的后续发展，是官方话语的减少、知识分子的再述和民间蚩尤神话的流行与演化。前述以官方祭祀为代表的对蚩尤叙述的式微。以《史记》三家注为例其引用和再述也为蚩尤神话的再造有重要作用。
前文指出，在黄帝与蚩尤之战这一主体情节上，前人记载往往仅述梗概，这种求干弱枝的讲法在后世总是要发生变化，诸如三家注多引用其他材料试图丰富事件内容。
这正是说，《五帝本纪》中对于蚩尤事迹的记载，提供了一个为后世解释家发挥的母版，正是在这一论述的基础上，通过搜罗筛选其他材料并进行说明，形成了更多样化的阐释。
另一方面，齐地八主信仰本就是在当地原始信仰的基础之上，不断发展、融合而渐成体系，究其根本当带有明显的民间宗教色彩。秦汉间统治者践行的祭祀行为，一方面是宗教层面的拉拢。
另一方面是出于政治目的的示威，这才使得这一宗教祭祀短暂地跃居国家层面，并反过来进一步促成了这一信仰在民间的发展。
即便是宣帝后对蚩尤的祭祀逐渐消减，但所谓上行下效，齐地本身的信仰未遭打压，加之官方层面偶有重视，使得兵主蚩尤的信仰在民间继续流传开来，蚩尤作为战神的形象也逐渐定型。
官方层面的祭祀基本消失的时候，民间的蚩尤神话一就能够不断继承，不断被俗化，产生新的样貌。
在这个阶段，针对文献所记载的历史时期事件的不断表达，是官方主流文化的重要目标，这一表达能够更好地满足知识分子对权力符号的阐释。
这种态度一方面激发了将蚩尤神话纳入一个合理的秩序中的尝试，尤其是将蚩尤与黄帝之战，更好地融入到当时的黄帝叙事中。
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延续前代文化符号的仪式，保留了早期蚩尤神话中诸如对抗、辟禳等特征，使得早期的蚩尤叙事中的一些内容并没有因此消弭，而是在民间继续演变。
值得注意的是，蚩尤形象的再造，很大程度上受到汉代谶纬和道教思潮的影响。作为政治神话的谶纬，主要借助文化传统中的神话传说、宗教资料等进行虚构性叙事，以满足特定的政治目的。
黄帝神话中原先蕴含的顺应天道的思想，在汉代谶纬中更具政治色彩，尤其突出表现为对天命神权的宣扬，以黄帝顺应天命而战神蚩尤，映射现实中对君主天命神权的塑造，这一点影响到了对蚩尤的叙述。
未受到谶纬思想影响前，蚩尤神话传说基本向着历史化、政治化发展。而谶韩在这一基础上，又发展出蚩尤不同的“神性”的一面，其中形成的神异内容，己经同原初的仪式原型并无太大关系。
《龙鱼河图》中论及黄帝对蚩尤的作战，其重心已经逐渐转移到玄女、西王母的协助。《黄帝玄女战法》言：“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
黄帝归于太山，三日三夜，雾冥。有一妇人，人首鸟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妇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问’黄帝曰：‘小子欲万战万胜。’遂得战法焉。”
因黄帝神仙化的影响，黄蚩之战的文本在丰富化的同时，也出现带有神仙色彩的叙述，其中不惟继续发挥二者造器身份的内容。
例如蚩尤征风召雨以烟雾迷惑黄帝部众，黄帝又以指南车胜之一类故事外，“黄帝与蚩尤战于琢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
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遂擒蚩尤。”黄帝与蚩尤之战的起因被弱化，而重点在于具体的战争过程，尤其表现为二者通过如何的方式、借助什么道具、得到什么人物的帮助，最终实现黄帝对蚩尤的胜利。
蚩尤神话在此后越发深刻地受到宗教因素的影响。加之经过黄帝战蚩尤历史化过程的固定，二者形象基本定型，其神话上的对抗关系逐渐受到封建君臣关系的影响，作为神话人物的蚩尤，在这之后更加明显地受到人间伦理道德的约束。
尤其是民间的相关论述，具有更加鲜明的道德色彩。同时在对黄帝蚩尤之战的描述中，其他参与人物的比重也有所增加，以玄女作为军师给予协助的叙事主题继续发展。
除了玄女，天帝、广成子等角色都曾参与到蚩尤与黄帝之战中。在道教和封建统治秩序的推动下，地位不断提升的关公也与蚩尤作乱的叙事结合。
当关公逐渐被塑造为为国为民的英勇战神，蚩尤为祸而关公除之的叙事也出现。据考这一事迹最早出于南宋荆襄玉泉寺僧口头创作的寿亭侯斩业龙神话.
随着后来的不断发展，逐渐融合如张天师、蚩尤、关羽等角色，最终发展为蚩尤作为地方性神灵和关羽一正一邪相对抗的对立关系。
不同时期、不同文献对蚩尤神话的塑造各有侧重。这一文本的复杂性实际上反映了对蚩尤神话传说流传版本的多样以及内涵和意义的不断附加。
结语
自春秋战国以来，原先于官方、民间差异性传播的蚩尤神话被以某种方式记载下来，蚩尤神话进入诸子的论述体系中，在遵循某些基本情节要素的情况下，出现了为诸子所用的不同表述。
这些表述并不是出于对当时流传内容的据实记载，亦或是对史事的认真考证，而是主要服从于借事表理的需要，以叙述佐证自身观点。
于是这一时期对蚩尤神话的建构，并不是出自叙述、丰富蚩尤神话本身而进行的，这与汉代出现的对蚩尤形象、故事的自觉创造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