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文章未尽才：忆郭在贻先生
郭在贻先生（1939-1989）遗照。（张涌泉供图/图）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奇妙的。有的人经常在一起倒没有几句话，而有的人则一见面就觉得十分投缘，无话不谈。我与郭在贻先生的交往就属于后者。
齐鲁文化与《说文》根底
我与在贻先生的首次见面是在1979年9月的“楚辞班”上。其时姜亮夫先生每周四上午要给我们上一次大课，而作为姜先生助手的郭在贻有时也会来听。他可能听出我说话有山东口音，就在课间休息时来问我是山东哪个县的，我告诉他是诸城县，他连忙说：“知道，知道。诸城出的名人可多了。”旋即又告诉我他是邹平的，就是当年梁漱溟搞新农村实验的那个县。这样，我们就算认识了。
过了不久，姜先生因遭劫贼袭击，受伤住院，“楚辞班”暂停，我们都回原单位。待到第二年4月，始重返杭大。
记得是1980年6月9日的晚上，我刚吃过晚饭，在贻就到我住的宿舍（8舍338室）来了。我递给他一把蒲扇，又给他泡了一杯茶，我们便聊了起来。他先是说我们山东是个好地方，四季分明，气候宜人，物产丰富，而且民风淳厚，难怪当年汉武帝要说“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了。接着便谈起山东乡邦的文化人物，尤偏重于语言文字学方面的。我虽对此话题也有兴趣，偶尔也会插几句，但基本上是听他讲。他说，清代山东一带的朴学气氛是十分浓厚的，除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外，研究《说文》的“四大家”，山东便占了两家，即安丘的王筠与曲阜的桂馥。两位先贤的大名我是早就知道的。桂馥的隶书与伊秉绶齐名，我很喜欢。王筠与历史学家赵俪生同为安丘景芝镇人，也常听赵先生说些王筠的故事。但他们两位关于《说文》的著作，我还真没有认真读过。于是在贻便向我介绍起两家的著作来。他说王箓友（筠）的《说文释例》虽也沿用“六书”，但已从《说文》中总结出若干条公例，如“形声兼会意”“形声兼假借”等，在甲骨文发现之前，在分析文字构成方面成就最高，可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之不足。因此，要了解每个字是如何构成的，可读王氏的《释例》。王氏稍后出的《说文句读》便是以《释例》的标准来具体解释每个字的构成，极便于初学者。桂未谷（馥）的《说文义证》则是将《说文》中每个字在古书中的意义及用法都罗列出来，其对广泛了解字义很有帮助。王书的重形、桂书的重义，朱书（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的重音，再加上这门学问的“老祖宗《段注》”（梁启超语），便是清代《说文》的“四大家”，也是研究《说文》最基本的文献。他说他已将《说文》读过三遍，是以《段注》为主，并参考了其他三家。还说《段注》中的资料实在太丰富了，但写文章时要引用，则还须复核原文。因为古人引书常常只取大意，与原书字句并非完全一致。
书斋里的郭在贻教授。（郭宪玉供图/图）
谈话中，我因听说在贻曾用“仪二王斋”来命名他的居室，便提出了“高邮二王”之学北渐的问题。在贻对此也极感兴趣。他说，“二王”（王念孙、王引之）的学问的确是传到了山东，地点就在日照、诸城、安丘一带，最早的代表人物是许翰。许印林（翰）直接继承了“二王”的治学方法，其做学问的路子与“二王”完全一致。故当年王筠写作《说文释例》，每写出一部分，便会先征求许印林的意见。此后直至清末，这一带的学风仍带有明显的“二王”色彩。于是我们又谈到了丁惟汾，谈到了王献唐。丁惟汾能将方言俚语上溯至《诗经》时代，用的仍是“以声求义”的方法。而王献唐的音韵学启蒙老师便是丁惟汾。王献唐在文字、音韵、金石、考古、版本、目录之学等方面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被称为“山左三百年罕有之学者”。我听赵俪生先生向我转述过一句王献唐临终前的话语：“那俺这一肚子的学问，就这样带走了？”在贻听后也非常感慨，说：“太可惜了！倘王献唐先生再活十年，其对学术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谁知这“可惜”二字最后竟也用在了在贻自己身上，真令人痛心不已！
山东学者王献唐（1896-1960）。（资料图/图）
我们就这样聊着，聊得非常开心。在贻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总是侃侃而谈，略不经意；而我却仿佛有些领悟。我不但惊异于他读书的广博，而且已分明地感觉到，他在训诂学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既与其坚实的《说文》根底有关，同时也与乡邦文化对他的浸润是分不开的。像他的名作《楚辞解诂》（发表于《文史》第6辑），倘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写不出来的。
土伯九约 天马行空
大约又过了十来天，即6月19日晚上，在贻又到我的宿舍来了。他这次来是要通知楚辞班第二天上午到姜先生家与萧兵座谈的事，但说完正题之后又聊起来了。这次聊的主要是学界掌故及前辈轶事，而且谈话也更随便一些。那些日子杭州特别热，坐着都出汗。我照例先递给他一把蒲扇，又给他泡了一杯绿茶，于是他边挥着扇子，品着绿茶，边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而且越讲山东口音越重——当然我是全能听懂的。
他先是讲给姜先生当助手的事。当时想入室姜先生门下者颇不乏人，姜先生之所以选中他，一是因为他的学习成绩在班上排第一，二是还有高亨先生的推荐。高亨先生与姜先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同学，而且两人关系很好。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高先生读到了在贻的一份读书笔记，觉得该生是可造就之才，遂向姜先生作了推荐。当然这一切在贻事先并不知晓，他也是事后才听说的。进入姜门后，姜先生发现他的字写得不错，就让他抄稿子，有时也帮姜先生查找一些资料。在治学上，姜先生让他先立足《说文》，说这是根底；然后再从《楚辞》向外延伸。他还提到，“文革”时期，他几乎每晚都到姜先生家，听姜先生讲一些古今中外的名人轶事及学术掌故。例如，姜先生就曾跟他讲过留学法国时期，是如何与汉学家伯希和一起到塞纳河边“淘宝”的。这故事姜先生也跟我讲过，那是在我陪姜先生往黄龙洞散步的路上讲的。
后来，姜先生也常将一些重要的事情交在贻去做。例如关于中国屈原学会的成立，姜先生即委托在贻去联系全国各地著名楚辞学者以为发起人。此事最终虽然由于某种原因而未能促成，但在贻的办事能力是大家都极口称赞的。还有姜先生《楚辞通故》的《叙录》部分要先行发表，而其中的引文及典故都须注明出处，于是在贻便用了一个通宵的时间做成一篇万把字的注释，姜先生看了非常高兴。这些当然都是后话了。
除姜先生外，在贻于系内的老先生最佩服的是蒋礼鸿先生。他后来所从事的俗语研究，就深受蒋先生启发。他曾多次登门向蒋先生请教，而且两人间的关系也非常融洽。他说他将《楚辞·招魂》中的“土伯九约”释读为“土伯纠鈅”后，蒋先生十分欣赏，并为其凑成一联曰：“土伯九约，天马行空。”他说这话时的那种得意神情，至今还会浮现在我的面前。但由于他不是蒋先生的入室弟子，所以他说蒋先生一直称他为“友人”，而姜先生则称他为“及门”。
关于夏承焘先生，在贻只讲过他的两则轶事。一是某年清明节，夏先生带领几位青年教师游西湖，他也去了。但到了茶馆，要吃茶时，夏先生才发现自己竟忘了带钱，遂幽默地说了句：“一文钱难倒杭大教授。”二是某年系上一次学习会开始之前，大家都在谈论一个“怕什么”的话题。有人说怕蛇，有人说怕老鼠，还有人说怕毛毛虫。最后问到夏先生，他说怕茶壶。众人不解，于是夏先生站起来，一手叉腰，一手前伸，作茶壶状。大家才明白，原来所谓“茶壶”，乃是妇人的形象。此事蔡义江先生好像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想是在同一场合听到的，只是说法略有些出入。
青年郭在贻。（郭宪玉供图/图）
在那次的闲聊中，他还提到了北京的几位老先生，如魏建功、游国恩等。他说他的《楚辞解故》拿到北京去送审，几位老先生都给了好评，勉励有加。游先生与姜先生关系很好，姜先生还曾邀请游先生到杭大讲学，那邀请信上有两句话他一直记得：“此地虽有湖山之美，而无切磋之乐。”谈话间他瞥见我书桌有一本朱季海的《楚辞解故》，便取过来随手翻了翻，指着其中的一处地方说：“朱先生不但学问好，其人品也有仁人之风。他发现顾炎武一处引文的错误后，并没有大惊小怪，只是一笔带过，仍有为贤者讳的意思。”我接过书一看，原来是对《天问》“玄鸟致贻女何喜”一句的诠释：
“女何喜”当从一本作嘉。顾炎武《唐韵正》云：“今本嘉作喜，是后人不通古音而妄改之也。按《后汉礼仪志》引此作嘉。”今按引此作嘉，实见刘昭《注补》中，顾君偶不暇分别，然上寻古音，以订今本之误，自是解颐之论。
一句“顾君偶不暇分别”即将事情带过，接下的“上寻古音，以订今本之误，自是解颐之论”又充分肯定了顾氏的功绩，其对古人的敬重之情溢于言表。我不禁想到，在贻也正是这样做的。他的考证虽修正了许多古人及时人的谬误，但并没有指斥对方的意思，充其量也只是说句“一间未达”而已。有时对某本书的注释意见较多，最后也不忘肯定该书的成绩与优点，并称其为“大醇中之小疵”。这要放在今天的某些年轻学者身上，倘发现了大家的白璧微瑕之后，还不知要怎样地去做文章呢！
我们就这样聊着，不觉已到了夜间十一点。他看了看表，说明天还有课，遂起身告辞。有意思的是，第二天一早我刚起床，他又来敲门，说是来还蒲扇的。原来他昨晚出门时，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就走了。那一段时间整个杭州城都买不到蒲扇，他是知道的。我的一把还是从兰州带去的。此虽小节，足见在贻处事之认真。
《郭在贻文集》书影。（卢敦基供图/图）
做学问是一种乐趣
在贻常说做学问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享受。他说自己解决了一个学术难题后，那感觉就跟三伏天喝了一杯龙井茶那样舒畅。读书也是如此。他在回顾自己的读书生活时写道：“夜阑人静之时，一卷在手，青灯独对，觉得人生的乐趣，盖无过于此了……不到夜里十二时甚至次日凌晨一二时，是不会就寝的。”（《回顾我的读书生活》，《文史知识》1988年第9期）他虽不刻意追求名利，但每有文章发表，也还是很高兴的。一次，天津某刊物发表了他的一篇短文，先是寄来十本样刊，接着又收到20元稿费，他高兴地对我说：“一篇小文章，能给十本样刊就已经很不错了，还给20元稿费。”话语中流露出几分欣喜之情。
在贻平时除上课外，主要是读书与写作。他不太喜欢交际，更不愿参加一些华而不实的学术会。他在1982年6月14日给我的信中说：“近某省在搞一个屈原学术讨论会，已发邀请书要弟参加，但我并不打算去。一因课务繁忙，二因对此类华而不实之举殊觉厌烦。顷已写信回绝。”
但对于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他还是参加的。如1986年5月在浙江富阳举行的中国屈原学会第二届年会暨国际屈原学术研讨会他就与会了。但他开会从不往前坐，只坐最后一排。那次也是同样。我进会场后，他立即招呼我与他坐在一起，接着便聊起来了。他问我参加学术会最大的乐趣是什么，我说是交流，他纠正说：“是看各种人的嘴脸。”接着他请我注意，说×××是在钻营一个学会理事的位置，×××一直在同刊物的编辑套近乎，是想发文章。我顺着他的思路去观察，果然如此。他参会只是听，一般不会发言。但遇有一些学术上的不正之风，他也会直言的。还是在那一次的富阳会上，某位中年教师宣读论文时多次引用“先大父曰”，在贻立即插话问道：“是谁的先大父？是你的先大父还是马茂元的先大父？”原来马茂元在他的《楚辞选》中，每引到其祖父马其昶《屈赋微》中的话便说“先大父曰”，这位老兄便以为“先大父”是个人名，也照引了，结果闹了大笑话。在贻说像这种硬伤必须给他指出，否则会贻误其终生的。
也是在富阳期间，我们一同乘船游富春江时，又坐在了一起。他悄悄告诉我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刚刚评定他为博士生导师，他才47岁，在汉语史专业的博导中是最年轻的。他还说有些素未谋面的学界前辈也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如南京师院的徐复先生。
一代俊秀 中道而殒
在贻是农家子弟，其身体原本是很好的。他跟我说，年轻时曾跟系上的几位青年教师一同环绕西湖快走，几圈下来，也不觉得怎么累。我认识他时，看上去身体也还是挺结实的样子，脸色红红的。但谁知他竟于1989年1月10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而他辞世时，距他50岁生日即1989年1月11日只差一天。
同为训诂学大家的许嘉璐先生在《郭在贻教授墓志》中曾写道：“一代俊秀，中道而殒。凶问所至，士林潸然。”的确如此。当初我在杭大的好友告知在贻去世的消息时，我几乎就不能相信。50岁，这对一个积累深厚而正在出成果的学者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年龄，一个学术精品层出不穷的年龄！用在贻先生评价王献唐先生的话说：“倘再活十年，其对学术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在贻走后，虽给我们留下了已出版的《训诂丛稿》与《训诂学》，以及已定稿的《敦煌变文集校议》等几本名著，还有几十篇未来得及收入集中的学术论文；但他的研究计划还远未完成（弟子们正在努力完成），他的才华也还没有完全施展出来。千古文章未尽才！如今在贻去世已34年，但每翻阅他的著作，这种感觉仍不时地会袭上我的心头。
张崇琛