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木
编辑|观星
宋明货币区的衍生与运行机制存在重要差异，以四川、北边为例可得以说明。
在四川地区，宋朝为建立货币缓冲地带、掠夺川地财富，依靠政策将四川由铜铁兼行区转变为铁钱区。
明朝在四川则形成了以“茴银”为主的多元实物货币区，背后更多的是市场力量所致。
宋朝在西北地区积极引入市场机制与信用制度维持本地铸行的铁钱的信用，并将铁钱嵌入区域内外的货币信用体系中，形成相对稳定的循环机制。
明朝在北方边镇地区并没有形成内部稳定的货币循环机制与信用机制，而是通过单向而持续的外部白银注入来维持白银和多元实物货币分层行用的格局。
一、货币运行机制
宋明货币分区运行机制的差异折射出宋明王朝社会经济运作理念与运行方式的差异。
在传统中国，货币不仅是市场交易的媒介、市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体现国家政治权威和执行再分配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更是政府和市场两股力量进行博弈的重要体现。
因此，学界对于货币史的研究很是关注。从长时段角度检视货币问题，可发现货币分区域流通的现象十分常见。
中国史上的货币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政权分立或割据情况下的货币分区行用。
如先秦时期形成的圜钱、刀币、布币和蚁鼻钱四大铜钱体系。另一种是在大一统的政治框架内仍存在货币区域性流通，以宋明两朝为典型代表。
宋明两朝在政治上虽表现为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但是在货币领域都形成了多元货币互补并存的格局，在地域上分化出不同的货币区。关于宋明货币区，学界早有研究和关注。
汪圣铎、高聪明不仅整体考察了两宋时期货币的管理、流通和政策等内容，且专门讨论了特殊货币区的地域范围、形成过程、货币种类和币制演变等问题。
关于四川货币区的研究为数众多，积累甚厚，但多是探讨交子起源与相关制度的研究，如姜锡东等从币制结构缺陷与币值级差视角对北宋四川交子的起源进行了再探讨。
关于南宋江北特殊货币区的研究亦有不少，王申最近从财政角度探讨了南宋区域特殊纸币湖北会子、淮南交子的运行方式，认为区域性纸币是否有效运转与财政体制的关系密切。
关于明代货币区，邱永志、张宁、黄阿明的研究都有涉及。邱永志将明代货币分区流通的形成与演化置于明代货币转型的大背景下来考察。
认为元明社会变迁塑造的明初社会经济体制极大地抑制了良性货币制度的构建，致使明中叶货币演化陷入货币地域分割化、零碎化的状态。
他还具体考察了“行钱之地”与“不行钱之地”所涵盖的区域范围。张宁则从宋元明铜钱流通危机入手。
进一步考察明代货币白银化演进过程中所形成的“行钱之地”与“不行钱之地”以及“行银之地”与“不行银之地”状况。
黄阿明具体考察了明代江南、西南、闽广等地区的货币行用状况，认为这些区域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
致使货币在区域内存在多元并存的局面，一定程度上抵制着政府货币政策的实施。万志英的研究中也涉及了明代“行钱之地”的缩减与白银行用的扩展问题。
目前，学界对宋明两朝货币分区流通的衍生、演变及运行状态已有不少成果，但关于货币区形成和运行机制的跨朝代比较研究尚付阙如。
缺乏对于宋明货币区运行机制的历时性研究，我们就难以理解货币区的形成、运行与维系方式差异等问题。
况且，货币区运行机制的差异不仅关系着货币实际流通的边界特性与流通规律问题，也反映着不同朝代经济运作理念与运行方式的差别。
鉴于此，笔者不揣谫陋，对宋明货币区进行机制上的比较研究，以求教于方家。
二、运行机制的差异
在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过程中，宋明两朝并未形成统一而整合的单一货币制度，而是形成了多元货币并行且分区行用的格局。
然两者所具有的有机性、推动力与维系机制等存在重要差异。因此，要探究宋明货币区形成、运行机制上的差异，我们需要先对宋明货币区进行必要的概述。
两宋的货币分区大致可以分为铁钱区、铜钱区，以及分别以铜、铁钱为基准的纸币和铜铁兼行区。
北宋初年承袭五代以来的货币局面，大量旧唐时期和各割据政权自行铸造的货币在市场上混合流通。
宋初铸行“宋通元宝”，并规定“凡诸州轻小恶钱及铁镴钱悉禁之，诏到限一月送官，限满不送官者罪有差，其私铸者皆弃市。
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五贯以上弃市，募吿者赏之”，以期通过铸造新钱和控制铜钱流动的方式统一货币制度。
然而，统一货币制度需要大量的币材供应和资金投入。而彼时政权刚立，尚无此根基，只能对新占领之地延续其原有的货币流通局面。
如平定四川地区之后“听仍用铁钱”，平广南、江南后“亦听权用旧钱，如川蜀法”，福建、江西的部分地区都允许铁钱的流通。
尤其是福建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还是处于铜、铁兼行状态。可见，宋初尚无较大范围统一币制的能力，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新旧铜钱、铁钱混合流通的局面。
然而，宋统治者在逐渐巩固政权之后大力铸钱，禁用并取缔旧有货币，经过三朝的努力，除因歧视性的财富掠夺政策让四川仍通行铁钱外，其余地区基本统一为行用铜钱。
四川地区因此成为北宋时期第一个大规模且长时间行用铁钱的特殊货币区域。
西北地区原本一直使用小平钱，与中原地区并无二致，但是西北地处边境，长期面临着以西夏党项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势力威胁，因此也是宋廷重兵布防之地。
该地军费开支由地方和中央共同负担，景祐元年程琳上疏说：“陕西岁费千五百万，其赋入支十之五，自余悉仰给京师。”
其后，随着西夏与宋廷战事兴起，西北地区军费激增，当地财赋根本无力负担，需要中央政府更大规模的转移支付予以支撑，西北军费因此成为宋廷巨大的财政包袱。
宋廷为缓解财政压力，于康定元年铸造当十大铜钱，并于庆历元年铸造当十大铁钱以及小铁钱。
通过铸行名义价值高于实际价值的货币来获取铸币税以弥补财政开支，但随即引发了劣币驱逐良币，以及由此带来的物价催涨等问题。
西北地区也由铜钱区转变成以铁钱为主的铜铁兼行区。因此，北宋统治地区的货币区可以分为三个主要区域：行使铁钱的四川地区。
以铁钱为主、铜铁兼行的西北地区，以及主要行使铜钱的腹心地区。
铁钱在行用上存在诸多不便，以铁钱为兑换准备的纸币———交子———逐渐在四川和西北地区流通，酿成了前两个货币区内部的一大变化。
及至北宋灭亡，北部疆域萎缩至秦岭淮河一线，南宋政权不得不对货币区进行调整。
南宋在南方和东南地区继续行用铜钱，但受制于财政困境和铜钱供应下降，宋廷于绍兴三十一年发行了以铜钱为面额的纸币———东南会子。
为了防止铜钱北流，宋廷在四川地区仍维持着铁钱和钱引并行流通的局面，并沿长江一线增设江北铁钱区。
江北铁钱区可进一步细分为淮南铁钱区和京湖铁钱区，受到四川交子和东南会子发行成功鼓舞的宋廷分别在这些铁钱区发行名为淮交、京会和湖会的纸币。
因此，根据金属货币与纸币这两种货币形态，南宋的货币区可概括为如下两部分：其一，除四川和北部边界地区行使铁钱外，其余地区主要行使铜钱。
其二，因金属铸币分区流通的差异与政府的财政需求，先后形成了四川钱引、东南会子、淮南交子和湖北会子四大纸币为主的货币区。
为建立新朝的货币制度，补充财政支用，明廷于洪武元年三月铸行了“洪武通宝”。
洪武四年，为统一市场中流通的铜钱和防止铜钱挑拣行为，明太祖“命铸大中、洪武通宝大钱为小钱。
先是宝源局所铸新钱，皆铸京字于背，其后多不铸，民间以二等大钱无京字者不行使，使故命改铸为小钱”。
其后，明廷不断整治市场中的私钱乱象，并进一步增加铜钱的供应。但受困于铜料不济、铜钱面额过小而不适合大额交易等问题。
明太祖于洪武八年发行大明宝钞，形成了钱钞兼行制度。与宋元时期信用纸币制度的重大区别在于，大明宝钞开创了中国新的纸币类型。
具有无发行准备、无兑换安排、无数量约束、无制度配套等“四无”特征，并被最大程度隔绝在实物－劳役型财政体制之外，多只执行单向的财政支付功能。
这导致宝钞在洪武时期就经历了较大幅度的贬值。明太祖为维持宝钞体制的稳定，早在洪武八年便颁布金银行用禁令，又在洪武二十七年颁布禁止铜钱行用的法令。
形成单一的国家纸币体制。然而，单纯依靠禁止金属货币的流通无法从根本上挽回大明宝钞的颓势，其在宣德之后便逐渐退出民间市场。
于是在实物－劳役征调为主的财政体制下，伴随着宝钞体制的崩解和官方制钱的停铸，地域社会开始涌现各自的自律性货币，同时伴随多元货币混杂流通的局面。
弘治十六年张文的勾勒可作为很好的说明：“云南专用海贝，四川、贵州兼用茴香银及盐布，江西、湖广用米谷银布，山西、陕西间用皮毛。”
在这些区域之外，大多是行用包括唐宋钱、制钱、私钱等为主的铜钱。邱永志曾将明中期全国货币流通状况简要概括为“行钱之地”和“不行钱之地”。
行钱之地主要包括两京之地、浙江北部、江苏、山东、河南以及北直隶以南的广大地区，以大运河一线为中心。福建、广东、山西等省也有部分地区流通铜钱。
不行钱之地则包括西南云贵川地区、华中地区、山西和陕西部分地区等。后者范围远远大于前者。然而，行钱之地和不行钱之地的范围并不稳定。
随着明中后叶货币白银化的演进，这两大货币区内部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正统元年明廷允许将南方部分地区的税粮折银，以及在此前后地方渐行的加耗折银、皂隶折银改革等。
开启了明代赋役白银化的历程。到了嘉万时期，随着海外白银大量涌入、财政折银改革趋向高潮等因素，贡赋体制对于白银的吸纳助推其逐步跨越制度和地域的藩篱。
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流通。白银的计价尺度、价值储藏、财政折纳、大额支付乃至小额交易媒介等功能日益完整。
与此同时，嘉万时期明廷多次疏通钱法失败，严重的私铸问题难以有效消除。
私钱不仅驱逐了行钱之地内部优质的旧钱，而且多被价值更加稳定的白银部分替代，呈现出“银进钱退”的趋势。
在此过程中，行钱之地大幅度萎缩，全国大半地区转而用银，铜钱仅在部分地区用于基层市场的零碎交易。
白银渐广推行，也带来了新的货币区块的出现，即核心行银之地与非行银之地。当然，明中叶白银的流通范围急速扩大，要准确勾勒出行银之地与不行银之地的范围殊为困难。
笔者认为，东南沿海、江南地区、大运河一线地带、京师以及北边边镇是主要的核心行银之地。
其他地区多是低成色称量银与其他实物货币兼行区。华北地区、西北地区等基层地区多不行银。
三、货币的变化
明代货币分区的问题较宋代更为复杂，主要体现在：其一，宋代货币区的形成多半有赖于政府的政策，呈现出较为明显和稳定的货币分区边界。
不同货币在各自的区域内流通，跨区域流通的职责则是由其他货币来承担。明代货币区大多不是政府主观划定的，而是在政府与市场的博弈与联动下形成的。
这就使得明代货币区没有稳定且明确的地域界限，各区域内的货币会因为政府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其二，宋代虽有更多显见的货币区块，但这并不代表宋廷对货币的控制力下降，而是其对货币拥有较强调控能力、有机整合能力的体现。
宋廷可以利用行政命令、借助原有货币流通基础、纳入财政体系加注信用等方式将统一的货币分隔为若干区域，能够持续供应多元货币和维系多元货币区的稳定运行。
明代的货币区则是政府低效的货币政策与市场博弈失败导致货币主导权动态下移的结果，各货币区行用的货币。
除少数行钱之地官铸制钱还占有一席之地外，其余大部分是非官方提供的产物，如白银、布帛、米谷、私钱等。
其三，宋代的货币区一经设立便具有较强的内部稳定性，能够较长时间内保持货币区的稳定运行，直到北宋灭亡，南宋则是不得已调整区划。
相较之下，明代货币区一直处于变化过程中，政府和市场这两股力量在争夺货币主导权的过程中出现动态调整。当然，这也是明廷货币整合能力、主导权不断下移的过程。
明初允许钱钞和诸种实物货币并行，但宝钞迅速崩解所造成的制度货币供给缺失，让实物货币逐渐盛行，形成了明前期铜钱和多元实物货币并行的格局。
正统以后，白银逐渐突破制度藩篱，更广融入财政体制，而这一趋势也顺应了民间市场广泛行用白银的现实，形成了行钱之地和不行钱之地中的白银渗透。
随着货币白银化深入发展，加之钱法不行和私铸问题严峻，铜钱愈发式微，银进钱退的趋势更为明显。
上述比较只是从宏观上把握宋明货币分区流通的一些特点和差异，略显宽泛，下面拟以具体的货币区来分析宋明货币分区流通在形成与运行机制中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